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下午，逸夫图书馆报告厅内书香四溢、座无虚席，作为“长江学者谈读书与治学”系列讲座的第二讲、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省品牌专业建设内容之一的专题讲座成功举办。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泽逊先生应邀作了题为“读书治学为什么要用‘校读法’”的精彩讲座。文学院柳宏院长主持讲座。

　　杜教授是著名的文献学专家，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结合具体实例，为大家详细讲解了“校读法”在读书治学中的作用。杜教授首先从扬州与四库全书的关系谈起，指出扬州与古籍整理的历史渊源，继而引出“校读法”这个话题，并分析校读法与校勘学以及文本对照的区别和联系。杜教授指出“校读法”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一部书内部的校读，二是不同典籍之间的校读，三是同一部书不同版本的校读。杜教授结合《礼记》、《史记》、《新书》等典籍，分析一部典籍内的文字差异及其校读方法。关于不同典籍之间的校读，杜教授指出，“春秋三传”与《史记》中关于“郤克出使齐国”的记载各不相同，需要通过校读，分析文献记载的来源与演变过程。杜教授认为，版本对校，有赖于多见旧本，这是不能改变的法则。《仪礼》、《尚书》等文献中存在脱字以及字词差异等现象，通过同一部书不同版本的校读，可以追溯各本异同的渊源及其流变历程。上述实例证明，“校读法”这一传统的治学读书方法，能够让我们全方位地利用文献，更精确地理解文献。在当今信息化时代，“校读法”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提问环节，杜教授对文献学研究的根本动力，从发现问题到利用资料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校读法”是先校再读还是先读后校等问题作出了精彩的回复。杜教授认为，学术研究的根本动力是价值实现，研究中国文献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认识过去，可以自强、自立、自信。如何发现和解决问题，杜教授认为治学条件和方法较为重要。此外，“校读法”需要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发现矛盾，进而解决问题。

  　整个讲座，杜教授娓娓道来，显现出读书治学的快乐以及背后的投入与执着。他对于学术文化以及中国文明的深刻理解，还有视学术如生命的治学态度，打动了在座师生。（宋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