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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存活”现象及其规律(古 风)
发布日期:2014-01-08浏览次数:字号:[ ]

  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存活”现象及其规律(古  风)

(原载《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内容提要】20世纪是中国文论现代化的世纪,其主要标志就是从外国引进了一套新的文论话语,并由此建构了一个新的文学知识谱系。但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虽然被边缘化了,却并没有消亡,而是还“存活”着。经过调查,我们发现目前大约有134个传统文论话语还存活在现代文论与批评之中,其中常用文论话语有56个。这是一个被学界长期以来所忽视了的文艺学现象。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化,包括两个方面,即“洋化”和“本土化”。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存活现象   存活路径   存活规律

  20世纪是中国文论现代化的世纪,其主要标志就是从外国引进了一套新的文论话语,并由此建构了一个新的文学知识谱系。但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虽然被边缘化了,却并没有消亡,而是还“存活”着。这是一个被学界长期以来所忽视了的文艺学现象。本文在文献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存活问题,对于当前文论研究如何凸显中国特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发掘出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的文艺学现象

  100多年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学和中国传统文论也必然要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实质即是“西化”,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是通过本土文化的内部调节来进行,而是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方式进行的。中国文学和文论的现代化也是如此。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到各个时期大量地引进日本、俄苏和欧美的文学理论等,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20世纪共引进外国文论话语533个,其中常用文论话语有162个。因此,20世纪是中国文论现代化的世纪。中国文论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从外国引进了一套新的文论话语,而且这些外来的文论话语成为主流话语,并由此建构了一个新的文学知识谱系。所以,在一般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活动中,我们似乎只是听到了这些外来文论话语的声音,而听不到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声音,难道它们都消亡了吗?

  事实上,学界也普遍认为,中国现代文论使用的是外来话语,传统文论话语基本上没有进入现代文论体系,也就是说消亡了。难道真是这样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而提出了“存活”的新概念。所谓“存活”,主要是指古代文论的一些传统话语并没有消亡,而是被“隐性传承”了下来,以及在现当代文论和批评中的使用情况。我们认为,确实有一些古代文论话语并没有消亡,还仍然存活在现当代文论和批评的话语之中。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不过在目前的文学理论研究中,人们对于这一事实有所忽视,形成了学术研究上的一个盲区。因此,我们发掘出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的文艺学现象,并予以研究。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冲突。诸如“五四”时期的“打倒”传统、“文革”时期的“批判”传统和新时期的“反思”传统等。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是以疏远传统、搁置传统甚至抛弃传统为沉重代价而进行的。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个错觉,即认为中国现代文论是利用外来文论资源、尤其是利用西方文论资源建构起来的。这样就忽视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存在。我们认为,虽然“传统”成为“现代化”运动的对立面和被否定的对象,但是却始终能够看到它的影子。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被边缘化了,但是却并没有消亡。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情形也是如此,它们也没有消亡,而是还“存活”着。经过调查,我们发现:一是目前大约有134个传统文论话语还存活在现代文论与批评之中;二是这些存活着的传统文论话语大致分布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本体论话语系列有26个,创作论话语系列有26个,文体论话语系列有9个,修辞论话语系列有16个,风格论话语系列有22个,鉴赏论话语系列有35个;三是从这些传统文论话语的存活能力的大小来看,最具有活力的话语有两个,一个是“意象”,使用率为8次;一个是“意境”,使用率为7次。最具有活力的话语系列也有两个,一个是本体论话语系列,使用率在4次以上(含4次)者有7个;一个是风格论话语系列,使用率在4次以上(含4次)者有4个。存活力较差的是文体论话语系列,使用率在3次以上(含3次)者为“O”。四是目前存活在现代文论里的传统文论话语中,常用文论话语有56个。这些话语主要是围绕着“诗”、“文”等正统文学所展开的,真正是属于“诗文评”的理论话语。这与我国传统文论的基本状况是十分吻合的。

  总之,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存活”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事实,是一个被学界长期以来所忽视了的文艺学现象。我们将这个文艺学现象发掘出来,就既是一个新的发现,也是对于中国文论研究的一个新的贡献。

  二、揭示出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的具体路径

  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是通过以下几个路径“存活”下来的。

  1、它们存活在汉字文献之中。近百年来,我们虽然经历了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从繁体汉字到简体汉字的变通和转型,但是汉语和汉字的本质没有变。这样以来,就为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存活”提供了根本的条件和保障。

  2、它们存活在高等教育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国古代诗学批评史”、“中国古代诗学”、“中西比较诗学”、“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与批评”、“中国古代戏剧理论与批评”等一系列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的教学中;也体现在“文学概论”(或“文学原理”)、“文学批评原理”和“文艺美学”等一系列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中。通过教学,使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深入人心,获得了传承和再生的机会。

  3、它们存活在学术研究之中。20世纪关于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出现过三个高潮:即1920至1930年代,随着高校教学的需要,出现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热潮,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傅庚生等都有著作出版;1960年代,为了摆脱“苏联影响”,在周扬主持下统一编写文科教材。周扬说,编写教材时,不仅要“一手伸向外国”,还要“一手伸向古代”,要整理我们的“理论遗产”,要总结“中国文学的经验”,要发展“中国的文艺学”。这个时期,先后出版了《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和“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等,带动了古代文论研究;在19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里,古代文论研究达到了高潮,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如汗牛充栋,多得难以统计。这些研究不仅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传承了下来,而且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直接带进了现代文论和批评之中。

  4、它们存活在外国文论的翻译之中。在用汉语翻译外国文论话语时,实际上是将外国文论话语转换成汉语文论话语。翻译的过程就是中(汉语)外文论的对话过程。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运用中国传统文论中已有的话语翻译外国文论话语。诸如“诗”(poem)、“散文”(prose)、“小说”(novel)、“形象”(image)、“意象”(imagery)等。二是虽然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找不到“对等”的话语,而运用其他中国古典文献话语来翻译外国文论话语。诸如:“文学”(literature)、“风格”(style)、“情感”(emotion)、“想象”(imagination)、“典型”(typical case)等。这些古代话语虽然不是文学话语,但是通过翻译(意译)外国文论便存活了下来,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常用话语。三是根据汉语构词法规律,运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组合成一个新词,用来翻译(意译)外国文论话语。诸如:“纯文学”(belles lettres)、“灵感”(inspiration)、“现实主义”(realism)、“浪漫主义”(romanticism)、“意识形态”(ideology)等。这些外国文论话语已经“中国化”了,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主要话语。

  5、它们存活在古今转换之中。中国历代文论家既重视对于传统文论话语的继承,又重视创新和发展。所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才能够穿越数千年的茫茫历史烟云而存活至今。诸如:“诗”、“文”、“情”、“景”、“言志”、“传神”、“意境”、“神韵”、“境界”、“比兴”、“豪放”、“婉约”等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就是从古代一直传承下来的,至今还存活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中。

  6、它们存活在当代学者的运用之中。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之所以是“话语”,就因为它们在现当代的文学对话中没有退场,没有失效,仍然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如篮华增运用“意象”、“意境”、“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意境系列话语,评论云南当代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诗歌作品。又如港台学者黄维樑用《文心雕龙》的“位体”、“事义”、“置辞”、“宫商”、“奇正”、“通变”等“六观”话语评析台湾当代作家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骨灰》。因此,判断一个传统的文论话语还有无生命力,关键是要看其后人是否在使用它。如果使用,它就能够存活,它的生命就能够得以延续。

  三、概括出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的基本规律

  中国传统文论话语采取了“隐性传承”的方式存活了下来。从表面看来,“传统”好像不复存在;其实,从深层来看,“传统”并没有远去,而就在我们身旁。不过它采用了极其“隐蔽”的存活方式。中国传统文论绵延数千年,至今魅力不衰,奥秘就在于此。

  学界有人认为,中国现代文论发展是“单线”发展,即与传统文论没有关系,或者甚至与传统文论断绝了关系;只是在不断引进外国文论,并按照外国文论的模式在建构和发展。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中国现代文论发展是“双线”发展,即一条是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参照外国文论模式的发展;一条是利用传统文论资源、延续传统文论文脉的发展。前者是主线,是明线;后者是辅线,是暗线;前者是走着“洋化”(包括欧化、苏化和西化)的道路,后者是坚守着“本土化”的道路。所以,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化”也应该是包括这两个方面,即“洋化”和“本土化”。有些人将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化”仅仅等同于“西化”,这是极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近百年来,关于我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无论怎样表述,是“中体西用”也好,是“西体中用”也好,还是“中西互补”也好,都包括了“中”和“西”两个方面,而不是只有“西”一个方面。当然,提倡“全盘西化论”者大有人在,但是这种观点一直受到国人的质疑、批判和排斥。事实上,我国现代化的发展也没有选择“全盘西化”的道路,而是一直走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所以,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化”的发展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古 风:《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版。

   (原载《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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