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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思想的时代价值(刘瑾辉)
发布日期:2014-05-06浏览次数:字号:[ ]

孟子思想的时代价值

主讲人:刘瑾辉 时间:2014年4月 地点:扬州大学文学院

刘瑾辉 《 光明日报 》( 2014年05月05日 16 版)
刘瑾辉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孟学研究,特别倾力清代孟学研究。近年出版《清代〈孟子〉学研究》等专著两部,在《北京大学学报》、《孔子研究》、《中山大学学报》、《求是学刊》等刊物发表孟学研究论文近20篇。

 

 

孟母三迁 资料图片

 

 

 
 
 

开场白

 

夏锦文(扬州大学党委书记)

 

各位专家、各位同学:

 

《光明讲坛》首次走进扬州大学,便选择了文学院半塘讲坛,扬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国务院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学科,著名词曲学家、唐代音乐文学研究的一代宗师任中敏(即任半塘)先生,便是该学科的开创人和奠基者。几十年来,该学科数代学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卓有建树。今天登上《光明讲坛》的刘瑾辉便是其中的代表。

 

《孟子》是儒家经典,是先秦杰出散文,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在历史上曾产生过极为深刻、广泛的影响,直至今日依然为人们所珍视。孟子思想博大精深,政治上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具仁心,施仁政;经济上提出恢复井田制度,授田于民,轻徭役,薄赋税,不误农事,制民之产的富民经济观;性善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影响深远;强调道德修养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重视道德教育和意志的锻炼,主张因材施教;“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知言养气”的文艺思想影响大。《孟子》就像一座宝藏,在不同时代都熠熠生辉。

 

研究《孟子》,不同朝代,关注的内容不同;不同时期,关注的重点有别;不同的学者,治《孟》的角度和方法亦异;对《孟子》的思想研究尤其如此。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不同时期的贤哲是如何挖掘孟子思想的时代价值的,换言之,就是考察从古至今,孟子思想是如何被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孟子思想是如何被“经世致用”的,孟子思想是如何闪耀时代光芒的。

 

古代

 

《孟子》学渐成显学

 

自汉以来,研《孟子》者众多,成果丰硕,并形成了专门学问——《孟子》学。宋代二程合《四书》,朱熹注《四书》,《孟子》入经,孟子地位逐渐提升,更多的人关注《孟子》,《孟子》学渐成显学。《孟子》是入世哲学,所以历代统治者关注《孟子》,借助它教化民众,安邦治国;学者研治它,陶冶情操,丰富思想,提高学识。古代学者在诠释孟子思想时,基本都与当时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发展紧密关联,挖掘其时代价值。我们仅举三例说明之。

 

董仲舒对孟子天人合一思想的申发

 

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认为天命是人力之外的决定力量,人只要能尽心养性,以天作为心的终极根据,不仅可以“知天”,还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汉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天意与人事能交感相应的“天人感应”概念。董仲舒明显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或者说孟子天人合一思想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渊源。那么董仲舒为什么要申发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呢?他仅仅出于推崇孟子吗?不是,主要是为他的“君权神授”立论寻找圣学依据。董仲舒不仅提出“天人感应”思想,还提出“君权神授”概念。天人感应的基本思想就是以君应天,以天应人。就是说君主的权力是由上天授予的,但是这个权力不能让君主为所欲为,也要顺应天命,并且天命与人民的意愿相通,天命通过人们的意愿表达出来。秦行暴政,忤逆天意,天意让人民起来反对秦朝,而刘邦顺应民意,推翻了秦,顺应了天命成了皇帝。汉景帝朝的国策辩论,引出了西汉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古代讲究忠孝,忠孝是中国道德的核心,其他道德准则都是从此引申出来的。如果按照忠孝的概念,那么秦末起义和西汉的合法性就存在问题。董仲舒为了维护皇权的绝对性,强调王权的合理合法性,故提出“君权神授”理论,目的是从理论上解决汉代替秦的合法性问题。董仲舒“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不仅在理论上解决了封建王朝更替的合法性问题,也契合了孟子的天人合一和民本思想。

 

宋理学家对孟子理欲观的诠释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认为人的欲望寡浅才能保持住善良的本性,多欲则会丧失善良的本性。程颐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这里所谓“灭私欲则天理明”,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在《孟子集注》中云:“人欲肆而天理灭”,他把破坏封建道德伦常的个人过度欲望叫做“人欲”,“灭人欲即是天理”,“灭私欲即天理明”,这里的私欲指的是人欲。此后朱熹又强调“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必须“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故“存天理,灭人欲”成为朱熹理欲观的高度概括。孟子提倡寡欲,理学家在此基础上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是有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北宋王朝一开始就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纵容大地主、大官僚以随意购买的方式兼并土地。在理学家看来,这种无限兼并是可怕的“人欲”,为了不让这种“人欲”横流,他们便应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理论。隋唐五代的长期分裂和混乱,使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遭到了极大破坏,纲常松弛,道德式微,显然不利于大一统政治的稳定和巩固。宋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是出于儒家学派革除时弊,拯救文化,整顿人心,重建伦理纲常,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理学是建立在孟子哲学之上的理论体系,孟子强调寡欲,宋理学家要灭欲,要灭的不是人的生存之欲,是纵欲和贪念。不是否定孟子理欲观,是发展了孟子的理欲观,是挖掘孟子思想的时代价值。

 

康有为借《孟子》言志

 

康有为1901年创作完成《孟子微》,在序中言:“举中国之百亿万群书,莫如《孟子》矣。传孔子《春秋》之奥说,明太平大同之微言,发平等同民之公理,著隶天独立之伟义,以拯普天生民于卑下钳制之中,莫如孟子矣!”事实上康有为在《孟子微》中对孟子申发不多,真正意图是要借孔孟的权威,言自己的“大同”社会理想,论证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减少或消除维新变法的阻力。是借《孟》言志立说。“大同”一词,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早有人说过,但像康有为这样,套用孟子思想,进行系统阐述还前所未有。所谓大同,康有为云:“大同之世,人人以公为家,无复有私,人心公平,无复有贪,故可听其采取娱乐也。”具体说就是仁爱亲亲、独立平等、民主民权、公举共政。“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之所公举,即为众民之所公用。……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也。孟子已早发明之。”不管是民主思想,还是社会理想,康有为都从《孟子》中找到了注脚。康有为的“孟子微”,实际是“大同微”,他打着孟子的旗号,绘制大同蓝图,其根本意图是为他的政治改良变法鸣锣开道,拉住孟子为自己的理论做免费广告,以便产生“名牌”和权威效应,用心何其良苦。康有为在《孟子微》中,托圣人之论,言自己的理想与主张。这样做,一是容易让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二是可以减小实践中的变革阻力。这就展示了孟子思想的时代价值。

 

当代

 

孟子思想被赋予新内涵

 

近年来,《孟子》研究参与者愈来愈多,年成果量不断攀升,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理念和方法不断更新,孟子思想研究始终是重点。时代在发展,理念在更新,但对孟子思想研究的热情没有降,只不过是赋予了新的内涵,也就是不断挖掘孟子思想的时代价值。孟子的哲学、政治、伦理、经济、管理等思想一直都有学者关注,但不同时期关注的重点有别。

 

20世纪80年代对孟子民本思想高度关注

 

20世纪80年代,我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重视经济建设,急需让老百姓脱贫致富。所以学者高度关注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提倡“王道”政治,目的是劝告统治者重民、安民、富民。这一时期学者阐释孟子民本思想,期盼治国安邦者能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富民,并且能胸怀百姓、善待百姓,认为百姓安则天下安,民富则国强。

 

首先,强调要关注民生。孟子十分重视人的生存权,曾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厨房有肥肉,马棚有肥马,而老百姓却面带饥色,野有饿死的人,这如同放任野兽来吃人。野兽自相残食,人们尚且厌恶,而身为主持政事者,却不能避免野兽吃人,还是父母官吗?孟子还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君主不仅要使老百姓能够活下去,而且还要创造条件让老百姓活得更好。要让老百姓有固定的产业,使他们对上足够奉养父母,对下足够养活妻儿,年成好能丰衣足食,年成坏也能免于饿死。这样百姓才能引而善,才会有恒常的心。如何能使百姓有恒产呢?必须减轻百姓负担。“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国家发展,需要税收,但征收要适度,要保证百姓温饱无忧和正常发展所需,古今同理。

 

其次,强调要顺应民心。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孟子从桀、纣覆灭的历史教训中得出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结论。得民心无他,顺民意而已。如何顺民意?要与民同欲,与民同乐,与民同忧。孟子曾对梁惠王说:只有贤德的人才能感受到快乐,不贤的人纵然拥有珍禽异兽,也无法享受快乐。古代的贤君与民同乐,所以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如果君王打猎,百姓听到君王车马的声音,看到美丽的旌旗,都欢欣鼓舞,喜形于色,就是因为君王能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任何朝代,任何国度,君主若能将百姓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百姓就会乐其所乐;若能将百姓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百姓也会忧其所忧。君爱民,民拥君;君民同心,邦兴国强。古今百姓乐忧近也!

 

20世纪90年代热衷解读孟子经济管理思想

 

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建设驶上快车道,学者在继续研治孟子民本、教育、伦理思想的同时,热衷解读孟子经济管理思想,并联系实际,分析其现实意义。对于当代企业家、管理者而言,借鉴它,可以拓展经营思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孟子的管理思想:

 

首先,认为孟子性善论应作为企业管理的思想基础。孟子的思想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孟子所说的人性是指能区别人与其他动物的意识活动,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特性。他认为只有人才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动物不具有此四心,四心是仁、义、礼、智发生的根源。人的四种心向所产生的仁、义、礼、智是属于善的品德,人心向善,故人性善。这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和前提,更应成为企业管理的思想基础。

 

其次,认为孟子仁政思想应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孟子认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孔孟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从孔子仁的思想出发,把它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现代管理理论应将孟子仁政思想作为其核心理念,现代管理应发扬孟子的仁政和仁爱思想,重视人的作用,提倡以人为本,让企业员工成为企业的主人。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地位、尊严和物质需要。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这对矛盾中,重视被管理者的感受,在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突出员工的利益和价值,将员工视为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应尊重员工的地位、尊严和物质需要,尊重个性和独立人格,把重视人、关心人、塑造人作为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关键来抓,企业才能不断发展。

 

再次,认为企业应该形成“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满意管理理念。孟子从“民贵君轻”论出发,进一步讨论了民与君的关系,指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在企业内部,实行人性化的管理,尊重员工的尊严、地位,维护他们的利益,让他们得到自我满足,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和谐,赢得被管理者的肯定和认同,这样企业就可以在良好的氛围中实现良性循环。得民心不仅要尊重关爱企业的员工,还要尊重关心消费者的愿望和喜好。在企业外部,需赢得消费者的满意,企业在保证能生产质优价廉产品的同时,要了解消费者的爱好和需求,并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才能占有市场。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须有自己的企业文化,让广大员工有一种自豪感,有一种成就感,为进入自己的企业而骄傲,同时让企业的合作者感到满意,让消费者放心。这样,企业才能顺利发展,才能持续发展。

 

第四,认为应将求变求新作为企业管理的指导思想。孟子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具有通权达变的思想,被誉为“中国古代权变管理大师”,以时间、空间、对象、条件为转移的权变思想,对现代管理学具有强大的魅力。“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强调做事应随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孟子的权变思想,重点在于“变”,突出一个“活”。他认为遵“道”若缺乏灵活性和变通性,就会陷入死板僵化。管理者应根据环境的变化随机应变,以保证企业生产经营少走或不走弯路。企业是开放的权变的系统,受外界多种因素影响,内外环境是在不断变化的,不可能有一成不变和放之四海皆准的管理模式,一切需依环境变化而变化。

 

21世纪对孟子和谐思想的发扬光大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资源无序过度开发,贫富分化严重,区域、行业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凸显等许多不和谐现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一时期研究孟子和谐思想成为热点。

 

孟子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和谐思想理念,学者认为孟子和谐思想的核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认为强调经济和谐是孟子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孔子首倡“仁”,仁就是要求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谐关系。孟子将仁上升到“政”的高度,提出了“仁政”理念。孟子和谐思想非常重视物质利益在“仁政”中的基础地位,认识到物质经济因素是政治统治及社会和谐的基础。认为要实现以人际和谐为实质的仁政,就必须有一个和谐的经济基础,没有一个和谐的经济基础,一个人人友爱和谐的仁政王道的统治秩序就不可能出现。因此,孟子非常重视构建人与人之间在物质利益和经济生活上的和谐关系。孟子强调三点,一是制民之产,二是发政施仁,三是通功易事,百业俱兴。认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百姓拥有一份能供养全家所需的生活资料、能满足发展需要的物质资料。“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指出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生存所需,人们无以为生就易于违法犯罪,如此,人际和谐、社会稳定就是空话。“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家有基本的生活所需,能满足人的基本生存发展需要,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同时,孟子的经济和谐思想中,高度重视和关心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认为要实现社会各个阶层和谐相处,必须在物质生活上对社会底层百姓和弱势群体关心和抚恤。“鳏、寡、独、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一个仁政化的社会,决不能忽视、歧视弱势群体及其生存状况,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另外还要通功易事,百业俱兴。孟子和谐思想中还包含着一个独特的和谐观,重视行业和产业协调发展、均衡发展,认为这是“天下之通义”。孟子认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要求充分认识到“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必要性,认识到社会上有“或劳心,或劳力”的分工的合理性,反对那种“尊”一行“轻”一业的思想行为。若能“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朝”、“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市”、“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天下之农,皆悦而耕于其野”、“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则无敌于天下。”士、农、工、商“皆悦”,各行各业协调发展,才是真正的社会和谐。

 

其二,认为强调道德和谐是孟子和谐思想的核心。孟子把物质经济条件视为和谐的王道仁政的基础,并没有把经济因素视为通往和谐社会的唯一大道。孟子认为经济因素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只是打下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而和谐社会建设更为重要的是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和谐社会其本质是社会人际的和谐,主要内容是建立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团结协作的人际关系,这样的关系并不会直接必然从物质经济因素中引申出来。孟子认为人们只有基于仁义道德,才能形成一种真正友爱和协作的人际关系,才能形成一种真正融洽和谐的社会状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就是要人人对他人充满仁慈友好的爱心;义,就是要人人做正当合理的符合各自身份的事。人人依仁据义,社会必然和谐有序。“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孟子的社会和谐论本质上是一种仁义和谐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学说中,孟子的民本思想也闪烁着光辉。《孟子》在新时期依旧焕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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