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与乡村里有许多情节的剪切与画面的定格令人感到群落的脉动。
    有许多活生生的场景摆在那儿：手推木车尘埃落尽的把手，在嬉笑的儿童脚下吱扭作响的老水车，麦田尽头吸着明明灭灭的烟袋倚着锄头席地而坐的老农，炊烟袅袅的人家昏黄而平和的灯火；或是在夜市的某一处的擦肩时温婉少女的微笑，街头糕点摊合吃一份米粉的夫妻。也可能，是被绿油油的爬山虎遮蔽了班驳砖墙的胡同。
    就如露水，在翠色的叶儿上留下时光的印记，微妙恬淡，被某个天真的孩子铭记。
    说到胡同，不得不数着北京。
    上海的弄堂，苏州的傍水人家，黄土高原的土窑，北京的胡同。同样闻名闻名于世的温情脉脉的字眼，承载了或久远或短暂的历史。形成于元、明、清三朝的北京胡同，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那些细细密密的名字，如“一尺大街”、“八道湾”，或是“安福胡同”、“永祥胡同”，以特征或美好心愿命名的3000多条胡同们，围绕着紫禁城而居，包裹着树不清的四合院，它们是城市的血脉，充斥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是绝不同于巴黎的香格丽榭大街、纽约的华尔街的别样风情。
    就这样沐浴着阳光或细雨，漫步于胡同，路过谁家的别院，倾听经历盛世繁华或末代夕阳洗礼的砖瓦深沉的呼吸，同它们一起承受时光的厚重与深邃。仿佛看到记忆从墙上一层层剥落，心也莫名地悸动起来。
    它们远不止这一种性格。
    每逢节庆庙会，孩子们簇拥着家人们从胡同中涌出，看街上喜庆的秧歌，刺激的高跷，摇摆的旱船，红火的舞狮。几个调皮的抢过游乐队伍中的钢叉、虎棍，恣意摆弄。爱俏的女儿们则涂脂抹粉，穿上古装加入队伍中，好不欢快。
胡同之于北京，绝不是桎梏与陈旧的代言，而是文化与历史的积淀。时光在它们身上留下深深浅浅的影子，它们在北京的灵魂上烙上鲜红的印，让世人记得北京的胸怀与气质。如同现实中的每一样活物，在周围的种种上留下独一无二的印记，令人铭记；也如同北京奥运会的“中国印”，在地球上烙印，让一个生生不息的民族的精神迅猛的燃烧，照亮东方。

    我的家乡，徐州。
    童年所有的记忆都播撒在徐州。飘满柳絮的天空，凌乱的喧闹的早点一条街，说唱着柳琴戏买大碗茶的老婆婆，还有所有的操着家乡话的地地道道的徐州人。两汉文化之都，兵家必争之地，楚王陵，汉画像石，金缕玉衣，放鹤亭，苏姑像，华佗墓，彭祖园。历史为徐州做了很多粉饰，现当代人也作出了杰出贡献：王杰，王少华，下水道四班，胡卫东，杨影，闫森，孙晋……可是，徐州人不活在历史的荫蔽里，也不活在他人的荣誉中。粗犷，豪放，仗义又有些意气用事。他们从不回避谴责与调侃，有着刘邦笔下“猛士”后人的果敢与大气。
    他们决不为他人的目光而活。
    到黄河堰溜达几圈是我们徐州人近乎统一的“情调”。黄河故道或奎河，是流在血脉中温情的字眼。总有一些坐着马扎的老先生手捧着闲书，脚边摆着个“算命”字样的木牌，时而对走近的路人眯起眼睛看几下，时而对着河心岛倚柳长坐。有一位老先生会对靠近的游人讲些有关徐州的故事：“苏太守（苏轼，古时为徐州太守）当年在徐州治理洪水无门，偶遇河神，河神要娶太守之妹苏小妹为妻子方肯让河水绕城而过，太守不肯，苏小妹毅然跳入河中。河水减退，小妹一只绣鞋浮于水上，后成为河心岛。全城人敬佩、感激万分，遂立苏姑像与其上……”文绉绉的，似乎着实忘了本业。看着游人兴致勃勃的样子，捻须而笑，倒是起了文化传播的作用。
    到今日，徐州一些小街的街头还是有摆杂货摊和推卖手工布艺的老太太们，常有一些服装“嘻哈”的少男少女们围着小车上挂着的熏香娃娃惊喜地叫着“可爱啊！”“卡哇伊！”食指上套着顶针鼻梁上顶着老花镜的老太太咧开嘴“呵呵”的笑着，温暖而亲切。
    当然，也有人说算命是传播腐朽文化说摆小摊有违城市规章条例。可是，这些事物依然存在着，或者说，不得不存在着，几乎成了一道风景线。有别于阳春白雪的高贵典雅，算命这种“封建残余”，摆小摊这种“城市垃圾拍卖点”却也成了下里巴人。八字算命术也是古中国文化之精髓，小摊点曾是许多民间艺人得以为生的手段。毕竟，有一种文化曾经来过这个城市，给这里留下了印记，只是不知何时可以消失。当人们都可以理性科学的对待时光的过往，时光也会给人们一个淡雅的微笑吧。
    这就是徐州，说唱文化与算命一桥之隔，国际名店与杂货小摊齐齐陈列。不紧不迫，不汲汲与名利誉，不戚戚与物欲。历史宠爱这儿，给它以荣耀，它亦淡定，并不急于遮蔽历史给它光辉的同时附加的尘埃，微笑着让历史华丽而洒脱地转身。百转千回，在时光中留下“大气与恬淡”的印。

    北京，徐州。不可同日而语吧。
    精致与粗犷，谨慎与豪放，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或许是两个时空。“过去”所给予它们的实物或精神的“礼物 ”，精华或糟粕，自由与，孰是孰非终不愿推究，却是都在不同时代人们的心里烙下深深浅浅的印，不能忘记，亦不肯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