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学主义》的独立价值及其新建范式（陈军）
On the Independent Value and Its Original Critique Paradigm of Sinologism
（该文发表在《文学研究》2016年第2卷2期）
摘要：美国学者顾明栋的《汉学主义》一书自问世以来，在赢得国内外许多学者赞同褒扬的同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和质疑。少数学者认为“汉学主义”是东方主义的翻版，在研究范式上存在缺陷，并不能超越和替代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本文认为该书在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研究思想和宗旨上都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有明显区分，具备独立价值和新建范式，虽未臻完美，但不失为一部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跨文化研究力作。
关键词：《汉学主义》；理论价值；研究范式
“汉学主义” (Sinologism)一词自1998年首次提出以来，经过不少学者的努力和构建，已逐渐成为有关汉学、中西研究和中国知识生产的独立理论范畴，为学界所了解和关注，且在国内外产生不小的影响和激荡。这其中美国学者顾明栋教授贡献最著，他倾力其中，持续耕耘，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厦门大学学报》《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阐发并深化了这一理论，使其集腋成裘、蔚为大观，成为一种有别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2013年由J•希利斯•米勒教授作序的英文版《汉学主义》于伦敦和纽约出版，如今其中文版也在商务印书馆（2015年7月）正式出版，必将惠及更多的中国读者，这是“汉学主义”理论发展史、传播史和接受史上又一个里程碑事件。
《汉学主义》的问世赢得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赞同褒扬，但也出现了一些质疑批评的声音，主要集中于“‘汉学主义’是否有独立的理论价值”上。少数学者认为“汉学主义”是东方主义的翻版，在研究范式上存在缺陷，并不能超越和替代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笔者阅读后的意见却正好相左，我审慎地认为，这是一部具有独立价值、自成特色和体系的理论著作，在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研究思想和宗旨上都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有明显区分。该书视野开阔、思维辨证、严谨客观、厚实有力，虽未臻完美，但不失为一部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跨文化研究力作。
一、 对中国学术文化现象的批判性反思
“汉学主义”产自敏锐的问题意识，是对“汉学（中国学）”研究中大量存在的以西方的认识论、方法论来认识和研究中国的学术文化现象的批判性反思。正如作者在该书的开篇中指出：“二十多年来，笔者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西方乃至整个世界何以不断生产有悖于中国文明现实的知识？” 在资讯发达、跨国经贸和文化交流频仍的今天，汉学主义造成的危害已日益显现，如阻碍跨文化交际、导致认知惰性，致使非西方民族的原创性萎缩等。《汉学主义》一书旨在提高学者们对汉学主义负面影响的认识，让他们警惕汉学主义化的潜在危险，由于直面“汉学”研究的问题与现状，该书具有一定程度的尖锐性。
从研究对象和领域来说，《汉学主义》具有明确的区域性和聚焦点，是对中国研究之研究，它秉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的态度，兼具“新批评”文本细读的精神，因其地缘政治和地理文化的因素有别于东方主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产生于西方国家想要控制、殖民近东和中东国家的语境，而中国属于远东，在历史上西方也从未征服过中国，所以余英时曾提醒中文读者注意：“萨义德的‘东方’主要指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并不包括中国。……这是中国人引用‘东方主义’的说词时首先必须注意的重要事实。” 这样看来，无论是东方主义还是后殖民理论都不能解决中国研究的问题，对中国的知识生产也不具备适切性，而《汉学主义》正好弥补了二者研究的缺陷和不足，为跨文化研究开创了新的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汉学主义》虽暗含解构倾向，但不是对“汉学”的全盘否定和破坏，而是一种“理论反打”，它始终贯穿着一种文化自觉和自省意识，字里行间充盈着作者痛心、不忍的文化焦虑和母国情怀。作者身居海外，本身就是汉学家，对汉学主义的形成和危害可谓感同身受，对汉学研究中“惟西方马首是瞻”的弊端也了然在胸，他在解剖别人的同时也在解剖自己，因而更具警醒意义和说服力。
二、 复杂多元的跨学科研究
虽然作者声称：“它（指汉学主义）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学术等跨文化关系和交流的几乎每一个方面。笔者的研究只是局限在汉学这样一个狭小的领域。” 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汉学主义”仍是一种复杂多元的理论建构。
从人力资源主体来看，东方主义主要是西方人为了推进殖民主义而对东方进行的单向构建，中东人是被西方的文化霸权裹挟到“东方化过程”之中，处于“失语”和“消音”的境地。而汉学主义的理论情形大不一样，中国人是主动地接受西方的文化霸权，主动地参与到自己的他者化过程，主动地与西方霸权合谋共建“汉学主义”。一言以蔽之，汉学主义不是西方人的单边构建，而是西方人、中国人、海外华人和全世界非西方人合力完成的“共同作业”。人力资源的多样性让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划清界限，并因此拓宽了萨义德东方主义的理论视野。
从该书研究维度来看，作者除了集中篇幅研究汉学主义的西方维度外，也十分注意汉学主义的中国维度，在胡适、闻一多、郭沫若等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不难看到由西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操控的文化无意识对他们的影响与控制，虽然这种掌控是隐性的、内化的（internalization），但却是深刻有力的，有的甚至达到布尔迪尼所说的“身体化” 的程度。该书还不忘对“汉学主义的浪漫维度”作出分析，在对汉学主义历史批判中，作者显然注意到西方学者中不乏对中国文化喜爱和推崇的，他们在著作中不惜笔墨对中国作出了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诗意浪漫的描述。如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激赏、伏尔泰对中国道德与文化的吹捧、费诺罗萨为中国的文字所倾倒，埃兹拉•庞德对中国语言、诗歌和思想的青睐与迷恋，高尔斯华绥•洛斯•狄更生对中国道德与价值观的捍卫以及伯特兰•罗素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至高评价等。这些都是汉学主义复杂性的表征，然而其精神实质并没有偏离汉学主义的谱系。此外，该书虽偏重于汉学主义内部结构的考察，但也考察了政治、意识形态、族群等外在维度。关于学术政治化的分析，该书是采用举案说法的方法来阐明的，援引的一个突出案例是某些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政府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多学科项目的过度诠释和反应上。此外还分别例举了古代中国和美洲土著文明的跨文化关系的研究，以及对于前殖民地国家流落西方文物的归属权论争等。而关于汉学主义的族群维度的解析则聚焦华裔学者巫鸿《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一书引发的中西方学者关于族群身份的争论，还有关于儒学主导权问题论争以及西方学者在道教研究中刻意规避或公开反对道家和道教之区别的耐人寻味的学术现象。必须指出，该书从汉学主义视角来看汉学研究中的一些学术争论，较好地起到了廓清迷雾、正本清源的作用。
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所析论的材料不同，《汉学主义》几乎不涉及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作家创作、媒介报道等社会学材料，而基本局限在人文学科（纯学术）领域，主要涉及文学、语言、思想、历史、国学等跨学科研究，援引的学者有利玛窦、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赫尔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魏复古、夏自清、胡适、闻一多、王国维等，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中西材料的熟稔，一些材料的运用看似信手拈来、饶有兴味，实则经过作者精心挑选，并调动了自己多学科的知识储备，可谓举隅丰富、论证有力。如关于汉字的拉丁化改革的讨论，关于“疑古派”和“信古派”的争论，关于西方学者对中国小说《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评价标准的考察以及关于汉字性质问题引发的语言学争议等，作者都给予了精细入微、切中肯檠的评述和分析。同时，这些五花八门不同出处的例证再次说明汉学主义是一种远为复杂宽泛的知识生产体系。
三、 一种“向内转”的跨文化研究
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以政治为导向、以意识形态为动机的研究方法不同，《汉学主义》旨在“探索中西研究、跨文化研究中隐性的知识生产范式。” 可以说构建了一种“向内转”的跨文化研究新范式。
该研究的概念基础既非东方主义，亦非后殖民主义，而是由另外两个概念相结合而形成的概念性基础：其一是“文化无意识”，探讨中国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其二是“知识的异化”，描述汉学主义的本质和性状。作者明确指出：关于汉学主义研究“有人也许会像费正清一样，将该系统的理论内核归因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和学术因素导致的主观主义，但我认为显性的主观主义之下隐藏着的是观察和处理有关中国的材料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显示的多重盲点。” 该书第一章即对“文化无意识” 概念进行层层辨析，试图把它理论化。这一概念虽有所借鉴（如佛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乃至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但作者却赋予了新的解释和内涵，并延伸出知性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等系列概念，它的创造性转化无疑为跨文化交际和研究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在该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作者又分别探析“认识论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意识形态”。前者指以西方认识论视角观察中国，拒绝或不愿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去认识中国文明和文化现象；后者指把西方的观点、概念、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强加到中国的材料之上，以及中国学者和中国人对于强加于他们的范式和方法论的主动接受，其典型表现是以西释中或以西套中，依赖从西方借来的词汇、观点和分析的构架来套中国材料，而无视其中的复杂性、生动性和差异性，犯了严家炎曾严厉批评的“异元批评”或“跨元批评”的错误。即“在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之间，硬要用某‘元’做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评判，从而否定一批可能相当出色的作品的存在价值。譬如说，用现实主义标准去衡量现代主义作品或浪漫主义作品，用现代主义标准去衡量现实主义作品或浪漫主义作品，用浪漫主义标准去衡量现实主义作品或现代主义作品，如此等等。这是一种使批评准则与批评对象完全脱节的，牛头不对马嘴式的批评，犹如论斤称布、以尺量米一样荒唐。” 将西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运用到并不适宜与吻合的中国研究中就会造成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偏见，也即作者所说的汉学和中西方研究的异化知识。因为西方的理论、方法有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明确的问题意识，理论、方法本身亦具有效性和有限性特点（拒绝理论、方法拜物教），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知识生产与研究。
总之，《汉学主义》一书不是一种介入社会现实和文化权力的文化政治研究，它也无意挑起文化战争，而是一种更为内在的思维习惯、文化性格和深层机理探究，这种“掘井式”研究极大地增加了该理论的研究深度，也使汉学主义的理论从一种解构主义的批判话语转变成建设性理论范式成为可能。
四、 以自觉反思为导向的建构式研究
不同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是一种政治批评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汉学主义是一个具有自我反省意识的理论。作者一再指出：“本研究并非要把汉学主义当作一种批评理论提出来，并用个案研究来探讨其原理和逻辑，而是要把它构建成一种自觉反思的批评理论。” 该书导论的标题为“超越东方主义”，可谓开章明志；其结论的标题为：“一个自觉反思的理论”，亦可谓前后照应、卒章显志。
该书从“汉学”研究的实践出发来生发理论（采用的是归纳式而不是演绎式），专注于知识生产的方式研究，其提出的文化无意识理论可推而广之应用于各种类型和国别的跨文化研究之中。因为在跨文化交流和研究中，任何一方都不是“文化处子”，都带着各自耳濡目染、长期积累的文化知识、有各自的学术训练和研究背景，属于不同族群和身份，并形成一定的“前理解”（成见），所以文化无意识的存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具有先在性与可约束性，这种文化无意识在跨文化研究中有积极一面，但也带来交流的阻碍、认知的偏见和知识的异化，它同样适用于其他非西方国家与文化的知识生产研究，具有普范性价值。我个人认为，汉学主义研究范式的特点是其反对形而上学的思辨性，杜绝东方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提倡包容性和对话性，它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又反对“中国中心主义”，认为在这两极之间还有一大片广阔的中间地带，这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同时，《汉学主义》一书贯穿着学术至上的理念，追求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最终目的是鼓励和促进相对中正客观的中国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应远离任何形式的歧视、偏见、主观性和政治干扰。” 而这种学术思想与它研究对象及领域是相符的，因为“汉学”研究的价值来源于它自身的分量，和政治、意识形态、国籍、族裔、身份等无关。作者指出：“汉学主义理论的世界性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帮助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加强自我意识防范，以避免认识论殖民和自我殖民的产生；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全世界的思想家和学者尽可能地对中国进行客观和不带偏见的研究。” 当然，一般说来，人文学科不是以物质世界为主要研究对象、追求通则或规律的实证科学，而是一门关注人的精神和心灵以“体验”和“理解”为基本方法、途径的诠释学，因而很难做到完全客观的纯学术研究（这也是该书受到一些学者诟病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以学问为人生信念和立身之本的学人来说，对学术存有敬畏之心、坚守学术本位则是应有的为学之道，这是不容质疑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甚至认为：“有书呆子，才能有学问。” 王国维在1905年写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同样指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又说：“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 在笔者看来，客观性在人文学科中更应看作是对学术理想和学术良知的恪守、对自身“主观性”的约束以及对学术规则规范的尊重和遵循。
如何克服“汉学”研究中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偏差，作者提出了解读中国这部大书的诠释学方法，他说：“真正科学的中国知识生产过程应该与诠释学的循环释义相似。这是因为中国在许多方面，与其他文明一样，不是科学观测的静止客体，而是一部内涵深刻、有待翻阅和理解的巨著。” 作者坚信通过不断诠释可以逼近真理。在该书结论部分，作者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设想，包括“将无意识文化转化为有意识文化” “抵制汉学主义化”“恢复汉学和知识本来目的和功能”等，并坚定地认为有纯学术研究，要克服中国文化自卑感和挫败感，发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加大学术原创性研究，让西方学者正视中国文化的存在和价值，并成为他们的理论和思想资源，真正实现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互渗、互融。
以上我从四个方面概括了《汉学主义》一书的研究特点和价值，其中贯穿着与东方主义、后殖民理论相对照及比较的视角和意识，以说明“汉学主义”作为一种替代理论具有独立的不可抹杀的建设性价值，并以它自身的成就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和借鉴的新范式。作为一种不断发展和修正的理论范畴和批评话语，《汉学主义》一书也存在体例上的不尽完善，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还不够紧密，一些观念和识见也存在“重描”（Overemphasis）的缺点，对中西方学术在知性思维上的差异及中西学术之间的互动、整合和新创关注不够，在研究版图上，对“东亚汉文化圈”（如韩国、日本等）的“汉学”研究也几乎未有涉及，但瑕不掩瑜，该书仍是一部别开生面、苦心经营的跨文化研究力作。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其学术影响和现实意义将不断彰显和放送。
注释：
[1]顾明栋著：《汉学主义》，张强、段国重、冯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页。
[2] [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知识分子论•译者序》，单德兴译，陆建德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页。
[3]顾明栋著：《汉学主义》，张强、段国重、冯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61页。
[4]“身体化”：它标示一种控制深嵌于个体心身的意会层面。参见布尔迪尼：《实践与反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5]顾明栋著：《汉学主义》，张强、段国重、冯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8页。
[6] 同上，第37页。
[7]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
[8]顾明栋著：《汉学主义》，张强、段国重、冯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4页。
[9] 顾明栋著：《汉学主义》，张强、段国重、冯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4页。
[10] 顾明栋著：《汉学主义》，张强、段国重、冯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67页。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8页。
[12] 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15页。
[13] 顾明栋著：《汉学主义》，张强、段国重、冯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01页。
作者：陈军，男，江苏高邮人，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戏剧/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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