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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人性论辨析(刘瑾辉)
发布日期:2014-05-25浏览次数:字号:[ ]

焦循人性论辨析(刘瑾辉)

(本文发表在《求是学刊》2014年第3)

(扬州大学文学院扬州 225002

要:焦循是清代对孟子性善说申发最用力者,他强调:“性,生而然之也”,其人性论立论基点是:“智,人也;不智,禽兽也”,故人性善,禽兽之性不善。并多角度致力于辨明人性善。认为:人具“四端”、人能知、人可教而明、人知情有欲求精妍、人可使“欲”从自然达至必然、人知尊贤采善、人知权善变、人可“旁通”情欲,故人性善。在承认人性是本然之性,生而有之的前提之下,以人兽对比,着力证明人具“四端”的社会属性是善的,以文明、智慧力证人性善,前后论证主体不一,自相矛盾,缺乏严密的逻辑性,难以令人信服。

关键词:焦循;人性论;《孟子正义》

清代对孟子性善说申发最用力者是焦循,他的《孟子正义》释孟部分,致力于辨明为什么说人性善。焦循认为:“性,生而然之也。”[1](737)“举仁义礼三者而善备矣,……举智仁勇三者而德备矣,曰善曰德,尽在实之谓诚。”[1](509)故仁义礼智信即为善。焦循为证人性善,多角度力辨之。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里堂论学极多精卓之见,彼盖富具思想文艺之天才,而游于时代考据潮流,遂未能尽展其长者。然即其思想上之成就言之,亦至深湛,可与东原、实斋鼎足矣。其立说之最明通者,为其发明孟子性善之旨。”[2](502 )所以焦循人性论历来多受推崇。

历史上性善之说,多表现为辨者概念模糊,底气不足,语势不强,所以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而焦循则打破传统思维的桎梏,独辟蹊径,用人物对比辨明人性善,物性不善。从能知到可明,从人有“四端”到人欲可至必然,从知尊贤采善到能权善变,从知情欲求精妍到能旁通利贞,最后达至人有神明之德,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ZX04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YJA720017;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ZXB004

  作者简介:刘瑾辉(1961-),男,江苏淮阴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学术研究。

步为营,层层推进,气势磅礴,咄咄逼人,思维独到,理论自成体系,影响深远。但焦循人性论也存在论证主体不一,自相矛盾,情理不合,推论缺乏逻辑的地方。本文将予以辨析。

一辨“智,人也;不智,禽兽也”,故人性善,禽兽之性不善。

  《孟子·离娄下》曰:

  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

  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

  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

  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3](196

  在人性和人性修养问题上,孟子所谓“行其所无事,是指不多事、不惹事,

但不能无为;既不能完全不用心智,也不能心智用得过度,以致走向“凿

《孟子正义》曰:“故,即苟求其故之故。推步者求其故,则曰至可知;言性者顺其故,则智不凿。《易·文言传》云:利者,义之和也。《荀子·臣道篇》云: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修身篇》云:以善和人者谓之顺。《诗·郑风》:知子之顺之。笺云:顺,谓与己和顺。利之义为顺,故虞翻《易》注谓巽为利,是利为顺其故也。……孟子独于故中指出利字,利即《周易》元亨利贞之利。《系辞传》云:变而通之以尽利。《彖传》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利以能变化,言于故事之中,审其能变化,则知其性之善。……通者,通其故之利也。察者,察其故之利也。明者,明其故之利也。故者,事也。传云:通变之谓事。非利不足以言故,非通变不足以言事。诸言性者,据故事而不通其故之利,不察其故之利,不明其故之利,所以言性恶,言性善恶混,或又分气质之性,义理之性,皆不识故以利为本者也。孟子私淑孔子,述伏羲、神农、文王、周公之道,以故之利而直指性为善,于此括全《易》之义,而以六字尽之云:故者以利为本。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此利不利之间,利不利即义不义,义不义即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则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则不智也。”[1]( 584)焦循认为“智”就是“能知宜不宜”。所以在此基础上,焦循异乎寻常地提出:“智,人也;不智,禽兽也。”[1](586 )人因有“智”而性善,禽兽无“智”而性不善。以此为立论基点,焦循全面申发孟子性善之论。

人因有“智”而性善,禽兽无“智”而性不善。这个立论基点不实,不牢靠。焦循云:“能知宜不宜,则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则不智也。”并不能肯定知宜即能行宜,那么如果知宜而不行宜,那么说明性善乎?性恶乎?如果说人因有“智”而性善,是否可以说人因有“智”而性恶?一是因为“智”是基于人的生理属性而发展起来的社会属性,非本然属性;二是人因有“智”,可以张扬人的社会属性之善,可达至“至善”;反过来说,“智”亦可使恶达到“至恶”,这也是禽兽所不能也,是否可以说人因有“智”而性恶呢?所以焦循以“智,人也;不智,禽兽也”为立论基点来证明人性善,基础不实,承载不了人性善这一巨型“大厦”。

二辨人因“四端”而性善。

《孟子·公孙丑上》曰: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

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

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

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

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

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3](79

孟子言没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非人也,此“人”乃大写之“人”,是具有伦理道德之“人”,而非生物体之“人”。因为呱呱坠地之婴儿,不会产生不忍人之心,半岁之婴,不管见孺子将入于井还是入于火,都不会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因为他们还是小“人”,没有正常思辨能力,没有伦理道德,虽有四体,但没有四端。所以孟子所言四端、四体都是指能明善恶、能辨是非的大“人”。

《孟子正义》曰:“孟子道性善,谓人之性皆善,禽兽之性则不善也。禽兽之性不善,故无此四者。禽兽无此四者,以其非人之心也。若为人之心,无论贤愚,则皆有之矣。孟子四言非人,乃极言人心必有此四者。”[1](756 )人因有仁义礼智,而成为宇宙中唯一有情有义之精灵,故人性善。《孟子》“以情之可以为善明性善,此又以心之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明性善也。惟性有神明之德,所以心有是非;心有是非,则有侧隐、羞恶、恭敬矣。”[1](756 )“人生矣,则必有仁义礼智之德,是人之性善也。若夫物则不能全其仁义礼智之德,故物之性不能如人性之善也。” [1](740 )焦循强调“四端”是人心之所出,性之所有,人性善乃人之本然之质,人性中无此“四端”,人性将如物性,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是因为人有“四端”。我们认为此言可辨。

首先,此四端乃人的社会属性,是后天在“善”的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是人和禽兽的本质区别。这种区别主要在于人总是劳动、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60 人是具体的、生活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的一切行为不可避免地要与周围的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如生产关系、性爱关系、亲属关系、同事关系等等。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必然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形成了人的社会属性。人除了有孟子所言的“善”端,人还具有冀生畏死、好逸恶劳等“恶”端,是后天在“恶”的环境中熏陶出来的。如果人因有善端而定人性善,是否也可因人有恶端而定人性“恶”?其次,此四端是一定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下而被普遍接受的“正能量”,并不是有人就有此四端的,比如奴隶社会,奴隶主视奴隶为私有财产,任意处置,随意凌辱或赠送,甚至可以杀奴隶取乐,此时人性中的四端不显。所以荀子说:“争夺生而辞让亡焉,残贼生而忠信亡,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所以人具“四端”只可说明人性可以趋善、可引而善,而且此“善”还是人的社会属性,不可断言人性一定善。

三辨人能知故性善。

焦循在《孟子正义》中,反复言人能知,禽兽则不能知,所以人性善。为此,他从三个方面加以辨明。首先,人知义,禽兽则不知。他说:“饮食男女,人有此性,禽兽亦有此性,未尝异也。乃人之性善,禽兽之性不善者,人能知义,禽兽不能知义也。因此心之所知而存之,则异于禽兽。”[1](568 )焦循强调人能知故善,换句话说人因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而性善,殊不知人不仅能知,还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3](175);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3](260 ),而不能“知”的禽兽,却不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故此“知”不能证明人性善。

焦循云:“孟子言良能为不学而能,良知为不虑而知。其言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则不言无不能爱其亲也;其言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则不言无不能敬其兄也。盖不虑而知,性之善也,人人所然也。”[1](899 )焦循认为:人亲亲敬长,乃不虑而知也,虽有不能或没有做到亲亲敬长的,但无有不知的,而禽兽不仅无亲其亲的意识,更不懂敬其长,所以说人性善。此处有两点需辨析:一是半岁婴儿,只知吸乳,不会叫母,更不知有父,即使亲母,也是本能,而非人性,若是人性,怎不知亲父,此时连男女都不分,是否能辨父、叔与恩仇?是否能知善恶?二是禽兽不知亲其亲,而不亲其亲,是无知,不能说明禽兽之性恶;而人知应该亲其亲而亲其亲,是社会伦理道德教化使然,否则会受到社会谴责。知应该亲其亲而不亲其亲者多矣,此乃本性使然,还是环境使然?此说明人性善乎?人性恶乎?

焦循还认为人能知又能觉,禽兽则不能,故人性善。“圣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礼,而民知有人伦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兽,禽兽不知也。禽兽不知,则禽兽之性不善,人知之,则人之性善矣。圣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觉于善,则人之性亦能觉于善,第无有开之者耳。使己之性不善,则不能觉,己能觉,则己之性善。己与人同此性,则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同此饮食男女,嫁娶以别夫妇,人知之,禽兽不知之;耕凿以济饥竭,人知之,禽兽不知之。禽兽既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虽为之亦不能善。然人之性,为之即善,非由性善而何?人纵淫昏无耻,而己之妻不可为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纵贪饕残暴,而人之食不可为己之食,因心知之也,是性善也。故孔子论性以不移者属之上知下愚,愚则仍有知,禽兽直无知,非徒愚而已矣。”[1](317 )焦循认为,饮食男女,人与禽兽之所同,人有知而守婚姻之礼,因有觉而懂夫妇之别,禽兽则不知之,更不能觉之。人能由愚昧迈向文明,由原始人进化为文化人,禽兽则只能永远愚昧,更不可能产生文化,所以说人性善,禽兽之性不善。若如焦循所言,人具四端,能知能觉,理应知己之妻不可为人之妻,知人之食不可据为己之食,那么弱肉强食否是为人性体现?而强取豪夺、欺男霸女、杀父夺妻是无知无觉,还是知觉使然?“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5](504 ,皆是能知能觉使然。因为小偷亦有逻辑,认为盗窃只是将财物置放于不同地方而已,此乃人之能知能觉、高明之处也,是“智”的显现,禽兽无法比及,是善还是恶?此说明人性善乎?人性恶乎?

焦循同时认为人能知而又知,有知且能辨精粗美丑,故人性善。曰:“知知者,人能知而又知,禽兽知声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妍而恶丑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而恶疏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恶腐也;非不知声,不知好清而恶浊也。惟人知知,故人之欲异于禽兽之欲,即人之性异于禽兽之性。”[1](739 )人不仅能知声,还能辨音之清浊;不仅知色,还好美恶丑,不仅知食,还好精恶粗,不仅能知,还能一知再知,所以人性善。果真如焦循所言,人好美恶丑,好精恶粗都是人性善的表现,那么朝三暮四、喜新厌旧都显人性善?那么荀子所言“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也都显人性善?若是,是否还有善恶之分?

四辨人可教而明,可引而善,故人性善。

焦循认为人可教而明,故人性善。人不仅有知,而且可教,能启而发。“人之有男女,犹禽兽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无别,有圣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礼,而民知有人伦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兽,禽兽不知也。禽兽不知,则禽兽之性不善,人知之,则人之性善矣。……世有伏羲,不能使禽兽知有夫妇之别;虽有神农,不能使鸟兽知有耕稼之教;善岂由为之哉?文学技艺才巧勇力,有一人能之,不能人人能之,惟男女饮食,则人人同此心。人不能孝其父,亦必知子之当孝乎己,不能敬其长,亦必知卑贱之当敬乎己。子让食于父而代劳于兄,此可由教而能之,所谓为之者善也。然荀子能令鸟让食乎?能令兽代劳乎?此正率性之明证,乃以为悖性之证乎!”[1](318 )即人能受教明理懂礼。焦循强调:人与禽兽同有饮食男女,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则在于人不仅有知,而且能教而明,禽兽则无知,更不能受教,故人性善。“禽兽之性情,不可教之使知仁义也。同此饮食男女,人有知则有伦理次序,察于人伦,知人可教之使知仁义也。”[1](568 )“以教化顺人性为仁义,仍其人自知之,自悟之,非他人力所能转戾也。”[1](734 )也就是说,人可教而尊人伦,知仁义。禽兽不仅无伦理仁义,且教而不明。另外,“圣人教民,民皆知人道之宜定,而各为夫妇,各为父子,以此教禽兽,仍不知也。人之性可因教而明,人之情可因教而通。禽兽之性虽教之不明,禽兽之情虽教之不通。” [1](756 )焦循言人性可因教而明,情因疏而通。禽兽则虽教不明,虽疏不通。因此禽兽之性不善,人之性善矣。此处有两点可辨:一是人之可因教而明之性,是人性吗?此与焦循所言“孟子言良能为不学而能,良知为不虑而知”[1](900)“性,生而然之也。”[1](737 )不是前后矛盾吗?人性何须教也?二是人可教而明,但也有人可教而不明,甚至心明而行更违仁义,更懂如何避人耳目,更懂如何逃避法律制裁,这是禽兽之性不能达到的,此乃“至恶”,由此是否可以推断人性恶?

焦循还认为人可引而善,故人性善。焦循《性善解》云:“禽兽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恶。人之性可引而善,亦可引而恶,惟其可引,故性善也。”[6](卷一)此处亦有两点可辨:一是焦循云“禽兽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恶。”说明禽兽之性无善无恶,那么焦循说“智,人也;不智,禽兽也”。人因有智而性善,禽兽因无智故性不善,似乎自相矛盾。二是人之性惟其可引,故性善,太武断。因为可引而善,但不能断言引一定能善。焦循还说“亦可引而恶”,如果说可引而善,故人性善,那么可引而恶,能否言人性恶?事实上引而不善、不引亦能恶多矣!此充分说明焦循人可教而明,可引而善,故人性善的推论不合逻辑。

五辨人知情有欲求精妍,故性善。

历史上有许多学者将情欲与善完全对立起来,而焦循则认为知情有欲求精妍是人知善、懂善、求善的极佳表现。“知知者,人能知而又知,禽兽知声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妍而恶丑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而恶疏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恶腐也;非不知声,不知好清而恶浊也。惟人知知,故人之欲异于禽兽之欲,即人之性异于禽兽之性。”[1](739 )“人生而后有情有欲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给予欲者,声色臭味也,而因有爱畏。发乎情者,喜怒哀乐也,而因有惨舒。辨于知者,美丑是非也,而因有好恶。声色臭味之欲资以养其生,喜怒哀乐之情感而接于物,美丑是非之知极而通于天地鬼神。声色臭味之爱畏以分,五行生克为之也。喜怒哀乐之惨舒以分,时遇顺逆为之也。美丑是非之好恶以分,志虑从违为之也。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声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具,故有喜怒哀乐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尽美丑之极致,大之能尽是非之极致。然后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1](754 )荀子言人性之恶源于“欲”,而焦循则认为“性之善,不为情欲所乱,性能运情,情乃从性,则情可为善。”有两点值得思考:第一,焦循认为惟人之知,小之能尽美丑之极致,大之能尽是非之极致。“大之”、“小之”肯定是性之体现,此处读者不能单单认为焦循强调的是“美丑”和“是非”之前者,实际上焦循也承认人也能尽丑之极致,能尽非之极致,是否是性之体现呢?也许焦循是强调前者,强调前者也不能证明人性本善,若承认后者即可证明人性本恶。第二,若是遂己之欲,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广之能达人之情,此乃理想之“善”,是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最高境界。而现实中往往是遂己之欲者,灭人之欲;达己之情者,抑人之情。所以焦循以情欲言善,此善是理想之善,而不是人性之善。焦循言人性之善,不为情欲所乱,性能运情,情乃从性,则情可为善。只是“可以”为善,事实上焦循也不相信一定善。此不为情欲所乱,性能运情,都是在假设性善的前提之下才会呈现的,并不能证明性是善的。性可以运情,但无法证明不为情欲所乱是性之本然,若是,为什么人们称赞“坐怀不乱”,若性本善,不为情欲所乱,“坐怀不乱”是本然,还需称赞?若此“乱”是乱性,那就证明人性善不成立;若是乱伦,那就证明人对欲的追求是无度的,若有度,也是因为外在约束或自身条件所限。那就说明人性本善命题有误。

焦循还云:“人能好色,鸟兽不知好色。惟人心最灵,乃知嗜味好色,知嗜味好色,即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理义之悦心,犹刍豢之悦口,悦心是性善,悦口亦是性善。”[1](764 )理学家将欲、善对立,焦循则极言人欲之善。难能可贵的是,他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到人性之所以能够趋善,即源于人有欲、有情、有知,禽兽有欲无情更无知。事实上,人的社会属性之所以可善,除了人有欲有情并且有知,还在于求精妍,弃粗丑。人之情欲好精妍,乃进步文明的象征,在情欲之中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具有审美价值。但焦循认为惟人心最灵,就是说人有智慧,所以嗜味好色;嗜味好色即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似乎缺乏逻辑性。人常因嗜味好色,更易忘记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换句话说,人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嗜味好色才能显示“善”与“美”,否则就会凸显“恶”与“丑”。理义之悦心,犹刍豢之悦口,可信。悦心是性善,悦口未必“善”,更不可能断言性善,因为悦口若是窃取豪夺或嗟来之食,那就是恶,是否说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有恶?

六辨人可使“欲”从自然达至必然,所以人性善。

“善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一事之善,则一事合于天,成性虽殊,而其善也则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此之谓自然之极致。”[1](387 )“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归于必然也。归于必然适全其自然,此其为自然之极致。《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常,好是懿德。凡动作威仪之则,自然之极致也,民所秉也。自然者,散之普为日用事为;必然者,秉之以协于中,达于天下。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知其性,则知天矣。”[1](877 )焦循认为善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此处善是纯粹中正,性是实体实事,那么纯粹中正是理想、最佳,严格讲只是一个“中”的点或线,甚至是巧合,此巧合并非人性之本然。性是实体实事,也就是人生之事,那么人生之事,要想达到纯粹中正并非易事,换句话说,就是偶尔幸遇,也不能证明人性善。焦循还认为善是必然,性是自然,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此之谓自然之极致。也就是说,自然之性,达到必然状态才是善的。自然之极致才达到必然,才是善的,否则不善,因为自然到必然是两极,若两极是善,那么自然也就不需要达到和追求必然状态了。若两极是善,过程还会有不善吗?或者说,自然之性达不到必然也是不善的。正因为自然之性不善,才追求必然之“善”性,所以焦循实际上承认人的自然之性不善,也承认人性中有恶,否则也就无所谓“纯粹中正”了。

“惟据才质而言,始确然可以断人之性善。人之于圣人也,其才非如物之与人异。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无节于内,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践乎中正,其自然则协天地之顺,其必然则协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语于此。孟子道性善,察乎人之才质所自然,有节于内之谓善也。” [1](766 )焦循强调人之有灵,不仅有“四端”,通“五常”,还能居天地之中正,“适完其自然”,达到自然之极致,使人不乱纲常,尽享食色等人间之欲。关键问题是人有“四端”,懂“五常”,常不能居天地之中正,难“适完其自然”,达不到自然之极致,为追求人间食色而常常有违人伦纲常,这也是人之有“灵”的显现,因为禽兽无“灵”,不懂“四端”、“五常”,所以禽兽之性不显善恶。人有“四端”、“五常”,不能居天地之中正,有违人伦纲常,那就是恶。此说明人性善乎?恶乎?

七辨人知尊贤采善,故人性善。

焦循曰:“性之善,在心之能思行善,故极其心以思行善,则可谓知其性矣。知其性,谓知其性之善也。天道贵善,特钟其灵于人,使之能思行善。惟不知己性之善,遂不能尽其心,是能尽极其心以思行善者,知其性之善也。”[1](877 )人既能知恶明善,还能弃恶从善。禽兽不仅不知善恶,更不可能弃恶趋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然闻见不可不广,而务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1](559 )禽兽之性所以不善,是因为禽兽只能追求本能的“欲”的需要,这种需要基本上是生存之需,完全处于昧的状态。所以禽兽之性无所谓善恶,因为永远处于“昧”的状态。而人自知男女人伦,饮食耕稼,就已经脱离愚昧,迈向文明。不仅有真的追求,善的表现,美的享受,还知善行善,知择善进圣。关键是人脱离愚昧,迈向文明之后,追求的不一定是真,表现出来的未必善,享受的不是人伦之美、道德之美,而是一己之“美”、变态之“美',知择善进圣,常常择恶近匪似盗,显现的是人性还是兽性?证明人性善还是人性恶?

“孔子曰:五十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以无大过,即是可为善。性之善,全在情可以为善;情可以为善,谓其能由不善改而为善。孟子以人能改过为善,决其为性善。”[1](756 )焦循认为人性之善,不仅表现为知善,尊贤采善,还表现于知恶,弃恶从善。有两点值得思考:第一,孔子此话意思是可以无大过,不是绝对无过,说明可以为善,但不一定为善,暗含人性有恶。若是人性本善,那么应该是不学无过,学而更无过。孔子说可以为善,说明人受伦理道德教化后,可以为善,说明善非本性。第二,人可弃恶从善,也可弃善从恶,若弃恶从善就可言人性善,那么弃善从恶是否可言人性恶?

焦循还云:“义可为乃为之,义所不可为则不为。人能知择,故有不为者,有为者。”[1]( 553)“惟人皆实有此性(善性),故人人能择善。”[1](510 )焦循在此想说明的是:禽兽不知善,不能尊贤采善,更不知恶,善恶于禽兽而言一也。因为人有“四端”,懂“五常”,所以知尊采贤善,弃贬愚恶,故知可为和不可为,义则为之,不义则不为。而禽兽不知何谓可为与不可为,故可为与不可为都可能为,也都可能不为,所以人之性善,禽兽之性不善。需要思考的是:禽兽不知善恶,更谈不上尊采善恶,善恶于禽兽而言一也,故禽兽之性无善无恶。关键是人有“四端”,懂“五常”,还常见知善不采,知恶不弃,知不可为而为之,懂义而不行义,还能丧天害理,更有禽兽不如之人,此显人性还是兽性?显人性,说明人性不善,显兽性,因为焦循说禽兽之性不善,故亦说明人性不善。

八辨人知权善变,故人性善。

“人之性善,故其心能变通。”[1](875 )“盖人性所以有仁义者,正以其能变通,异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则仁也。知其不宜,变而之乎宜,则义也。仁义由于能变通,人能变通,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岂可以草木之性比人之性?……人有所知,异于草木,且人有所知而能变通,异乎禽兽,故顺其能变者而变通之,即能仁义也。”[1](735 )焦循言人知理行于礼,但在实践中,又不能不顾实际而执“理”,不尽人情而死守所谓“礼”,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人知权善变,人知权善变故人性善。焦循认为“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则仁也。”以己之心通乎别人之心,未必仁也。若自己见色就起淫意,也知别人如此,可谓仁也?“知其不宜,变而之乎宜,则义也。”若某歹徒本想实施抢夺,但因众目睽睽,抢夺显然不合时宜,那么就改为窃,这也是知宜与不宜,难道此属义?“仁义由于能变通,人能变通,故性善。”能变通未必仁义,能变通未必能证明人性善。反之,不能变通,也未必不仁义,比如愚忠愚孝,要看结果和影响,方可判断其是否仁义。换言之,能变通也要看动机与结果,所以能变通不能证明人性善。

焦循曰:“权者何?权者,反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权之设,所以扶危济弱,舍死亡无所设也。……赋此诗以言权道,反而后至大顺也。说者疑于经不可反。夫经者,法也。制而用之谓之法,法久不变则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变则不善,故反而后有善。不变则道不顺,故反而后至于大顺。……权者,变而通之之谓也。……孟子不枉道以见诸侯,正所以挽回世道,矫正人心,此即孟子援天下之权也。……权外无道,道外无权,圣贤之道,即圣贤之权也。”[1]( 521-522)“圣人以权运世,君子以权治身。权然后知轻重,非权则不知所立之是非,鲜不误于其所行,而害于其所执。……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又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豺狼,禽兽也。禽兽不能转移,人则能转移。自守于礼,而任嫂之死于溺,此害于礼者也。援则反乎礼而善矣。”[1]( 521)此需辨明两点:首先,并不需要见“经”就反,反经未必有善,若反经就有善,那世间也就不会有“经”了,因为经本来是为善而设,只有当“经”不合时宜,才需反“经”,当顺应时事的新“经”生,它有一个相对应时的时间段。其次,嫂溺不援,是豺狼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嫂溺不援,是因为常见嫂不溺而援,此非豺狼,而是色狼。色狼多故有“礼”生,此礼是因为人性中有见色起淫之本性,故以礼束之。所以嫂溺不援,不怪豺狼,应责色狼。是因为人性中之本然,不教而能,不学而好。此言人性善乎?人性恶乎?

焦循还云:“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尧、舜以变通神化治天下,不执一而执两端,用中于民,实为万世治天下之法。”[1](318)“因事转移,随时通变,吾心确有权衡,此真义内也。”[1]( 746)焦循认为人知事异时移,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变化,与时俱进,故人性善。而禽兽既不知事异和时移,更不可能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其行为,不可能与时俱进,永远处于愚昧不可移的本能状态,故禽兽之性不善。理论上讲,人知事异时移,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变化,与时俱进,一般意义上讲是有“善”的结果,但并非必然,也不能据此证明人性善。比如现在侦查手段趋于现代化,明抢少了,因为明抢很容易就会被抓。现在改为暗强,用高科技手段,伪造别人信用卡,破译别人信用卡密码,甚至突破金融机构安全设置,将他人千百万财产轻易据为己有,此乃人知事异时移,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变化,与时俱进,能证明人性善吗?

九辨人可“旁通”情欲,所以性善。

《孟子正义》云:“孟子性善之说,全本于孔子之赞《易》。伏羲画卦,观象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俾天下万世,无论上智下愚,人人知有君臣父子夫妇,此性善之指也。孔子赞之则云:利贞者,性情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禽兽之情,不能旁通,即不能利贞,故不可以为善。情不可以为善,此性所以不善。人之情则能旁通,即能利贞,故可以为善;情可以为善,此性所以善。禽兽之情何以不可为善,以其无神明之德也。人之情何以可以为善,以其有神明之德也。神明之德在性,则情可旁通;情可旁通,则情可以为善。……孔子以旁通言情,以利贞言性,情利者,变而通之也。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己之好货,而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因己之好色,而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如是则情通,情通则情之阴已受治于性之阳,是性之神明有以运旋乎情欲,而使之善,此情之可以为善也。故以情之可以为善,而决其性之神明也。”[1]( 755-756)焦循言人之所以高明而伟大,在于人不仅知己有情欲,还能“旁通”人之情欲,知达人之情,遂人之欲。在荀子那儿好货、好色是人欲,乃人性恶之本源,到了焦循这儿,就变成善之显现。焦循认为人知旁通情欲,所以人性善。殊不知“情可旁通”,但情不一定能旁通,实际上,人常因己之好货,而使己有积仓,行者无裹粮;因己之好色,而使怨女充室,旷夫弥途。己欲立而抑、阻他人立,己欲达而防他人达;己所不欲,强加于人。这是因为人可旁通,而此旁通常停留在意识(知)层面,在实践层面,不愿、无法实现旁通(行),若知就证明性善,那么行就凸显性恶。禽兽不知旁通,禽兽也不知好货、积仓,禽兽好色而不会怨女充室,更不知己所不欲,必施于人,此性善乎?恶乎?若言禽兽性善,那是无知之善,善不过人;若言禽兽性恶,也是无知之恶,那也恶不过人。故以人可“旁通”情欲言人性善,不可信。

焦循的“性善论”,力避告、孟之辩的强词夺理,不取宋明理学的天理、气质之辩的玄乎,正面回击荀子欲乃人性的恶源之说,而以人与禽兽之别来赞扬、申明人性有善。以性、灵、情、欲、德、才、知、智来区别人与禽兽,辨明禽兽虽有欲,却是愚昧、原始、本能、不知好嗜的,而人欲则出于性,发于情,合于礼,追求精妍,是文明之欲,是对善的追求,美的享受,所以人欲趋善。但焦循在断言“性,生而然之也”基础上,又以“智,人也;不智,禽兽也”为立论基点,论证人性善。也就是先承认人性是本然之性,生而有之,然后又去证明人具“四端”的社会属性是善的,前后论证主体不一,自相矛盾。所以此人性非彼人性,就连人的社会属性是善还是可善、趋善,焦循也没有交代清楚。所以焦循人性之论,不管论辩技巧如何高明,多么具有特色,以文明、智慧去证明人性本善,很难令人信服。

参考文献

1]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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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焦循.雕菰集[M.丛书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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