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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表征:“时代精神”的“不留余地”(施龙)
发布日期:2014-05-27浏览次数:字号:[ ]

“底”的表征:“时代精神”的“不留余地”

——对“人的文学”的一种侧面考察

(扬州大学文学院施龙;江苏省扬州市四望亭路180号,225002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2期)

 

内容提要 一度广泛使用的“底”字,其用法最特别之处,是对概念的本体标示,也就是说,不注重其内涵,而只突出含混的概念本身。这种新观念的流布过程,形成了茅盾所谓“主义之‘口头禅化’”现象,而正是这种倾向促成新文学思潮从“我”到“人” 的转变,它也构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重要背景。

关键词 底;舆论的气候;社会情绪

问题的提出

  19239月,《小说月报》的“通信”栏刊登了两位中学生的来信。他们的问题简单明确,属于知识上的疑惑,信里说:“新文学里讨论‘底’和‘的’,到现在还闹个不清。到底他们的用法有何区别……”对这一纯粹的语言问题,主持杂志的郑振铎没有多作解释,只是转录了《民国日报》所载的“用字新例”中的一个表格[①],以示答复。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对这一问题不甚了了,以至于文学刊物也要探讨语言文字的用法,当然,另一层原因在于,在白话文学兴起以后,语言的规范又势在必行,郑振铎在面对公众的时候,需要这样算不得答复的答复。

  除去语法术语上的差别,“的”、“地”起初的用法规范和现在大致仿佛,只有一度广泛使用而后来销声匿迹的“底”字被列为介词,让人觉得诧异,估计两位中学生朋友看了这表格,也还是摸不着头脑。那么,“底”是介词,还是另有所属呢?其实在此之前,当时的中学语文教学已经关注到了这一问题。比如,夏丏尊1919年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时编写的《文章作法》,明确地将“底”字认作“后置介词,表示‘所属’”。[②]那么,“底”到底如何用法?

  这里首先选取一篇文章的题目先作讨论。这个题目恰好含有“底”与“的”两个语词,正好适用,可以作对比分析。《文学周报》第41期有署名蘋初的文章,题为“评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批评的是俞平伯的论诗文字。按照当时的用法来推断,“的”的用法应该是“动词的形容词底语尾”,所以“进化的还原论” 中的“进化”是“动词的形容词”,中心词是“还原论”,而“底”是用在了“名词后面”的介词,也就是说,“评读”直接支配的宾词是“诗”,但只限于诗里面的“进化的还原论”。这样一种分析,就揭示出几个实词“诗”、“进化”以及“还原论”之间的分层次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对这篇文章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他要谈的是诗,而且是诗的还原论,再深入一层讲,他要论述的是诗的还原论里面的进化的部分。所以,按照“底”的本来用法,这篇文章的题目完全可以改写为“评读诗底还原论底进化说”。

  之所以作如此细腻的语言形式及意义上的剖析,为的是指出一点事实,那就是“底”字用法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前面的代词或名词之于以后诸项的统帅功能。这也就表明,某一个人探讨的问题可以细化到相当程度,但是他的关注中心则在于统帅了后面所有问题的那一个主词。稍后的“革命文学”论争中,“艺术的武器”与“武器的艺术”因为句法的特点颇为上口,其实应该写作“艺术底武器”、“武器底艺术”意义才显豁。

  质言之,“底”约略等同于英文中的介词“of”,只是汉语和英语的用法在顺序上恰好相反:英文中的主词在介词的后面,而汉语中的主词恰恰在介词的前面。刊载了俞平伯本篇文章的《诗》,在介绍内容时不辞繁冗地说“《诗》底第一期底目录”[③],用法一目了然。也因此,俞平伯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中说“文学应该是of life,不是for life[④],也就是说,他反对文学“为人生”,而承认文学是人生之一种形式或进行方式,所以文学研究会的艺术观最正当的表述,是“人生‘底’文学”。顺便说明一下,俞平伯的立场,其实就是更为纯粹的周作人“人的文学”立场。周作人说,“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⑤]。《自己的园地》以后的周作人更为注重艺术的独立性,相对来说,淡化了以前提倡“人的文学”的功利色彩。

上篇

  本文提出“底”这个“介词”加以探讨,正是因为观察到新文学书面语表达形式方面的变化所传达出的思想动态。在“底”字盛行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一段时期内,与之相伴的,是较为注重对一些概念的本体标示,作者也大都有较为明确的价值立场。尤为重要的是,因为“底”的这一用法而增加了若干概念的出现频率,在后来的很多情况下又因为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不作进一步的阐释,无疑要使得一般读者望文生义,而且,当这一用法逐步被“的”字兼并以后,观念的本体意义进一步变得含混,修饰性词语占据了主要地位,作者的思想面影也就相应模糊起来。因此,从“底”到“的”的转变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起码是象征了情感、情绪代替了理性、理智。

  应该承认,这只是一种大概的状况,例外如胡适,他几乎所有文章都用“的”而基本不使用“底”,这在主张“引入学理”的胡适,可算意外,可是若我们了解他所谓“文学越进步,自然越讲求‘经济’的方法”[⑥]等观点,也就不奇怪了,因为“底”作为介词,后来可以废弃,本也说明它属于暂时的措施,胡适只是从开始就选择了最为“经济”的方法而已。鲁迅偶尔使用,而在总体上也不常见,不过原因似乎与胡适不同,因为鲁迅有一个基本判断,认为“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⑦],对各种“招牌”从来不曾有过好感,对静态的概念间的辨析也就不甚着意了。

  最经常地采用“底”字,而且对其用法作严格区别的,首先要推许地山。他拟定的文章标题以及书写的内容,在用这个介词的时候,非常准确。《小说月报》1921年第7号有“创作讨论”,许地山参与“笔谈”的文章,题目是《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作者借佛学来阐释文学,归根结底在于他对创作与鉴赏有一种坚定的意见:“人间生活不能离开道德的形式:创作者所描写底纵然是一种不道德的事实,但他底笔力要使鉴赏者有‘见不肖而内自省’底反感,才能算为佳作。即使他是一位神秘派,象征派,或唯美派底作家,他也需要将所描那些虚无缥缈的,或超越人间生活的事情化为人间的,使之和现实或理想的道德生活相表里。”[⑧]

  许地山的文学观——文学道德化——不出文学“为人生”的范畴,只是“为”的方式有些曲折。他认为文学可以通过促使人们向内自省而建成一种“现实或理想的道德生活”,也就是合乎“人的道德”即较为理想的伦理秩序的社会。他本人有相对稳定的道德观,并十分注意以此来对待生活,所以创作也可以视作在此一方向的努力。

  在许地山早期作品中,异国情调与宗教色彩是特别鲜明的,只是后者不合时宜,在当时就运交华盖——不待“科玄论战”,经受了新文化运动之“科学”理念熏陶的青年就对此大加批驳。潘垂统明确表示反对《命命鸟》的“立意”,直接斥之为“佛学小说”[⑨],还有人认为该篇“带有厌世主义的味调,实大缪于人生的正义”[⑩]。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许地山的作品中读出积极态度的亦正不少。应该出于茅盾手笔的一篇编后记说,《缀网劳蛛》“实在密布着人生的悲哀——在命运的网里,人的努力是不一定有怎样多的成效”,然而,“这命运观里很含着奋斗不懈的精神。现代的青年呵!如果你对于人生有悲观,对于将来有绝望吗?这一篇《劳蛛缀网》就是对于你的消沉颓唐的血清注射!”[11]这或者出于朋友间的私淑情谊或办刊策略的考究,而上面认为《命命鸟》有厌世思想的作者,也在《商人妇》中特别析取了他所认为有益的成分:“作者自己说:‘我只对她说:你在那漂流底时节,能够自己找出这条活路;实在可敬。……’我看这种思想才真是人生文学的口吻呢!我想因环境恶劣而失志的妇女,若是一读他这篇创作后,必定有兴奋生活的感觉醒悟;又定能把一切自杀死节厌世轻生的观念铲除。那么他这篇创作,岂不是救世的基督;还阳的仙丹吗?哼!这才可说是人的文学创作品啊!”[12]如此立论倒也无可厚非,只是与许地山的本心相距甚远。

  许地山作品的一大特征,是在最终通常都会达到一种心灵的醒悟与心态的平静,《命命鸟》、《商人妇》、《黄昏后》、《缀网劳蛛》等作品,无不如此。这当然与作者的宗教思想有关,而这种总体上的出世观念与上文一直特别论述的“孤独”感也有相通之处,但许地山其实还有另外的意思在内。这一点在《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中极为显豁地表露出来。

  许地山与顾一樵、冰心、梁实秋等人同船赴美,在路上即将他们的诗文汇为合集在《小说月报》发表,在茫茫海天之间相互酬唱,旅途颇有慰藉。抵美以后,许接读《芝兰与茉莉》,遂有此篇。严肃地讲,这一篇应该算是读了顾一樵的小说集之后的随笔,主干部分是作者叙述祖辈爱情、婚姻的悲欢离合,可是开头与结尾有本人的感慨和议论。也许是旅居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孤独与“唐代死和尚的文契”过于枯燥,所以他开篇不久就说:“描写亲子之爱应当是中华人的特长;看近来的作品,究其文心,都函这唯一义谛。”这句话的后一半实在值得怀疑,但若说是许地山夫子自道,则庶几得之,因为他接下来就洋洋洒洒地论述“中华”与“欧西”之间“爱父母”、“爱夫妇”之别,总之:“爱父母的民族的心地是‘生’;爱夫妇的民族的心地是‘取’。生是相续的;取是广延的。”在记述了他的祖母以一种十分意外的方式走进祖父生活后,许地山写道:“我爱读《芝兰与茉莉》,因为它是源源本本地说,用我们经验中极普遍的事实触动我。”

  应该说,抒写“我们经验中极普遍的事实”也是许地山作品的本色,虽然许多人因为环境的差异特别关注异国风情,而借此道出这些“极普遍的事实”中“极普遍的经验”,更是许地山的用心之处。他所追求的,是合乎“现实或理想的道德生活”的一种伦理的生活,也就是人身处其中,可以感受到温情的“人”的生活。这种“极普遍的经验”,其实正是可以带来较为稳定的秩序、但是又不抹杀人性要求的一些基本观念。无论这些观念是宗教的,还是传统伦理的,在许地山看来,只要不悖于“道德的形式”即“人的道德”,都是可以承认的。就此而言,他的诸多温和的作品无论带否宗教色彩,在一个鼎故革新的时代,就总不能算是相宜,但如果有人说他或他的作品有厌世主义倾向,就谬以千里了。

  许地山的“人情以内,人力以内”的伦理道德观当然不再是僵化固守的传统,而是他为人、为文有所本的一种思想源泉,这与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极为准确地厘定“底”字的用法有相通之处,都是他有主脑不苟且、能够独立思考判断的一种表现。这就使得他不同于当时受了托尔斯泰主张的影响,单纯流于表面的“对于人物应有‘道德的同情’”的肤浅的人道主义[13]。所以,许地山渴慕心灵的平静,也是把宗教作为一种资源,并非“躲进小楼成一统”就完事了。《空山灵雨》中有一篇《债》,就由出世进而为入世。一个在妻死后寄居岳家的青年,整日为天下寒苦人焦心,岳母宽慰他,以为这焦虑并不能解决问题,若要没烦恼,除非一死;这一番对答促使他深入思索,从而否定了自己以前终日的无益冥想,“出去找几个帮忙底人”。“底”,介词,“帮忙底人”即为帮助别人。许地山在后期有许多洋溢着乐观色彩的肯定人的努力的作品,其精神实与此一脉相承。

  一般来讲,众多新文学作者采用“底”字,不过是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所关注的问题与更为广大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一种手段,所以这种用法显然又与许地山不同。如果说许地山(还有冰心,虽然她很少明确地运用概念)是较为看重观念的内涵并引以为据,那么更多的人则是借以突出概念的外延,为自己立说增加声势——概念本身可以很清晰,也可以很模糊,但之于读者,大概最强烈的感受,是一些名词的冲击。比如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色彩》中盛赞郭沫若的诗代表了“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并且引申说,“二十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自由’底伸张给了我们一个对待威权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现代文明底一个特色了”[14];这里姑且不去辨析闻一多心目中的“二十世纪”、“自由”与“现代文明”的具体内涵是否准确,他在更为广延的时空中对待问题的意图则表露无遗。所谓“二十世纪”,对浸淫在进化论气氛中的学人属点睛之笔,“自由”吸引了歆慕西方社会学说者,而“现代文明”也是怀着强国富民心理的一帮人念兹在兹的东西。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悖论:“底”的作用本来是强化、突出观念本身,而在事实上它却造成这些观念在大量的沿用中变得内涵含混不清,直到最后完全沦为一堆标语或口号。朱自清在《论无话可说》中回忆说:

  十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

所谓“范畴”,正是大而无当、不知所云的空洞概念,而当“科学与玄学”论争时,张君劢就曾批评过此种风气。他认为,“国人迷信科学,以科学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此数十年来耳目习染使之然也,虽然试询以何谓科学,则能为明确之答复者甚鲜”[15]。不过,考虑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诸多新概念的引入本来就存在粗疏与误解的成分,那么“底”字的成绩恰恰是沿着这个理路并将之发扬光大了。“自由”、“民主”、“科学”、“道德”以及“进化论”、“写实主义”等等观念,都在这一过程中深入人心——这里的“深”,自然是印象之深,而非理解之深。

  这一趋势,其时主持《小说月报》而对文学青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知识青年的代名词)之思想与情绪有着一定观察的茅盾,名之以“主义之‘口头禅化’”[16]。但事情更有意思的地方或许正在于此:没有准确理解的观念往往并不妨碍它们在社会当中广为流传,也许其含混不清之处恰恰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阿Q正传》里没见过世面的未庄人,根本不了解什么“自由党”,竟然也知道“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估价不可谓不高,正是一个好例子。

  伯林指出:“概括措辞如‘自由’或‘平等’除非转译成特定确指而能应用于实际状况的条件,否则最上只可能搅起诗的想象、动人以慷慨的情怀,至其最下,不过为愚妄与罪行辩白而已。”[17]依此推论,则一个又一个的新观念在内涵不清的情况下大面积流布,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以后的文学发展,起码在“搅起诗的想象、动人以慷慨的情怀”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个人主义”。

下篇

  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主要是在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等现实政治运动影响下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一个带有欧洲19世纪风格的概念,侧重于权利天赋、自由必然等相关理念[18],但由于较多地与历史必然性这样的超社会、超政治的形而上学观念相联系,所以它在本质上排斥所有“切近的伦谊”,而仅仅在理论上不断重复独异的个体与含混的群体之间的联系。比如,周作人《人的文学》云:“单位是个我,总数是个人。”[19]他在“新文学的要求”的演讲中大致也作此种宣讲:“所以现代觉醒的新人的主见,大抵是如此:‘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20]傅斯年也有类似表述。[21]有意思的是,众多论者从来不能指出关联何在,这是相关论述最明显的特征。

  关于这个问题,胡适的说法应该最为透彻,也最能说明“人的文学”据以为基础的“人”这一概念之内在紧张性。他认为:“试看古往今来主张个人主义的思想家,从希腊的‘狗派’(Cynic)以至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那一个不是一方面崇拜个人,一方面崇拜那广漠的‘人类’的?主张个人主义的人,只是否认那些切近的伦谊,——或是家族,或是‘社会’,或是国家,——但是因为要推翻这些比较狭小逼人的伦谊,不得不捧出那广漠不逼人的‘人类’。所以凡是个人主义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不承认这个双重关系的。”[22]从这里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苦衷:为了要打破那些“切近的伦谊”的束缚,所以个人只能和广漠的大人类(绝非具体的其他个人)发生关联。既然“人的文学”之“人”,是排斥了各种社会中介而力图从“大的方面”的“人类”那里直接取得理论支撑的“小的方面”的“我”,就有限于“孤独”的危险。根据哈耶克的论述,个人主义存在着他以“真与伪”区别对待的两个传统。一种以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以法国为代表,受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Cartesian rationalism)支配,“始终隐含有一种演变成个人主义敌对面的趋向”;另一种则主要属英美传统,以阿克顿勋爵与托克维尔为代表,其首要前提即在于坚持“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a theory of society)”,是“一种以人的整个性质和特征都取决于他们存在于社会之中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出发点”,完全不是“一种以孤立的或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预设的”。[23]

  十分遗憾的是,作为“人的文学”的前提的个人主义,正“以孤立的或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预设”,而这种“个人主义”在现实政治的催逼下,居然按照其内在逻辑将“我”泛化为“人”。随着知识青年不断边缘化而陷入“孤独”之中以后,“我”作为独异的个人被驱逐到个体的内心世界,“人”则作为一个含混的“人的本性”的载体就被推到了前台,后“五四”一代的青年作者就从“有端的悲哀”过渡到“无端的愤懑”:“‘有端的悲哀’是探寻出路的知识青年随时随处可以遭遇的,‘无端的愤懑’则是难以分析的情感的激流,虽与前者有联系但绝不是由它决定的,其中的关键,就是上文所特别加以探讨的‘孤独’。正因为孤独是无法与他人建立有效的情感上的联系,所以‘有端的悲哀’在孤独个体的心灵中发酵膨胀之后,如果这一个体并不具有‘个人的自大’者那般可以熔铸所有悲哀的胸襟,那么就很容易被它所吞噬,常常是‘花溅泪’、‘鸟惊心’,表现为情感的无来由与无节制。” [24]

  情感的无来由与无节制,就是“无端的愤懑”和“无端的悲哀”,两者构成了青年作者的自画像:“无端的悲哀”是经历了悲惨遭际的“我”的感伤素描,“无端的愤懑”则是与“孤独”的“我”心灵相通的“人”(至少是“我”非常愿意肯定、确定的一件事)所共有的情绪速写。对“我”对“人”的一沉郁、一激烈的情感,经过文学的长期渲染,就成为弥漫于青年知识人中间的“思想的空气”[25]或“社会情绪”[26]。不仅乎此,知识社会中的共同情绪,也可以因政治事件而迅速扩展到普通社会,“五卅“期间,文学作者对事件的快速反应,当然是出于知识人的道义,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找到了对“人”发声的突破口,因而知识青年的失落、愤懑、不满也就此找到了发泄渠道,并借此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的人某种程度上建立了感情交流的一种渠道,所以似乎也因此部分地摆脱了“孤独”的羁縻。

  从“我”到“人”,其后果是什么呢?鲁迅有一种焦虑与期盼。他警惕于“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所以才表明“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27]。这篇写于五卅运动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文章,极为清楚地表明了鲁迅对群众的“公愤”、“感情”被调动起来以后的忧虑。

  鲁迅在这一年还写有一组《忽然想到》的短文,其二作于年初,意蕴颇为深远。鲁迅对美术的兴趣是众所周知的,他对书的形式也有个人的喜好,即“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可是因为“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所以他觉得这“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迫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而鲁迅认为其间存在的更大的危险,在于“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鲁迅惯用“即小见大”的笔法,常常从“比牛毛还细小的事”里窥察“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这里所留心的,自然是“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现实。[28]

  简而言之,鲁迅忧虑的正是“时代精神”对“人们的精神”的挤压以及因此而有的极端情绪。雅斯贝斯指出:“假定我们自己能够像神一样从外部审视我们的生存,那么,我们就能够为我们自己建立起一个有关总体的概念。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投射于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特定的点上,即投射于当代这一点上。这样,一个客观的总体,不管它是作为静态的总体而轮廓分明,还是由于被认为处于生成过程中而模糊不清,都成为这样一种背景:依据这个背景,我从认识上说明我的状况,说明它的不可避免性、惟一性及可变性。”[29]问题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像“神”一样俯视众生,所以如果有“时代精神”的话,那一定是一些人——有意或是无心——在“舆论的气候”[30]感染下选择的结果。

  无论是“思想的空气”还是“社会情绪”,都是游移不定的,可是,在茅盾、瞿秋白二位那里,它们却都有所肯定。换句话讲,他们的命名虽然用的都是强调偶然性的表述,但命意之处却在必然性的因素,也就是指“时代精神”。当然,考虑到其时“时代精神”这一说法的普遍,茅盾、瞿秋白也是所在多多,也就不奇怪了——这正是当时“舆论的气候”的一种表征。所以,“无端的悲哀”与“无端的愤懑”造就的“狂热过度”,在政治事件的导火索点燃后,引发了整个社会的“万丈的愤火”,“人们的精神”也就“不留余地”了,于是也就出现了阿伦特所描绘的场面:“在传统权威崩溃,令世间穷人啸聚街头之处;在穷人离开不幸所带来的默默无闻,纷纷涌入集市之处,他们的狂热就像星辰一样不可抗拒,带着自然力的一股洪流向前奔涌,吞没了整个世界。”[31]鲁迅所谓“点火的青年”,原本处于“孤独”之中,本无所谓个人“精神”,而在他们看来,眼前燎原的火势似乎就是他们胸中的热情,就理所当然地以实际行动投入到这股洪流当中了。

结论

  考究“底”字与其用法上对主词的强调所起的作用这一过程后可以发现,类似的语言习惯、论说方式正在于以不多诠释的方式,通过“舆论的气候”让人们不假思索地,潜移默化中接受一些新异的名词,以及跟随该名词而产生的含混的情绪。当整个社会沉浸于这种不求甚解的空气中后[32],任何理性的分析与评判也就变得多余,这时候需要的,只是一个突发的事件来刺激、震荡,而先前失意的青年作者,在他们借助一个意外的契机重新进入社会的视野之后,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我”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面目模糊但感情息息相通的“人”,即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而这个“我们”情感性的一面要远远超过组织化的那一面。



[①]《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1923910日。表格如下:

  底

  的

 

副词

  介词

  形容词

  代词

词类

副词语尾

代词后面

名词后面

动词的形容词底语尾

名词的形容词底语尾

本来的形容词底语尾

代“所”字

代“者”字

用法

                 

[②]夏丏尊、刘薰宇:《文章作法》,开明书店1926年版。

[③]参见《文学旬刊》第27期,192221日。

[④]转引自西谛:《杂谭》,《文学旬刊》第41期,1922621日。

[⑤]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自己的园地》,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版。

[⑥]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515日。

[⑦]鲁迅:《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5页。

[⑧]许地山:《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小说月报》第12卷底7号,1921710日。

[⑨]潘垂统:《对于〈超人〉〈命命鸟〉〈低能儿〉的批评》,《小说月报》第12卷第11号,19211110日。

[⑩]吴守中:《批评落华生的三篇创作》,《小说月报》第13卷第5期,1922510日。

[11]“最后一页”,《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210日。

[12]吴守中:《批评落华生的三篇创作》,《小说月报》第13卷第5期,1922510日。

[13]沈雁冰:《人物的研究》,《小说月报》第16卷第3号,1925310日。

[14]闻一多:《〈女神〉之时代色彩》,《创造周报》第4号,192363日。

[15]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上篇),《努力周报》第50期,1923429日。

[16]雁冰:《主义……》,《小说月报》第13卷第9期,1922910日。

[17][]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135页。

[18]高一涵后来曾指出,“故边沁虽然反对‘天赋人权说’,却主张‘法定民权说’;梅因虽然反对‘社会契约说’,却从历史上找出‘社会进化说’”,即指英国哲学对法国大革命思想的某种修订,而由此即可看出时人对欧洲大陆革命学说也包括对“人”的理解的一种反思。参见高一涵:《哪里配称得起“反动”》,《现代评论》第2卷第44期,19251010日。

[19]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1215日。

[20]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艺术与生活》,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版。

[21]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10月。

[22]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新潮》第2卷第3号,19202月。按:本文原载1920115日上海《时事新报》。

[23][]F.A.冯·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24]参阅笔者《“孤独”作为人的政治处境与现代文学转折的心理前提》,《文学评论丛刊》第12卷第2期,20106月。

[25]雁冰:《文学家的环境》,《小说月报》第13卷第11号,19221110日。

[26]瞿秋白:《〈灰色马〉与俄国社会运动》,《小说月报》第14卷第11号,19231110日。

[27]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页。

[28]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6页。

[29] []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30]“舆论的气候”(Climate of Opinion)是一个17世纪的名词,怀特海在20世纪初恢复采用,意指“那种在广义上为人们本能地所坚持的先入为主的成见、那种Weltanschauung(世界观)或世界模式”。参见[]卡尔·贝克尔:《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31][]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

[32]这也不排除某种国民性遗传,比如胡适特别予以批评的所谓“名教”信仰;而当时即有人指出“我们中国人有种循名不核实的坏脾气,只管在字眼上着眼,不在实际上注意”。参阅勉旃:《“不合逻辑”》,《现代评论》第1卷第3期,192412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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