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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视阈中的“五四”新文学社团(施龙)
发布日期:2014-11-18浏览次数:字号:[ ]

民国视阈中的“五四”新文学社团*

(扬州大学文学院 施龙;江苏省扬州市四望亭路180号,225002

《福建论坛》2014年第5

摘要:民国成立以后,“五四”新文学社团表现出对作家的个人主义本位的现代社会身份定位和意图采用现代规范处理人事关系的努力,而在围绕各自主办或主导的文学期刊所形成的组织结构方面,逐步显示出适应民国所奠定的理论上的、其实也在实际中缓缓成型的现代社会的趋势。

关键词:民国 文学社团 组织结构

引言

  民国初年,中国大陆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不同组织程度的政治社团和政党,这明显区别于晚清时期以启蒙为核心的观念认同而形成的民间文化学社。[]个中原因,在胡适看来,关键是辛亥革命“这个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缔造的中华民国这一初步的现代民主国家及由此奠定的相关法理基础,新人物、新思想、新组织都不会出现[]。民国初年,在十多年的宪政学说的影响下,出现了若干政党,统一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等等,虽然它们很难说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也存在明显的投机意图,因而很容易被具体的政治势力利用,但不可否认,这是政治对结社自由肯定的外在表现。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凡是不准政治结社的国家,一般结社也极少”[],而正是有了这些面目、用心各异的政党活动的存在,文学社团这样的“一般结社”现象才会出现并得到滋养,进而得以持续发展。

  当然,强调“民国”是新文学社团发生、发展的条件,并不是否认新文学社团所受到的传统结社的影响。事实上,那些“经由模仿成功有效的制度和习惯所做出的选择”而形成的制度,即“与传统紧密相连并受传统制约”的习惯性做法,才是最有生命力的。[]“五四”前后,中国大陆自发形成了为数甚多的文学社团,而它们差不多都是作家基于大致相同的文学观或存在共同的文学师承而聚合,又因同学、乡谊等关系而强化联系,进而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固的亚社会同人团体。这些文学社团在组织方式、组织架构、组织运行等方面既明显吸纳了传统文化社团的某些要素,保留了较多的传统色彩,也在民国所奠定的法理意义上的自由空间和逐步发展的新型社会结构中有所创新。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为了突出个性解放,“五四”时期有一种打破社会中间组织的舆论。周作人曾在1920年初的一次演讲中提及,“所以现代觉醒的新人的主见,大抵是如此:‘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胡适也有与其大致不差的观点,原因说得可能更清楚。他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里说:“试看古往今来主张个人主义的思想家,从希腊的‘狗派’(Cynic)以至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那一个不是一方面崇拜个人,一方面崇拜那广漠的‘人类’的?主张个人主义的人,只是否认那些切近的伦谊,——或是家族,或是‘社会’,或是国家,——但是因为要推翻这些比较狭小逼人的伦谊,不得不捧出那广漠不逼人的‘人类’。所以凡是个人主义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不承认这个双重关系的。”[]这样一种个体的“人”直接从广漠的“人类”获取存在支撑,同时否定束缚人的自由的若干“切近的伦谊”的言论,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打孔家店”的“五四”时代特有的“思想的空气”[],而究其实际,无论新旧,“切近的伦谊”还是必需的,条件是它促成而不是束缚人的自由。新文学社团作为文学个体与文坛整体的中介环节,是现代文学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作为文坛中间组织的关注,无疑可以推进对现代文学制度早期型态的认知。

  本文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新月社这三个本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为例,作一种提纲挈领的整体研究,具体做法是撷取最能反映它们组织、运作特色的几个关键语词从而串联起相关现象的研究方法,探究它们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出现的新特征。

“宣言”与社团成员的身份定位

  大凡一个社团成立都有正式的“宣言”(包括宣言性质的论文、创立或主办之刊物的发刊词、同人之间的通信等),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必也正名乎”的传统。从晚清民初各种社团的运作情况来看,宣言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具体章程,因为章程往往流于纸面,对每一个人的约束极为有限,而宣言则基本能说明其观点、立场。肇因于文学观念的演变,新文学社团在宣言中隐含的对作家的身份定位或期许,主要有两点区别于此前的文学社团:其一是突出作家作为“平民”的“人”的自觉,其二则是体现了现代社会分工所形成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

  第一点其实无需多论。传统的文人社团无论如何标榜,骨子里总摆脱不了精英的庙堂意识。成立于1909年的南社极为典型。南社同人在陈述文学观时,往往直接套用“朝”、“野” 对立的官民二元叙述模式,其所提倡的“布衣之诗”(柳亚子)、“草泽文学”(胡朴安)也在立意上没有摆脱这种思维模式,相应的创作内涵也限于古典文学的审美范畴[]。这种文人心态、思维实际是一兴一废的传统治乱史观在文学领域的投射,因此“史”、“野”的文学品格判别是相对的,成王败寇,依据作者的政治-社会地位而定。新文学社团成员则不同。他们出身于所谓“破落户”家庭,很少得益于传统的身份地位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相反,绝大多数进入现代工商文明所造就的社会分工之中,成为编辑、记者、作家等,已经自觉将文学视为社会事务之一种了。《文学研究会宣言》认为“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便是明证。虽然他们“在文化心态、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持着中国传统的不少特点”[11],但毕竟不再自居四民之首,而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有或正在寻觅自己的位置,自我身份认知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第二点其实是第一点的延续,这里面的关键在于自我身份明确后,理应产生一种“边界”意识,意识到“群”与“己”之间必当有别。作家作为现代社会分工之组成分子,不再高呼“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主动舍弃了修齐治平的宏大志愿,而在社会责任方面宁可采取一种有限责任的姿态。有论者指出,“文学研究会一系列文学倡导的意义即在于,他们明智地减弱了文学之于社会政治的作用力,将文学从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的纠结中析离出来,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文学独立”,而且力辩《文学研究会宣言》所谓“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指的是“文学职业化”,而非人们惯常理解的文学“为人生”[12]。细读周作人起草的“宣言”,这一分析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退一步讲,作为一种解读思路,对于后人研讨文学研究会发起人最初对作家的社会定位也是颇有启发的。当然,周作人1923年以后的文学选择最有说明性。不过文学研究会的这一立场只是大而化之的态度,虽有建立公共图书馆和著作工会的动议,其实很难落实,所以只能听任创作主流受社会思潮影响而产生“偏至”,形成“己”过多介入“群”的态势、局面。

  这方面貌似反其道而行之的是创造社,但细察郭沫若那些代为发刊词的诗或郁达夫采用极为形象化的语句作成的序跋,凸显的不过是以“群”的面目出现而其实是一“己”的那些大而无当的激烈态度[13],然而,他们在社团的具体操作层面则已然被纳入了现代社会分工的体系之中。成仿吾在《一年的回顾》中道及与几个书店的交涉便是其中一例。[14]因此,创造社同人是被动地在现代工商文明社会寻觅作家的自我角色,观其后来发展,顺应者如郁达夫,后来的游记散文卓有建树;颉颃者如郭、成,则从“文学革命”转为“革命文学”,投身实际政治活动了。

  相比于文学研究会的不够自觉和创造社的被动无奈,新月社在相当程度上是适应作家的现代社会角色的。新月社主要是一批英美留学生在“聚餐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沙龙、俱乐部性质的现代文人群落,“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15],最为一致的特点是在术业有专攻之外,保有对文学、文坛在内的各种社会事务的批评热心。他们曾公开表明:“我们办月刊的几个人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的,有的是信这个主义,有的是信那个主义,但我们的根本精神和态度却有几点相同的地方。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16]新月社作为个人的聚合体,个人是完全独立、自由的,每个人就其所关心的事务发言立论,也对之负全部责任[17],这正是胡适所谓“真的个人主义”或“健全的个人主义”[18]。不难看出,这种行事风格就是今天所谓“有机知识分子”。

  总之,创造社较多保留传统文人习气,作风接近才子、名士,而文学研究会成员多数因为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占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位,所以偏于温柔敦厚一路,二者之间的差异虽不能说是庙堂与江湖之别,但把它们的对立、纷争看成传统的朝野之争在新条件下的延续,似乎可以成立。新月社显然超越了前二者关切的中心问题,其成员大都出身颇有资财的诗礼之家,放洋后受西方风气熏染,在中学西学两方面虽各有侧重,但大体均能持平,加之回国后也往往拥有相当不错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所以自然“只求平庸,不出奇”[19]了。扩大一点说,这里的“平庸”其实是新月社同人所认识到的那些维系常态社会正常运转的各种要素,置于“民国”视阈之中,恰恰涵盖“中华”之传统要素与“民国”之革新要素两面。

“社章”与社团的实际组织结构

  中国公开活动的各种社团订立的章程施行力度及对成员约束力之轻微,大概人所共知。就三个文学社团而言,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有“简章”,创造社则是在1926年底借处理出版部问题、进行内部整顿之际推出“社章”,新月社则始终不脱俱乐部性质,从来就没有明确的规章。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社团结构要素,如血缘、地缘、学缘,这些熟人社会的关联纽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共同的特点在于,它们的组织结构方式其实相差不大,都是分别围绕几个核心人物建构起来的。

  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主要来自于浙闽苏这三个东部沿海省份。在十二个发起人中,周作人对新文学的理论阐述影响重大,但若论社团组织,当属郑振铎、沈雁冰二人[20]。文学研究会本是要办一种文学杂志而组织起来的,刚刚受命担任《小说月报》编辑的沈雁冰,成为“以个人名义,答应为他们任撰著之事”的文学研究会诸成员的枢纽[21],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终端。至于郑振铎,社交能力和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都强,“各方面联络接洽,他费力最多,成立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干事,以后一直由他经管会务”[22],此后接替沈雁冰担任《小说月报》编辑,更是发挥了双重作用,成为文学研究会贯穿始终的灵魂人物。

  创造社成员大都为当时的留日学生。在前期的重要社员中,灵魂人物自然是具有领袖气质的郭沫若,而社中其他几位元老,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陶晶孙“尝研究过创造社之解剖学说”,认为“沫若为创造社之骨,仿吾为韧带,资平为肉,达夫为皮”[23],成仿吾操持具体事务,张资平专事创作,郁达夫则以佯狂的姿态传达出“创造社不是一个组织,乃是一个运动”[24]的狂飙突进气质,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文学青年。及至成立出版部,有了自己的实体机构,社员增多,成分也稍稍复杂,创造社作为一个文学社团才真正在形式上得到完善,但旋因几个元老活动转向而风流云散。

  新月社成员大都是英美留学生(或有此背景)。它以胡适为精神领袖,居间组织的关键人物是徐志摩。徐志摩性格“轻快磊落”,“他的善于座谈,敏于交际,长于吟诗的种种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为一个社交的中心”[25],更重要的是,在欧美留学的经历使其滋生“合群”意识,对英美式结社行为产生了浓厚兴趣,因而促成了新月社这一现代中国文人俱乐部的成型。及至谋划创立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徐志摩弥合同人间的罅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作为朋友之间粘合力量的徐志摩死后,新月社也无形解散。

  由上可知,虽然几种组织方式在三个社团的组织方式在各自的建构过程中都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但还是各有侧重,如文学研究会较为倚重地缘,创造社和新月社较多凭借学缘。当然,后二者也存在差异:创造社由于孤悬海外,边缘人的心态得到强化,加之创刊的过程中遭逢国内出版界的势利眼,所以封闭排外的倾向较为明显;新月社则因成员大都人生较为顺利,所以较为开放。客观说来,从血缘到地缘再到学缘,社团组织方式的些微变动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的重要变迁[26]。民国成立以来,新的政治派别争权夺利、尚未奠定稳固的政治秩序之时,现代工商业逐步发展,乡土社会结构随之改变,人际交往方式亦不得不变。就文学社团来说,虽实际组织结构沿用传统方式为多,但就主观意图而言,都是力图适应这一新的社会发展趋势的。

  《文学研究会简章》第三条有云,“凡赞成本会宗旨,有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多数会员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而其宗旨则是笼统的“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27]创造社后出的“社章”更是显得襟怀广阔:“创造社不分性别,凡志愿加入本社,努力文化运动,依时缴纳社费者,均得为本社社员。”[28]两者都表现出超越乡土熟人社会运作模式的努力,而对比两社的社章还可以看到,文学研究会集中于社团本身的组织方面,没有明确涉及会员的权利、义务,创造社虽则同样注重组织机构的说明,但对会员的权利有所规定,这不能不说是观念上的重要进步。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依据一定规则相互交往的结构体,维持其正常运行的关键,是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对等,而这些不仅都得到了民国成立以后陆续推出的众多法律的肯定,也在这一过程中影响到众多知识人的言行。

  显而易见,新月社成员无疑是最为熟悉、也是最为适应这种交往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如前述,他们大都对“一种以人的整个性质和特征都取决于他们存在于社会之中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出发点”,而完全不是“一种以孤立的或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预设的”[29]的英美式个人主义颇为倾心,在具体事务方面,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实验主义倾向。徐志摩自认作“恭维英国政治的一个”,感佩于“他们那天生的多元主义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真配干政治”[30],各行其是而又兼容并蓄,差不多是新月社同人共同的态度和行为特点。从早期的政客、学者、作家组成的俱乐部演变到中期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时的文艺团体,新月社人员进出频繁,社内社外的界限并不森严,到新月书店创立后的后期,社团组织相对明朗化,有较为清楚的责权划分,虽然内部也发生过争执,但气氛还是比较融洽的。比如,《新月》创刊时,社长、主编的人选问题引起了一场小波澜,而相关人等都保持一种绅士风度,所以结果尚令人满意:

后来上沅又传出了消息,说是刊物决定由胡适之任社长,徐志摩任编辑,我们在光旦家里集议提出了异议,觉得事情不应该这样的由一二人独断独行,应该更民主化,由大家商定,我们把这意见告诉了上沅。志摩是何等明达的人,他立刻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新月创刊时,编辑人是由五个人共同负责,胡先生不列名。志摩是一团热心,不大讲究什么办事手续,可是他一团和气,没有人能对他发脾气。胡先生事实上是领袖人物,但是他从不以领袖自居。[31]

各人均循之前的成例处理事务,涉及社团之事则公开讨论并由众人共同决定,新月社的风气是民主的。

  综上述,这三个文学社团均依赖一二核心人物的积极活动得以成立、成型,在结社的过程中,传统的社团结构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应该承认,它们都努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趋势,意图以民主、平等的方式处理社内人事,如文学研究会的领导机构成员称“干事”,创造社的权力机构成员称“委员”之类。当然,从实际运作来看,新月社内部最为民主,而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同程度地存在领导机构成员替代普通成员发声的包办作风。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条,可能与各个社团的成员距离现代社会组织的远近特别是因之产生的立场、态度有关,而对作家来说,最为关键的就是对个人文化、文学理想与文学刊物及其背后以书局为代表的现代出版机构之间的边界、关系把握方面不够自觉。

“期刊”与社团的常规活动方式

  从现象上来看,定期或不定期的聚餐、茶会等形式往往是新文学社团成员之间交游的最普遍的方式。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其实这一点不分古今。新-文学社团有别于传统的文人学社的关键,在于新文学社团以文学期刊为媒介,与现代工商文明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然,从作家个体来看,许多人早已进入现代社会分工之中,从事种种新式职业,成为现代社会组织的一分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比例只会愈来愈高,而从整体来看,文学社团的现代特质集中体现为围绕刊物而展开的系列活动。因此,基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雅集是传统文学社团最常见的活动、组织方式,那么作为定期出版物的期刊则是现代文学社团的中心,成为其展开常规活动的基本方式。

  民国成立以来,同人社团常被后人津津乐道。典型如“新青年同人群落”,他们的影响在“五四”前后的“文化真空”时期得到放大。当他们声明自《新青年》41期起 “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32],自信、从容无以复加。这种状态或如陈独秀所言:“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个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底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这种‘百纳’杂志,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着要办的事。”[33]陈独秀心目中理想的同人杂志之两大特征,即一是“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一是“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后者指向同人杂志的形式,前者则凸显同人杂志的精神”[34],也都在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新月社的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无需赘言,这三个文学社团在它们存在期间都有较为稳固的骨干成员和基本一致的文学主张,所以,它们在文化理念上是趋近于同人社团的。

  问题在于,三个文学社团的组织活动都和它们各自主办或主导的文学刊物的兴衰同一走向:文学研究会在《小说月报》消亡后无形解散(虽然“文学研究会丛书”继续刊行至1941年);创造社在《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先后停刊后,作为文学社团已不复具有积极影响;新月社则在《新月》停刊后消散。如上述,这三个文学社团都有较为稳固的成员和一致的“主张”,因而都有自办杂志的愿望和努力,但实际情况却都不那么令人满意。文学研究会起初因为经济关系,因利乘便地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作为社团的发表阵地,但它们之间的歧异显而易见,社团注重发抒同人的文学见解,书店关心的自然是刊物的商业价值,所以二者的关系一直不够平顺。创造社更是如此。他们在创立社刊的过程中受到大书局的冷遇,及至与赵南公和泰东图书局合作的蜜月期,也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35],所以从“人办杂志”变成了“杂志办人”:“办杂志的确不是什么干脆的事情,在起初的时候大家迫于一种内在的要求,虽然是人办杂志,但弄到后来大都是弄到杂志办人去了(完全是营利性质的,当然又当别论)。”[36]郭沫若所谓“杂志办人”,多半是抱怨同人的劳碌,但如用来说明文化理想在市场法则面前的“碰壁”似更精彩,今天看来也许更准确。[37]新月社也不例外。他们集资办起了书店固然避免了书商的盘剥,但同人各有职业和抱负,“对书店经营热心程度有限、也不内行,更多‘玩票’性质……新月书店一直采取委托经营的方式,大多数同仁未有实际介入”[38],所以很难长期维持,而《新月》月刊的消亡,原因差不多同此。由此可以看到,三个文学社团随着介入市场的程度渐次加深,愈来愈感觉到市场之于文学期刊、文学社团的实实在在的决定性影响,同人社团之“义”在商业法则之“利”面前受挫。

  当然,这种情况与当时中国的形势有关。国民党当局自1927年完成形式统一之后,虽内忧外患不断,而其实在国计民生方面均取得重要成就,此时至抗战爆发的这一时期也被后人称为“黄金十年”。进入这样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人们不再像“五四”前后那样容易被一两个口号激动,文学趣味也趋于常态的多元化,所以同人社团风光不再。当此之际,“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之同人社团主导的同人刊物就不得不让位于“办公司的结合”[39]之市场化的文学期刊,而文学社团的组织活动方式也随之而变。

  文学社团的新模式在1930年代以“《现代》作者群”为代表。“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文化出版业有待恢复,现代书局出于商业考虑,“但望有一个能持久的刊物,每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带地可以多销些其他出版物”[40],推出了走中间路线的《现代》,主编施蛰存也因此特别在《创刊宣言》中反复强调刊物“不是同人杂志”[41]。虽然“许多人看惯了同人杂志,似乎不能理解文艺刊物可以是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施蛰存也“没有造成某一种文学流派的企图。但是,任何一个刊物,当它出版了几期之后,自然会有不少读者,摩仿他所喜爱的作品,试行习作,寄来投稿”[42],因而不期而然地形成某种文学潮流,“现代派”诗歌即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支。

  平心而论,“《现代》作者群”至多可以视作一个准文学社团,但其运作模式却是现代工商社会条件下文学社团活动方式的一个可资借鉴的成功案例。首先,作家(包括编辑者)与资方权责分明,不是理念上的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名士做派,而是遵守约定行事。这与创造社和泰东图书局之间的“类似友情的主奴关系”[43]相比,体现了一种现代契约精神。其次,施蛰存和他青年时代几位朋友的文学趣味固然对读者、作家有相当影响,但主观上并无同人社团的野心,而是真正做到了兼容并包,不管是用百纳、办公司、万花镜或是其他什么概念来定位《现代》,它都适应了努力通往民主之路的民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再次,《现代》的作者起初较为分散,与文学研究会相比都显得零散,但却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而有中心的格局,如同哈耶克所谓“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显示出一种渐次通向自由社会的活力。民国赖以建立的理念是虚的,建立在这些观念基础之上的实体才更能展现它们的价值。“《现代》作者群”的出现,是“五四”时期文学社团的延续,更是一种有意义的发展和完善。

结语

  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新月社这三个初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的组织形式、结构模式、运作方式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宣言”折射出新文学作家的个人主义本位的现代社会身份定位,“简章”凸显出他们意图采用现代规范处理人事关系的努力,“期刊”及其背后的现代出版业则作为工商文明运作法则的一个具体场域,引导他们逐步适应民国所奠定的理论上的、其实也在实际中缓缓成型的现代社会。

  从“民国”视角看新文学社团可以看到,文学期刊作为现代社会运行规则在文学领域一支突出的触角,对新文学社团意义重大。早期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新月社为代表的新文学社团大都抱有同人社团的文化理想,即使在进入到日趋成熟的现代工商社会时期也是如此,但他们以期刊为媒介、方式介入现实之后,却屡屡碰壁,发现不得不受制于市场规则。这对受“五四”风气熏染的新文学作家来说是一种深刻的触动。在社会情势的改变和文化理想主义精神消退以后,更能适应现实的是切实建立在民国赖以成立的现代社会理念之上的真正新式的文学社团。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项目批准号11&ZD112)、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边缘知识青年创作研究(1917-1937)”(项目批准号2014SJB771)、扬州大学校级项目“‘五四’时期文学社团结构组织研究”(项目批准号XJJ2013-04)的阶段性成果。

[]晚清时期读书人结社现象颇多,文章切磋、清议干政既是其成因,也是其运作方式,更是其期待目标或实际效应,因此仍属传统的文化学社,而非现代的社会团体。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参见丁帆:《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了的七年(1912-1919)》,《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45页。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871页。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艺术与生活》,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版。

[]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新潮》第2卷第3号,19202月。按:本文原载1920115日上海《时事新报》。

[]雁冰:《文学家的环境》,《小说月报》第13卷第11号,19221110日。

[]参见孙之梅:《南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1-384页。

[]《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110日。

[11]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12]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82页。

[13]这里面也有浓厚的传统文人“名士气”的影子。参见倪婷婷:《“名士气”:传统文人气度在五四的投影》,《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14]成仿吾:《一年的回顾》,《创造周报》第52号,192459日。

[15]梁实秋:《忆新月》,《文星》第11卷第3期,196311日,转引自方仁念选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按:“新月派”是在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出现以后时人对参与其事的若干人的统称,但其实并非有组织的团体,而在许多方面延续了新月社的作风。许多论述以为“新月派”可以向前追溯到“新月社”,其实反过来说似乎更有道理,“新月派”不过是“新月社”一个自然的延伸,只是在1930年前后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被赋予了特别内涵。本文以新月社总称这两个阶段。

[16]《敬告读者》,《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19299月。

[17]梁实秋如是回忆他与左翼文坛的论战:“我是独立作战,《新月》的朋友并没有一个人挺身出来支持我,《新月》杂志上除了我写的文字之外没有一篇文字接触到普罗文学。”参见梁实秋:《忆新月》,方仁念选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18]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新潮》第2卷第3号,19202月。

[19]《“新月”的态度》,《新月》创刊号,1928310日。

[20]茅盾后来回忆说,当时“郑振铎与我被视为‘把头’”。参见茅盾:《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8页。

[21]参见《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1921210日。

[22]叶圣陶:《略叙文学研究会》,《文学评论》1959年第2期,1959425日,转引自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0页。

[23]陶晶孙:《记创造社》,《牛骨集》,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版,转引自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7页。

[24]周毓英:《记后期创造社》,《申报月刊》复刊第3卷第5期,1945516日,转引自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1页。

[25]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郁达夫文集》(3),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185页。

[26]费孝通认为,“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并且指出,“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5页。

[27]《文学研究会简章》,《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110日。

[28]《创造社社章》,《洪水周年增刊》,1926121日。

[29][]F.A.冯·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30]志摩:《这回连面子都不顾了》,《现代评论》第1卷第2期,19241220日。

[31]梁实秋:《忆新月》,方仁念选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2]《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4卷第3期,1918315日。

[33]独秀:《随感录七十五 新出版物》,《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115日。

[34]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35]郭沫若后来有言道:“我们之为泰东服务,其实又何尝不是想利用泰东。”参见郭沫若:《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36]郭沫若:《关于〈创造周报〉的消息》,《晨报副刊》1925512日。

[37]具体论述参见刘纳《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七章。

[38]刘群:《饭局·书局·时局——新月社研究》,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页。

[39]《钱玄同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2页。

[40]施蛰存:《〈现代〉杂忆》,《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41]《创刊宣言》,《现代》创刊号,193251日。

[42]施蛰存:《〈现代〉杂忆》,《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4页。

[43]郭沫若曾如是表明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的关系:“泰东老板对我们采取的是‘一碗饭,五羊皮’的主义……我们不曾受过他的聘,也不曾正式地受过他的月薪。我们出的书不曾受过稿费,也不曾算过版税。他以类似友情的主奴关系来羁縻着我们。我们所受的恩惠虽是有限,而所尽的义务却没有可言满足的一天……这些正是我们那时候还受着封建思想束缚的铁证,并不是泰东能够束缚我们,是我们被旧社会陶铸成了十足的奴性。”参见郭沫若:《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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