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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韩小蕙:眩惑、坚守与独行(吴周文 张王飞)
发布日期:2014-01-08浏览次数:字号:[ ]

解读韩小蕙:眩惑、坚守与独行

                吴周文 张王飞

(将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2期) 

自1973年在《北京文艺》发表散文《火伯伯》至今,韩小蕙已经走过了40年的文学生涯。她,从当年北京某工厂的一个小青工、到南开大学中文系七八级学生、再到《光明日报》的一位平凡记者编辑,成长为当代颇有影响的女性散文家,成长为站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大厅讲演的中国女作家,创造了属于她个人的辉煌,也为当代散文园地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业绩:从第一部纪实文学集《贿赂,贿赂》到近期的《五色眩迷》、《手心手背》,已经出版了24部散文集;其中《有话对你说》、《悠悠心会》、《体验自卑》、《女人不会哭》、《无家可归》、《美女如云》等很多作品,为广大读者所传读和激赏。除荣获“韬奋新闻奖”外,她还获得“十佳”散文家、“首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等很多文学奖项。如果要研究新时期以降当代散文思辨的现代性与人文精神,不可或缺的是韩小蕙;如果要研究当代散文理念中“載道”与“言志”的纠结及诗性的重建,同样不可或缺的是韩小蕙。她之于当代散文的创作,有着不可忽略、不可小视的意义与价值。

韩小蕙的散文创作虽然开始于她的青工年代,但正式进入创作则是在她的大学时代。用著名女评论家王绯的话说,她是属于恢复高考后的“新三级”(77、78、79),思维模式是那个时代的宿命,是“一种与骨血融在一起的不可更改的生命颜色”。〔1〕韩小蕙在《生命总不成熟》的文章里,用“成熟”与“不成熟”的概念,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形而上的追问,实际上是对她生存环境的诸多文化精神现象与问题,进行眩惑状态的思考。她曾经当面问询过老学者季羡林和张中行: “到了您这个年纪,你是觉得所有的人生问题都解决了呢,还是还有没想透的?”两位先生的回答简直一模一样:“越活越难,问题越多”。于是,韩小蕙感到自己,“眩惑不是沉湎其中,被伊迷惑;而是认识不清,思想不透……”〔2〕,质言之,经历给予她的永远是思考。

也许是因为职业的关系,韩小蕙对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关注有着特殊的敏感,时时处处都在以自己的“不成熟”去体认、去追索、去寻找她理想的答案。这可以理解为韩小蕙理性的“載道”。惟其如此,她的散文才让读者明确认识到,这是韩小蕙思想魅力之所在---那颗不死的灵魂,纠结着疑惑、困顿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焦虑与疼痛,怎样演绎着她刺你神经的一次次追问,与撕心裂肺的一声声呐喊。其实,50后的“新三级”经历了“文革”的动乱和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经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历史转折,呈现了错综复杂的文化悖论现象,每个人都得进入理性思考,都必须理性应对、理性选择、理性面对身心裹挟其中的诸多人生问题。韩小蕙作为大报的记者编辑,既要无可规避地为“发言人”的身份去完成职守,又要兼及知识精英的人文立场,这种自悖的尴尬及其自我调整,就产生了她散文的“載道”并为之诉求。她可以选择小说、报告文学去写作,但更多、更执着的是选择了散文;因为她觉得唯有散文与散文的本真,才可以更直接更自由地作为她应对人生的思想表达与生命表现,才可以让自己在“认识不清,思想不透”中再认识、再追问与再发现。阅读韩小蕙,最佳选择是从《无家可归》切入。这篇与冰心先生《我的家在哪里》相呼应(冰心的《我的家在哪里》发表于1993年3月28日《羊城晚报》,韩小蕙的《无家可归》写于1993年8月27日),同样表现着生命的焦虑和疼痛的作品,可以作为解读韩小蕙全部散文写作立场与身份认定的一把钥匙。作品里,她一改平时的低调而明确表白自己:“是报社里干活非常出色的‘业务骨干’”;接着不顾面子地抛出一份“惟一的要求就是一套房子”的“寻工启事”,因为偌大的北京没有属于她和女儿的住房,所以只能像冰心老人那样悲凉地呼喊,“可我们真正的家在哪里?”进而问责社会,问责那些有公房出租、专吃社会主义的假“寓公”:“太阳还是红的么天空还是蓝的么大地还能托得起世道人心么”?几乎与改革开放的同时,随着计划经济价值观念的颠覆与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建立,一个以钱为轴心的价值重建了“后现代”社会的人文空间,被饭店、酒吧、卡拉OK、肥皂剧等等所充塞;于是人性异化、道德沦丧、奸商诡谲、贪官腐败、犯罪率飙升,知识分子与弱势群体被挤压得精神无所皈依。这就是几千年前老子所发现与解释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3〕的文化悖论。商品化社会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自成悖论,经济越是高度发展,传统精神文明越是受到破坏。显然,韩小蕙在《无家可归》中推己及人地站在上世纪90年代囧困的知识分子立场上言说,借自己的感受体验进而说出知识群体的生存境遇。一旦当她激情澎湃的时候,那种“发言人”积习旋即消弭、而情难自禁地有了知识身份的自我彰显,她用《无家可归》等等作品,来证实她是“这一个”的、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韩小蕙。

韩小蕙自说眩惑,其实,她并非完全眩惑,而只是在文化悖论乱象面前表示了她的困惑与焦虑。当她把这种困惑与焦虑上升到哲思,便铸就了理胜于辞的正能量,眩惑便演绎成了眩惑式追问。她自信“文学是长明的火炬,千秋万代照耀人类的昏冥”〔4〕。文学得以净化读者的灵魂,一方面是由于高尚情感与道德在审美愉悦中的潜移默化,另一方面由于不可或缺的理性的发现与颖悟,舍此,便不可能是好作品,更不可能是精品与伟大的作品。对于散文来说,哲理性的思考与追问,常常是照彻昏冥、照亮人格的“火炬”。这正是韩小蕙散文思想力量的饱和之点。新时期以降的散文创作,虽然出现了一大批不容忽视的佳作精品,但很多或写人物琐事、或叙山川景物、或记历史事件、或说社会见闻等等,多流于泛泛记述和议论,缺“盐”缺“钙”,欠缺的是思想的深刻性。韩小蕙之能够超越这类亚思想、亚健康的作品,达到自己思想的深度,靠的不是别的,正是其散文中哲理的颖悟与演绎;这无疑也是她孜孜以求的审美价值取向。诸如,《渴望迷路》中从自己与同伴迷路于荒山野林,颖悟到平庸的生活会造成平庸的思想惯性,因此不妨主动寻找一些变数与挑战,从而突破循规蹈矩的羁绊,去获得“被召唤”的感觉与力量。《天街生死界》中的“人最大的痛苦不在于死,而在于灵魂的不安宁”的哲思,是来自天街上堵车所引起的“死比生来得轻松”的感悟。《快乐的理由》用各式人等的种种不同理念的回答,来比对史蒂文生“快乐”是“一种英勇的德行”的箴言。《人生难耐是寂寞》由作者个人历史与现实的体验、个人的所见所闻去质询“寂寞”生成的社会心理,告诉读者人生的自我发现,就是适者以生存的“与寂寞为伴”……在《千古男女》、《不喜欢做女人》等女人篇里,就女人的道德、爱情、婚姻等方面,进行了如何生存、如何独立、如何尊严等多方面的哲理思考。这些哲思,都是韩小蕙面对中国“后现代社会”文化悖论所产生的眩惑和在眩惑之后的理性思索,追问的内涵和外延都源于人的生存困境的忧戚体验与信息资讯。这些哲理性的颖悟,既是韩小蕙个人的体验,而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涵盖着当代人精神被放逐的、无处可以栖息的焦虑感与惶惑感。司马云杰说:“贞定人心,提醒人心,乃是今天归复大道哲学,重建人文精神的最根本的任务!只有以大道哲学贞定人心,提醒人心,排除价值思维悖谬,才能使国家民族接近人生的,也才能真正创造一个新的人文世界……”〔5〕韩小蕙用她的哲思,观照这个世界美好事物之外的错谬的表象,混沌的意象、幻象、假象,虚假的文明以及虚假的理念等等,她是想通过自己的思辨与找寻,救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与我们的人文世界。因此,笔者认为,韩小蕙的很多散文对人文世界的错谬进行着“谜”在何方的追问,它们在精神上给读者以很多深刻的启迪,是可以当作当今的“醒世恒言”来读的,也许这么说并非是没有根据的夸大其词。

韩小蕙的悖论眩惑与悖论追问,成为她散文中挥之不去的“现代情结”。这让我们联想起把自我燃烧之心举在头上、与民族一起忏悔“文革”的巴金,联想起20世纪最后一位守拙土地、归真自然的泥土诗人的苇岸,联想起走出“冬天”、进行精神出逃的刘亮程……韩小蕙与他们一起,组成了当代散文创作中弥足可贵的“普罗米修斯”家族。这些薪传鲁迅《野草》的“精神界之战士”,应该是当代散文的希望与骄傲。而韩小蕙面对文化悖论的追问与思考,则证实她是可以与苇岸、刘亮程、赵丽宏等比肩的散文家,尽管性别不同、但其精神境界同样超拔得难能可贵,同样应该得到散文界的认可。

  针对时代迁延及文学功利的嬗变,周作人提出过“載道”观念与“言志”观念两相对立循环的“循环说”,多少年来,人们把他的论断视为经典而从未对此进行质疑。笔者却在此提出质疑:“載道”与“言志”其实并非完全对立,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我们读韩小蕙的散文,就觉得她是把“載道”和“言志”两者纠结、胶着、统一起来了。也就是说,她的散文不能验证周作人的“循环说”。“循环说”未能解读单个作家的创作;验证的最终结果,反而令人信服地证明周作人提出的、与自己观念相悖的“统一说”的合理性。---他亦说过:“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6〕

如果把韩小蕙的哲思理解为“載道”,那她则完全是为取得人心天道而“言他人之志”,同时又是在言“自己的道”。笔者认为,读者不可以她作为国家媒体“发言人”或称“守门人”的特殊身份,而认定她就是宣传党政国策的“載道”说教者。假如这么理解,我们便不能阅读作为散文家的韩小蕙。我们完全相信,她作为记者、编辑在写作新闻、通讯、报告的时候又当别论。但笔者必须强调,作为散文家,她是个体的、唯我的,是一个快人快语、风风火火、率真率性、实话实说的韩小蕙。在她,很可能还没有在学理上意识到,在理念上她的创作实践恰恰提供了“載道”与“言志”取得同一性的个案。仅此,她的意义可堪称难能可贵。追究为什么韩小蕙能够在“言志”与“載道”上取得同一性,则又是我们解读她的价值所在。

也许韩小蕙接受了周作人的“统一说”,她说出了与“统一说”意思相近的属于她的一段名言:“我要求在自己的文章中,力求跳出小我,获得大我的人类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一己的倾吐表现出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7〕以“小我”的“言志”,表现并演绎“大我”的“載道”,这是韩小蕙的文章哲学。读她的任何一篇散文,都会使读者感到她是一位激情燃烧、渴望把一腔热血全部倒尽给你的“诗人”。她触动、感兴于诸多文化悖论乱象:一方面是科技爆炸、知识爆炸、市场爆炸,另一方面是人文精神萎顿而出现了侏儒化状态,即人的精神被玷污、被贿赂、被强奸、被招安,传统的人格被分裂、被肢解、被人性恶所作践。面对这一切,她心急如焚,她必须付诸纸笔写意陈情,以书写她不能自已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韩小蕙的思考与追问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很多问题。仅就女性欲望膨胀而言,就让她揪心与忧愤。如太多太俗地把“色相”作为商品价值在进行交换,以至出现了“诱倒一片、惊倒一片、肉倒一片”的世相,可谓惊世骇俗;即使周围的知识女性,也有被金钱、虚荣和权势所迷倒而把自己变成了“消费对象”。于是她不得不“不纠结、不伤痛、不歌哭”,而专此加以抨击,严正地指出,这“是‘色相交换’和道德严重滑坡现象”〔8〕。在她的“女人篇”里,念念耿耿的是关于女性人格分裂诸多的思考与追问。于是,这就形成了韩小蕙散文中反复言说的人格坚守的母题。这也是为什么她写下那么多“女人篇”的心理动因。(我认为,指称韩小蕙是女性主义者或女权主义者,反而会干扰读者思考其作品的真正价值。)

前述的悖论,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商品化社会日益剧变,无可规避地出现了官德失范、公德淡薄、商德无诚等等道德废墟化的问题。惟其如此,韩小蕙散文“言志”的最大特点,就是归一在人格意义上的自我诉求与坚守。毫无疑问,她追问社会各色人等的人格分裂、异化现象,总是以“他人---自我”的思维路径去追寻、去审问、去自塑人格的。所以,在很多散文中间,她常常忍俊不禁喊出“韩小蕙”的名字,追问世态人性与道德的同时由人及己,也在狠狠地追问自己并审视自我。她的《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怎能忘怀我的南开》、《悠悠心会》、《快乐的理由》、《有话对你说》等等,在自叙成长、交友以及日常生活的时候,皆以道德律自审自己的思想、作为与操行,能够做到不虚假、不作伪、不卖萌,常常表现出孩子般的天真和率性。这些叙写真我的作品,把一个多重社会角色的自我,透明地描画在读者面前:或者是奶奶所教育、所规范的乖孙女,或者是每天去图书馆抢位置、求知若渴的女学生,或者是与女儿一起把爱心施予“小弟弟”(猫)的母亲,或者是多少年与从未谋面的彦弟守着友情与信任的大姐姐,或者是深夜把快乐写在键盘上的女作家……如从人格表现的视角,对韩小蕙描画自己的作品去进行分析,就会理解其精神境界的真实和澄明---在退避浮躁喧闹的白天之后,回到夜的静处守着柔中有刚、表里统一的自我人格:既是对那些丑恶文化现象嫉恶如仇、直白言志,予以狠狠抨击的“精神界之战士”,又矜持着那种温文尔雅、善良贤淑的传统女性的品性。韩小蕙所景仰与寻觅的,既非争权夺利的官场人格,又非尔虞我诈的商场人格,而是归属于芸芸众生的自然人性;往细处说,在自然人性中间,韩小蕙诉求、坚守的是洁身自好、心忧天下的知识精英人格。显而易见,她散文思想中最大最多的精神支撑,是其执拗不悔的直率与坦诚,无疑,她想用人格的力量,像“黍子地里忽然生出一棵高粱”那样,守拙而不失几分浪漫地救赎自己并救赎他人。

可以说,韩小蕙的全部散文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其人格意识的涌动。除了直接写自我的散文而外,在那些为老一辈学者专家的“立传”里,也真真切切地表现了她对崇高的寻觅。换言之,这是韩小蕙对人格诉求的另一种方式的坚守。因办《光明日报》文艺副刊的需要,为她提供了与知识精英们接触和交往之便,于她可谓得天独厚。季羡林、叶圣陶、李国文、臧克家、叶君健、邓广铭、吴冠中等顶尖才俊,成为其散文叙说的、借以言志的主人公形象。在这类人物散文中,韩小蕙与他们的人格进行对话,在“文人心”交流的定势上,获得了她更为个性化的言说空间。从叶圣陶的三改遗嘱、捐献遗体等细节,写身居高位而自清自廉的德行;以《论婚外恋》等奇文的睿智超然、拒绝给大人物作序等,写布衣文学家张中行的学有专攻与不事权贵;以“学风谨严”、“严于律己”、 “只讲贡献”三条戒规的解说,写老诗人臧克家“臧门家风”及诗教的书香传承;以邓广铭的“周公吐哺”、答应约稿、替学校道歉(门卫阻拦作者进校),凸显这位历史学家的谦和与平易;以及大学者季羡林的高尚与儒雅,小说家李国文的君子恕道与低调素行,歌唱家仲伟一生为“圆梦”的“小车不倒只管推”等等。于此,韩小蕙倾注了一腔激情,是把他们当作“人格大师”来进行精神素描与特写的。如她自己所说:“坐在这样的老人身边,就像被净化了一样,心中很有一种高尚感”〔9〕;在他们身上,“其心灵、其感觉、其精神、其气韵、其境界,都氤氲在一团气象里,使我体验到什么是做人”〔10〕。作者在解读他们之崇高的时候,她自己同时也在作品里被读者解读;她为前辈大师们而震撼、感动,然后又让读者震撼、感动于她的人格呼吁与坚守。而且她的震撼与感动已经融进她的骨血里,成为其散文人格审美的内驱力,且具备了一种批判的力量。就在文学走向世俗、休闲的绝对化,走向躲避崇高、解构传统人文精神的当下,颇似张承志、张炜举起“道德理想主义”那样,韩小蕙果断地一往无前。不过比较而言,她十分理智地诉求理想人格的重建,是具实的,即面对季羡林、张中行等等现实典范进行参照而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绝非乌托邦式的想入非非。

由此笔者感悟:面对“后现代”时期文化悖论所产生的负面现象,韩小蕙怀着对人文传统大厦倾圮的担心,将重塑人格视为“人心大道”,因此,她对理想人格的肯定及对大道人格的坚守情结,无疑具有了“国家主题”的危机感与庄严使命感。短与长总是哲学地统一在一起,构成作家各自难以重复的个性和风格。如果说史铁生的散文是带来太多的“零度”与禅静,在呼喊人性的复归;那么韩小蕙的散文是怀着生命意志太多的炽热,在作有希望的“反抗”。惟其她有几分的浪漫、有太多的期待、又不忘报人的责任,故而少了一点史铁生的禅静与鲁迅的悲壮沉郁。---这就是自觉比任何时代都需要精神坚守的韩小蕙。

也许只有把韩小蕙的散文放在现今文化转型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与定位,我们才能认识其文本创造的时代特征与文化内涵。文化悖论的正、逆能量,曾经在世界范围里产生了“一战”后的现代主义文学与“二战”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同样,“文革”动乱和新时期改革开放这两段历史及其与之俱来的文化悖论,使中国文学在局部意义上出现了色调全异、同质同构的“后现代文学”,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即是标志着现时期文学在历史时空的错位之后,又与当今世界取得了同步接轨。所以,不管韩小蕙自觉还是不自觉,其文本创造总会被各种先锋思潮与现代理念所裹挟而生成某些“现代主义”的色调,进而生成了当今时代的文化诗性。

归结到韩小蕙自身来说,她在文本上追求独行的诗性又是十分自觉的。她不止一次说过:“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吃自己嚼过的馍也没有味道……创新没有捷径,只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痛苦求索……只有通过一己心底的最强烈、最独特的体验,把它用最适宜的手段和最具文采的语言表达出来。”〔11〕这段自白说明,她在散文中追求自我的创造与创新,是酷似那类下足功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吟诗派。然而,韩小蕙毕竟不是仅在文字上打磨的苦吟诗人,其诗性根源,来自于她的哲思,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歌与思是诗的邻枝,它们源于存在而达到真理”〔12〕。“一切为诗……从根本上都是一种思。思的为诗的本质保藏着存在的真理的威能”〔13〕。具体到韩小蕙,文化悖论的哲思与坚守人格的真实真率,铸就了其诗性的本质和基石。这就是说,当它们演绎为表现诗情、诗意形式的时候,也就形成了韩小蕙极富时代特征的文本审美的创造过程。

韩小蕙的“痛苦求索”,首先是寻找一种适合自己情感体验的、抒情写意的方式。她急于要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感悟倾吐给她的读者;直率和坦诚必须让她快人快语、直抒胸臆地付诸纸笔,这是小蕙式的激越与慷慨。这种男性作家才会有的抒情方式恰恰成了韩小蕙吐属的男性化特征,构成了她与一般女作家不同的、十分明显的个性。这也是其散文颇有几分大气的一个主要原因。事实上,从初期的《悠悠心会》、《有话对你说》等等开始,韩小蕙就弃绝了托物言志、情景曲包的古典传统,弃绝了豪言壮语式的图解或说教,弃绝了颂歌时代的杨朔、刘白羽式的套路,而与秦牧有几分相似乃尔。然而,韩小蕙不是集叙写、议论、抒情于一炉的秦牧,她一心诉求的,是拒绝因袭的传统与他人的套路,而走出自己的独行之路。如姑且名目,她所采用的,是面对悖论乱象的、“慨慷呼吁”型的抒情方式----即无遮蔽地把综合叙事、描写、议论、抒情等等表达元素,直接由火灼激情所统御、所主使,滚滚滔滔、万川归一,而浑成为激情表达与慷慨陈情的思想意境。从表现自我的视角来看,韩小蕙太过自我以及急于自我表达,又使很多作品的抒情形成唯自我的“独语”情态。《有话对你说》中“我”对“你”说,其实可以看成是“我”对“我”说,关于“你”的叙说,其实就是“我”思想情感自诉的载体,故而两者构成了自说自话。正如作者所说,“你”不是海、天、神,不是儒、释、道,什么“都不是”,而是“我心中…有话对你说的你”----无疑就是作者的“真我”。韩小蕙的很多散文如《人生难耐是寂寞》、《欲说还休》、《不喜欢做女人》、《为你祝福》等等,都可以如是观。这种情形只有在作家极度痛苦、极度忧愤、极度孤独的时候,才会很少出现的审美情感全方位弥散。犹似现代散文中鲁迅(《野草》的一些作品)、丽尼(《黄昏之献·急风》)、何其芳(《画梦录》)的独语等;当对听众(读者)言说的“絮语”变成只对自我言说的“独语”时,韩小蕙便在听众缺失的绝对意义上,取得了自我情愫最大值的释放,也是自我表现达到最大化的程度。不过,韩小蕙不是鲁迅、丽尼、何其芳式的小品短吟,而是数千字与近万字的“长歌行”之激歌。

指称韩小蕙散文的“思想意境”具有诗性,不仅源于主宰的激情,而且还源于其很多篇章对情境的奇妙营造。采用“虚拟”与“写实”并置且揉合起来的构思,虚虚实实地强调“我”的感觉与“我”的思维与我的情感抒写,是她的独辟蹊径。《琉璃象奇遇》中,写到作为工艺品的琉璃象与主人“我”对话并自叙“经历”,跟“我”一道眩惑与质疑世道人心,这纯属作者的心生幻象。《欢喜佛境界》的最后,写了一位住在大西北腹地的一间小屋,身兼女娲侍女、西路军战士、土匪压寨夫人、下放右派情人等数个身份的“老婆婆”,穿越历史时空地与“我”讨论“什么是女人”、“什么是幸福”的沉重话题,这是莫言小说里才会有的魔幻。《书也疯狂》写到北京一家大图书城开业的“书”,变成“冒黑烟”的炸弹、发出 “恐怖的尖叫”,“我”亦变成“飞虫”钻进在讨论会上胡乱吹捧的“王二”耳朵里,是反讽性的描写。《姿态的对比》里,“雪山”和“雪花”分别赋以了“傻瓜”与“聪明人”的彼此对立的思想,评判并问津于“IT了,WTO了,EMBA了”纸醉金迷的社会,是格林与安徒生的艺术表达。类似这种艺术表达的还有《内心的自美》,让观音菩萨开口说出了美的真谛;还有《一只金苹果》,借上帝的痛苦表达了对人性贪婪劣根性的憎恶。《一日三秋》则是以一日中经历了初秋、仲秋、暮秋景象交替与死亡作为隐喻,书写了“我”在这一天围绕着“女人何堪”的感觉体验,进行了虚虚实实地超现实情境的书写,最后证实了在“我”的梦中简·爱小姐关于“完结三秋”的谶言,全篇更像一个现代寓言的讲述……这些主观臆造的细节或情节或故事,与现实中的人物(作者)、一些真实细节和事件拼贴、会通起来,显得滑稽、荒诞、奇妙、幽默和搞笑,作者仿佛是一位童话、寓言与民间故事的讲述者。正因为如此,韩小蕙的叙写情节具有常见散文所没有的虚拟性、悖谬性、荒诞性和反讽性,进而具有了超常的“表现”性质与现代派作品的隐喻、象征意味。究其实,韩小蕙在这里融会了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些手法,旨在使自己的主观思想与激越诗情于夸张、变形中得到十倍、百倍的强调。这类酷似黑色幽默与魔幻主义的“现代”手法,在新时期至今的创作中多见之于莫言、残雪等人的现代主义小说;在超稳定性散文的创作中间,接受、借鉴现代派手法还远远没有普及,只有赵丽宏、斯妤、胡晓梦等人运用过意识流、感觉派等某些手法,曾经成功地创造过一些“现代主义”文本。而韩小蕙却独行于自己的散文实践中,多篇反复地运用黑色幽默与魔幻主义手法,在创新意义看,实为罕见与难得;她的这种大胆而独行的实验,使其散文“思想意境”在超现实、非理性中间包藏着更多的梦呓、眩惑与哲思,最终获得了诗性表达的奇异色彩。笔者以为在她获得了成功,而且为当下的散文创作,无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新颖经验。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里称:“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14〕。散文作为一门艺术,与其它艺术品类一样,艺术性的高下决定了诗性的高下。韩小蕙对自己的写作作过这样的叙说:“我写得真慢!慢得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而且绝不是用墨水写的,是用血写的。用生命写的,每个字都是用心换来的。”(15〕可见她写作时的极其严谨。笔者并不认为她全部散文都好、都是精品,即便最优秀的作家都不可能如此。但不同意秦晋先生借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席勒有一半坏作品,歌德有十分之九的坏作品’”的话,在整体上来给韩小蕙散文优劣打个很大的折扣。〔16〕事实并非如此。与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比较,避开共性的构思、结构等等表现环节而外,韩小蕙的诗性创造,还突出地表现在对文本语言艺术张力的自我诉求;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我们予以确认:

第一,韩小蕙把自我激情演绎为独语,并把独语演绎成了“大弦嘈嘈如急雨”的语言风格,是其超常的、越轨的笔致。为让读者加深感性认识,这里把她语言中常见的修辞例举如下:

 数量词反复:如“在灿烂朝霞的映照下,每一座大厦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块玻璃每一寸空间都在放射万道金光……”《无家可归》

叠音词反复:如“人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爱爱恨恨,恨恨爱爱…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得不到……”《天街生死界》

单个字顿挫:如“我…不…服…我…不…认…命…”---《为你祝福》;“韩、小、蕙、你、怎、么、搞、的、嘛……”《心中的图画》

超长句嵌入:如“纵使心腔里早已酸得长江汹涌黄河汹涌淮水汹涌太湖汹涌珠海汹涌,纵使嗓子眼里早已堵着泰山堵着华山堵着衡山堵着恒山堵着嵩山,可是眼泪……下不来。”《女人不会哭》

同句式反复:如“这样,世界便不再荒芜,道路便不再崎岖,蛇蝎便不再可怕,孤独便不再猖狂,冷漠便不再凶残,忧郁便不再不可救药。”《守着书的时候》

多暗喻叠加:如“但见两岸,是楼的悬崖,是厦的裂岸,是人的王府井;是先锋,是魔幻,是后现代;是风声,是雨声,是读书声;是故事,是诗歌,是长篇小说;是大合唱,是交响乐,是岭南Style;是鲜花盛开,是绿荫葳蕤,是旭日红霞;是改革开放,是春华秋实,是沧海桑田……”《珠江夜游》

以上种种手段,加之大量排比句式与各种创造性比喻,兼及互文叠加、强力夸张、自我呼告、多角度反讽等等修辞构思与运用,构成了充沛、磅礴的言语气势,凸显了语言外在明快放达的节奏和内在澎湃不已的诗情,生动地表现了作者命定的血之洋溢与生命之律动。于此,韩小蕙可以说是狂热地制造她的“语言爆炸”----遣词爆炸、造句爆炸、节奏爆炸、修辞格爆炸,用“出重拳”的修辞手段,使读者产生强烈震撼,以获得文本语言完全陌生化的另类新颖与新奇。

第二,韩小蕙修辞的呕心沥血,还表现在对屈原、李白、王维、徐凝、李清照、苏轼等等的古典诗词名句,对史蒂文生、梅特林克、罗曼·罗兰、惠特曼、孔子、鲁迅等等中外名人名言的大量引用,随意得左右逢源、信手拈来,恰如其分地作为表述语言的一种儒雅气质的点染与文化信息的储纳。这种引用在散文随笔中习见,不足为奇。之所以指称是韩小蕙的独行,是因为其意义不止于表现作者的学养气质,而在于与作者的悖论思考、人文关怀和艺术美的追求相生相和,故而取得了每篇作品诗性表达的灵动与和谐,成为风格中难以言释的、内在的艺术个性。而这一方面的求索,正是表现了她掌控语言的机智和百炼化柔的作派。上述两点表明,韩小蕙执意在自己的语言上打上很唯我、很唯美的印记。

一言蔽之,寻觅大道人心与完美主义的韩小蕙找到了很适合表现自我的散文体制形式,并且把眩惑、坚守、独行作为自我主要特征的定位,于是就找到了她自己。而在其“痛苦求索”之中,她自行其是、我行我素,将这些个性特征坚持得永不思悔,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与独树一帜,这就成就了作为散文家韩小蕙的激越澎湃、明快畅达的独特风格。韩小蕙给予当代散文创作的启示,正彰显于此、弥贵于此。

              2013年4月24日---5月7日初稿

 5月14日定稿

〔1〕王绯《用力追问与求索》,《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3期。

〔2 韩小蕙《五色眩惑》自序,台湾新地维护艺术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3页。

〔3〕老子《道德经》第18章,《尚书·大学·中庸·道德经》,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

〔4〕韩小蕙《在个性的天空下自言自语》跋,山东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

〔5 司马云杰《文化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6〕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50页。

〔7〕韩小蕙《我为什么要写作》,《心灵的解读》,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8〕韩小蕙《关于女性文学的话题》,《心灵的解读》,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9〕韩小蕙《我给季羡林先生当编辑》,《心灵的解读》,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10〕韩小蕙《寻找文学大师---张中行》,《心灵的解读》,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11〕韩小蕙《散文的天地有多长有多宽?》,《心灵的解读》,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12〕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13〕〔14〕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20页,第285页。

〔15〕韩小蕙《美女如云》自序,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6〕秦晋《感觉中的现在》,《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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