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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与现实主义(施龙)
发布日期:2014-05-27浏览次数:字号:[ ]

反讽与现实主义

——读范小青的《名字游戏》和《生于黄昏或清晨》

(扬州大学文学院 施龙;江苏省扬州市四望亭路180号,225002

(《文艺争鸣》2013年第12期)

 

  写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现实常常复杂得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实写竟然比想象还要精彩,所以不遑他求。阎连科就认为“生活中的故事,远远比小说的故事更为复杂怪诞、跌宕起伏和含义深刻”[①]。然而一味实写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一旦艺术的主要标准成为其与生活的融合(也就是包括其他艺术在内的一切),那么,单独的艺术形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②]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需要想象力,然而余华还有一个重要的补充,他说:“当我们考察想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时,必须面对另外一种能力,就是洞察的能力。”[③]问题在于,所谓“洞察的能力”如何表述?有意思的是,众多的当下作家选择的方式都是反讽。这种基于写实主义的反讽,或者说,带着反讽格调的写实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类似的创作思潮“与生活的融合”倾向导致它在发展的最高阶段必将自我否定。证之以新时期以来的创作,“新写实主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所谓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的命运也可想而知。

  范小青最近的《名字游戏》以及稍早的《生于黄昏或清晨》是带有反讽色彩的两个短篇小说,它们共同以对现实中的某种确定性的质疑传达出现实人生的荒谬感。本文拟通过两篇小说的细读,分析范小青相关作品表现出的新倾向,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反讽之于现实主义的意义。

因为真实,所以荒诞

  《名字游戏》记叙了一个送水工的故事,说是故事,其实很勉强,因为除了一段有惊无险的小波澜之外,委实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大学生王天明毕业之后干送水工,这在十多年前还可以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故事的起点,现在虽然还被大学同学当作新闻传播,若比较收入,却是可以坦然。主人公同样感到坦然的事情,就是没有人在意他姓甚名谁:

  我也不需要他们问我的名字,我的名字跟他们没有关系,跟我的工作也没有关系,我按一下他们的门铃,他们会在里边说,送水的来了,等我走的时候,他们也会自己说,送水的走了。

既然现代社会中“一个人是干什么的,比这个人的名字要管用得多、也重要得多”,又何必斤斤计较有没有人在乎自己的名字呢?然而麻烦还是来了。另外一个送水工王开明,可能在送水的时候顺走了户主的钥匙,户主投诉,总部查到了王天明的头上,原来前者在填写登记表的时候,字写得潦草,“开”写得像“天”。经过排查、询问,王天明的嫌疑消除了,一切又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这样一个故事,从小的方面讲,多少反映了城市边缘人的生存处境。小说并没有涉及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但从各种细节看,这应该是一个飘零在城市的打工仔,他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就是见面打个哈哈,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较有温情的关系是大学同学,但也就是定期聚会而已,没有特别的交往,甚至就是脸熟,名字和人都对不上号。小说没有提及的其他关系,如父母、同乡,大概也是这样不温不火。主人公不仅习于而且也安于目前的生活,还有如鱼得水的感觉,但人既然是社会性动物,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管多么“礼节性”地流于表面,总是有的,所以小说的若干描写就开始显现出现代人际关系荒谬的一面了:

  当然人和人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我的姓,我说我姓王,她笑着说,好的好的,我记住了,小王。可下次去的时候,她记错了,喊了我小张。我纠正了一下,说,我是小王。她又笑了,说,哎呀呀,你看我这记性。她的记性真的很差,我再去一次的时候,她又再次给我换了个姓,喊我小李。我也不再纠正她了。随她喊我什么我都答应。

因为这样一些事情,主人公的名字游戏就开始了:先是随口说一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任我选”,再后来是“将自己的同学的名字报给他们”。这样一种淘气行为填补了陌生人之间交往而产生的情感空白,也为送水工与用户之间的关系那片荒芜的世界增添了些许乐趣。

  这种无伤大雅的小游戏似乎没有风险,但它却给主人公“简单明了,干净清爽”的职业活动带来了变数。因为陌生人上门总是件有风险的事,所以许多户主存心要旁敲侧击来考量他是否可靠。像上面引用的那段文字后面就有照应,老板在主人公被排除嫌疑以后告诉他:“听说还有一个妇女,特别觉得你可疑,因为她问过你三次姓什么,你说了三个不同的姓。”原来她是假装记性不好!这不过暗中点出一个事实,在那些虚文的客套背后是壁垒森严的界限。从《像鸟一样飞来飞去》、《城乡简史》等作品来看,作者在这篇小说中还是延续了对“我们”城里人与“他们”农村人之间区隔的关注和热心。这里可以插入一句,上引互为照应的情节如果设置成互文,可能更有意味。这就是说,有的人真的记性不好,有的人真的存有机心,二者相反相成,更能使人体会到生活的原生性和复杂性,因而更真实,也就更荒诞。

  处在这样一个孤单、孤独的境地,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实在是值得悬想的一个问题,但他还能这样淡定,并且满不在乎,这就自然牵引出作品一个较大的主题,那就是人的异化问题。本篇与范小青近期的众多短篇小说一样,主人公是一个城市的外来者,他的工作其实也就是他的社会活动,他与三教九流的户主之间的关系,含糊一点说,是“礼貌”,是“客气”,而其实遵循的是现代社会的商业法则,进一步讲,是比互不相识的两位城里人之间更为纯粹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本来,一个送水工从“姓什么叫什么和送水实在没有什么关系”进而认识到人的职业即其在社会中履行的职责比姓名也就是他本人更为重要,可以导向一种彻底的人生觉悟,但他显然没有进入到彻悟的境界,而只是平静地认可了这一既定事实。现代科层体制、社会分工压抑人的本体而人们却毫无疑义地接受,正是异化。

  现代城市“是一个陌生人(stranger)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④],这一特质造就了相应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新感觉派为代表的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都市文学表现出现代人一面追求物质刺激、一面自我封闭的倾向,表达了对环境对人的异化的些微抗议,那么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都市文学既延续了这一主题,又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那就是人们接受了碎片化生活,坦然面对精神的虚空,并力图用食色、游戏、购物等塞满它。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不仅是环境对人的异化,更是人对其自身的异化。本文所谓愈真实愈荒诞,也是就此而言。作者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了然于胸,于是用名字这一看似可靠但禁不住推敲的文明符号叩问隐藏在厚实的墙壁与坚硬的防盗门之内的现代人,但她的追问只是一种有限度的轻声提醒,最后在身份证这一现代管制工具面前噤声。主人公在生活的“无物之阵”中不彻底的“游戏”态度,曾经在作者的另一个短篇小说《生于黄昏或清晨》中以相反的面目出现。那是一种不彻底的执着。

因为荒诞,所以真实

  加缪指出,一个说“不”的“反叛者”也是一个从投入行动起就说“是”的人[⑤]《生于黄昏或清晨》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小说的主题词也是“名字”,另外还派生出“生日”。主人公刘言为单位刚去世的老同志写生平介绍,无意中发现其人姓名有问题,略作调查,不仅档案、家属之间的说法对不上,就连档案中都有三个不同的名字,妻、女也各执一词。遵照家属意见完结这事以后,刘言清明回乡扫墓,居然发现自己一直深信不疑的属相也有不同的说法,于是决心到乡派出所搞搞清楚。在派出所,他夹杂在为了实际利益而吵吵嚷嚷找警察决断的乡民中间,显得特别不协调,而且,他的要求也引起警察的警觉。查寻不果,刘言心里不痛快,为此还引发了和家人及朋友之间的不愉快。小说以一个意外的消息戛然而止:老家那位警察打电话告诉他,进一步查询因自己下岗而不得不中止。这个结尾很有喜感。主人公是因为一件事情的触发,对未必虚假的属相、生日、姓名发生疑问,而真正作假,冒名顶替堂兄钱新根做警察的钱新海却一本正经,这种错位让人忍俊不禁。当然,小说之所以以这一戏剧场面收束,是因为冒名顶替一事证明了名字的重要性,其实对刘言慢慢丧失探究兴趣构成了一种反拨。,那么反过去说如何可能呢?

  刘言作为一个有单位,并且混成了副处长的成年人,用那个乡下警察的话来讲,也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早已深知并可以熟练运用这个社会公开的、潜在的各种规则,所以是习惯了说“是”的人。可是,他怎么会经由一件小事的刺激而有那些令他周围的人大感意外的反应呢? 加缪指出“反叛者”具有两种潜在倾向:“断然拒绝被认为是无法容忍的僭越和模糊地确信某种正当权利。”[⑥]作为一个经过体制的规训而驯服了的人,他对任何冒犯、冲撞孕育了他的社会母体的言行,几乎有一种下意识的敏感和厌恶、条件反射式的拒斥,而体制对他本人的压抑,他自己虽然并非全无感觉,但由于压制他的因素也就是构成他的条件,所以他偶尔的叛逆冲动并没有理由、对象和出路,只有在脱离了体制的引力圈之后,一旦出现恰当的契机,这种冲动才会转化为行动。小说的主人公之所以在老家提起质疑,深层原因即在于此。

  当然这是一种非常世俗化的理解。实际上,“模糊地确信某种正当权利”也可以是“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conditioned beings)”努力“完全从生存必需性和生存必需性所从出的关系中摆脱出来”[⑦]即生命自由意志的无意识表现。从这个角度看,小说文本也的确提供了一个说“是”的人如何差一点就说出“不”的相当细密的注脚。刘言在查询老同志的真实姓名时,曾经遭逢“无物之阵”。无论是本单位人事处的同志,还是老同志原先单位老干部处的女同志,抑或是老同志的妻子和女儿,他们都应该很清楚但无一例外地不能解决刘言亟待求证的问题。同事对刘言遭遇的嬉笑使他第一次意识到环境的荒谬性以及个人身处其间的压抑感:

  刘言想辩解几句,但想了半天,却不知道该辩解什么,也不知道该替谁辩解,最后到底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这种失语情形显然区别于他惯常的那种“翻了几页纸,思路就出来了”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说到底,刘言之所以失语是因为他在刹那间超脱于日常情境而进入直面生命、存在的单纯境地,他从既定环境中习得的言说方式不具有表述这一体验的任何可能——如果他可以言说,那么势必将成为《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这是文学的逻辑。范小青没有走那么远,从她的文学风格来看,刘言顶多发展成一个清楚限度的当代祥林嫂,而一旦变成那样,即刘言作为祥林嫂而知道适可而止,故事本身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于是范小青选择了反讽,即着意客观呈现与环境明显悖谬的言行。粗粗看来,范小青近期的小说讲述的似乎都是一些现实故事,但众多的细节无不烘托出一种荒诞的氛围。本篇小说就充满闹剧气氛,特别是主人公置身于乡派出所里那群真实得无以复加的乡民中间,总让人产生时空眩晕感,仿佛堂吉诃德从几百年前、几万里外的西班牙穿越到了乡土中国。另外一些具有反讽色彩的场合,如学校,如家庭,如朋友,刘言的言行在他所处的环境中突兀、怪诞,都引发了他和周围人群的矛盾和对立。

  应该说,反讽的效果还是在于凸显环境的荒谬性。顾名思义,反讽即是以某种技巧特别造成作品所叙述的真实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因而给人以错愕之感。不管是《名字游戏》中王天明的轻喜剧还是本篇小说中刘言的个人悲剧感,都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之流中的“茶杯里的风波”,但他们和环境之间的紧张无疑会引起人们对“现实生活表面的逻辑因果之背后那种看不见的、不被读者、情理与因果逻辑认同的那种荒谬的真实和存在”[⑧]的探究兴趣,从这一点来看,范小青是成功的。也许可以这样说,反讽所得的效果越是荒诞,就越是文学的真实。

反讽与现实主义

  《名字游戏》中主人公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其实正是昆德拉所谓“在绝对严肃——K——与绝对不严肃——帅克——之间”,即“我们生活空间的一极是跟权力的同化,甚至受害者跟自己的刽子手产生默契,另一极则是对权力的拒不接受,其方式就是不把任何事当回事”[⑨]。这是一种诡异的“全有和全无”(All and noting.[⑩]:之所以与权力同化,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权力的产物,权力的运行方式成为我们的品性;之所以消极的拒绝(绝非对抗),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居于对立面的产物。不必怎样用心便可以发现,这里“有”的是对权力(包括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市场物欲乃至人情等种种当代牢笼)的认同,“无”的却是反抗的言行。就本文所讨论的两篇小说而论,它们呈现出来的执着与游戏即“有”与“无”的不彻底性,由于王天明最后恼火的追问与刘言最后无奈的叹息,相互构成了一种逆向回环关系。

  范小青的小说在主题和叙述上往往存在一种相反相成的逆向回环结构。典型的如《城乡简史》,城里人自清由城至乡和农村人王才从乡进城的路线固然相反,就他们寻找的内容来看,也构成一种对立,前者寻找的是日常的精神依托,后者寻找的是香薰精油所代表的稳定高质的生活资源,而只有将二者合起来,才构成一个真实的生活的整圆。在这样一个“生活圈”里,自清物质上愈来愈充裕而精神空间却愈缩愈小,只能靠机械的记账填补心灵的空缺,而王才的精神世界虽则有限,却保有一种浑朴淋漓的元气,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 “在其行程的某一点上被煽动起来”的“荒谬的人”[11]。之所以荒谬,是因为自清今天的寄托是一个账本,而他的今天却正是王才所幻想的明天,他们的追寻最终都指向虚空。

  《生于黄昏或清晨》也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其中刘言在派出所的经历比较精彩。在刘言向警察陈述自己的要求后,警察先是不解,再是警觉,然后就是怀疑,在查询无果之后,情况整个地反转过来:

  再看警察时,就觉得警察的脸很不真切,模模糊糊的,刘言顿时就泄了气,他是指望不上这个认真而又模糊的警察了,他也不想证明自己到底是大龙小龙还是小兔子了,跟着女儿就往外走。那警察却不甘心,在背后喊道,哎,哎,你怎么走了?你等一等,我帮你查。刘言说,算了算了,我不查了。警察说,不查怎么行,一个人连自己的出生年月都搞不清,那算什么?刘言说,我搞得清,身份证上就是我的出生年月。警察说,身份证也有出错的时候。

这种“主”“客”倒置的情形非常戏剧化,有点柏格森所谓滑稽的效果[12]。类似的情景在《名字游戏》里也有,王天明遭盘问和他的反问也是一种逆回环设置。

  每个人物与他自身所处的环境悖谬,而且与其他人物之间也保持着随时可以反转的对立,反过去同样如此,这样一种逆向回环结构使得小说保持一种持续的张力,也使得范小青近期的小说维持着一种可读性,然而,作者的类似设置也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人物的非个性化。由于作者着力揭示的是这个时代的一种荒谬的存在状态,所以小说相应地突出的是人物的共性,也因为如此,人物就变成展现问题的道具了。所以范小青近几年的小说差不多都属于“问题小说”。一个重要例证,就是有人为她的一些作品贴标签,认为是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与精神状态的所谓底层文学。其实怎样称呼这些作品并不重要,就作者的现实关怀而言,只诊病源、不开药方的作风毋宁说使得它们更接近“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从技巧上看,范小青当然胜过“五四”时期那些稚拙质朴的小说作者,但范小青与她的“五四”前辈之间的差距在于文化关怀。如果说后者带有强烈的启蒙精神,即那种“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知识分子情怀,那么范小青问题小说的反讽色彩冲淡了这一层道德关怀的勇气,以一种当代作家共有的策略将所谓洞察力贯彻到底。

  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众多以反讽著称的小说作者。王蒙、王朔、莫言、王小波、阎连科、刘庆邦、李洱、李锐等人基于对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语境的认识、思考,往往通过一个文本中两个或多个叙述人之间的叙事矛盾,希图揭破现实那众声喧哗的表象之下汹涌奔腾的历史暗流。这些 “中国‘马可·波罗’们身处的,却是一个类似于山鲁佐德的危难叙事环境” [13]斯宾格勒指出的“观念的代表只在一边观望,金钱的代表却在另一边动手”[14],这样的作者也正同于理查德·罗蒂认为的1968年以后的欧美文化左派,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屈辱而不是金钱,是深层隐性的性心理动机而不是肤浅外观的贪婪” [15]。其实,对于现实,“我们不需要任何伟大的分析技巧或任何伟大的哲学自我意识,就可以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16],而中国大陆当下的文学却正是用貌似深刻的反讽叙事给我们传达了一个再也明白不过的事实。,即马可·波罗与山鲁亚尔从上世纪末一直延续到当下的一场注定的相逢:“山鲁亚尔”作为权力的表征,可以是政治强权、意识形态,也可以是泛滥的市场规则、物质欲望,而“马可·波罗”作为当代文学的代名词,则是指由深邃的象征构建起来的虚浮的表象王国,二者互怀鬼胎,成为在精神荒漠上点亮娱乐磷火各尽其欢的宾主。这样一种情形正是

  一句话,反讽并不能为中国大陆当下的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增添什么,但它的确蕴含着一个问题:当众人都选择反讽的时候,这种状况是不是形成了对他们自身的反讽呢?

作者简介:

施龙(1979- ),安徽明光人,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五四”文学。



[①]阎连科:《文学的愧疚》,《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3期。

[②][]苏珊·桑塔格:《走近阿尔托》,《在土星的标志下》,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③]余华:《飞翔和变形——关于文学作品中的想象(一)》,《收获》2007年第5期。

[④]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7页。

[⑤] []加缪:《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杜小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⑥] []加缪:《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杜小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⑦]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⑧]阎连科:《发现小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页。

[⑨]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3页。

[⑩]“五四”时期的“不能完全,宁可没有”(All or nothing.)则是对合于理想的纯粹生活的激进表达。参见鲁迅:《随感录四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337页。

[11] []加缪:《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杜小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2

[12] []柏格森:《笑》,徐继曾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4页。

[13]傅元峰:《山鲁佐德的文学启示——论凡一平小说兼及当代小说叙事倾向》,《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

[14][]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38页。

[15][]理查德·罗蒂:《文化左派》,《铸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黄宗英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6页。

[16][]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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