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观的策论（刘勇刚）

本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扬州 225002）

　　摘要：秦观器识与文艺兼具。秦观《进策》三十篇，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治术、军事、财政、铨选、人材、官制、治安、役法等思想，直笔谠论，达于时变，切中时弊，具有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有些见解至今仍不过时。《进论》二十篇系历史人物论，立足当下政治语境，以古讽今，翻空出奇，能成一家之言。从文风上看，秦观的策论词采绚发，议论锋起，既师承东坡，又上溯陆贽、贾谊及先秦诸子，博采众长，拟议而成变化，形成了自己的真面目。

　　关键词：策论；经世致用；文风

　　秦观器识与文艺兼具，而仅以词鸣于世。世人皆以婉约之宗目少游，有道是“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①]，在多数人眼里，秦观就是一个以艳歌传播四方的风流词人，这样一个角色定位，其实是对秦观极大的误解，似欲尊之而实乃卑之。清人王敬之就曾为他鸣不平：“应举贤良对策年，儒生壮节早筹边。可怜馀技成真赏，山抹微云万口传。”[②]秦观对自我的期许绝不只是做一个词人，像柳永那样依红偎翠，浅斟低唱，而是有着经世致用的理想。元丰年间他在《送周裕之赴新息令》一诗中写道：“挥毫错星锦，扺掌参竽籁。青春抱修能，脱略无范蔡。”[③]虽是夸奖友人，亦适足自况。一句“脱略无范蔡”，豪气干云，高自标置。秦观认为“衣冠而称士者，宜有以异于流俗而以古人自期”[④]。照他看来，所谓古人的境界，即天下之真材，也就是器识与学术合而为一。他在《上吕晦叔书》一文中写道：“某闻天下之功，成于器识；来世之名，立于学术。……夫君子以器为车，以识为马，学术者，所以御之也。”[⑤]

　　据《宋史》本传记载，秦观“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⑥]。他的“议论”主要就是策论。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九月，时任蔡州教授的秦观在苏轼、鲜于侁、曾肇等师友的举荐下，应制科（即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献《进策》三十篇，《进论》二十篇。这五十篇策论，非集中写于一时一地，而是元丰至元祐初八九年间陆续写成的，虽有仕进的功利目的，却情迫于中，意所欲言，剀切而有条理，绝非一般的干禄时文所能同日而语。他的《进策》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经济、军事、铨选、官制、人材、役法、治安等思想，《进论》则以史论的方式，评论西汉至五代的历史人物，立足当下的政治语境，以古讽今，不乏卓越而靠实的见解。释道潜《哭少游学士》写道：“当时所献策，考致第一流。论高追贾谊，气胜凌马周。胜理非空文，灼可资庙谋。”[⑦]黄庭坚《晚泊长沙示秦处度范元实》诗之四赞云：“少游五十策，其言明且清。笔墨深关键，开阖见日星。”[⑧]明人张綖亦激赏少游的策论，将他与西汉贾谊、唐人陆贽相提并论。他在《< 淮海集>序》中称赞少游“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沉味幽玄，博参诸子之精蕴，雄篇大笔，宛然古作者之风，此则其精华也”[⑨]。总之，他们认为秦观最大的亮点就是策论，堪称“雄篇大笔”。   

　　北宋政权积贫积弱，是一个腰杆子挺不直的王朝，面对“三冗”（冗兵、冗官、冗费）积弊，当世士大夫亦在积极思考救弊之道，于是“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⑩]，展开了激烈的政争。从庆历新政到熙丰变法，再到元祐更化，士大夫政见之争，门户之见，愈演愈烈。秦观身为卑微的“淮海小臣”，远离权力中心，却自我期许甚高：“士，国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系，四海治乱之所属也。”[11]他自觉关注社会深层次矛盾，“颇知当世利病之所以然”[12]。他以策论干预政治，既属北宋熙宁以来的科举时文范式，又有其当下的政治文化生态。今人沈松勤在论及党争与文学生态的关系时指出：“党争犹如决定植物生态的土壤与气候，是文学生态的首要环境因子。”[13]秦观撰写策论乃是有为而发，新旧党争就是“首要环境因子”。元祐更化，旧党当国，秦少游属于以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蜀党阵营，他的策论具有鲜明的党派意识形态，确有“据偏守独”[14]的毛病，但又不拘牵于派性，对于国计民生颇多独见。

　　一、秦观策论以儒家思想为根本，以仁德为核心，达于时变，富于实践理性精神。其史识过人，善揣帝王权臣之心机，借古讽今

　　 像他的老师苏轼一样，秦观的哲学思想比较复杂，佛道儒法杂糅，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器识与学术兼具的“真儒”，像贾谊、陆贽那样经纶世务，直道而行，蔑视不作为，不担当，远危机，保禄命的“具臣”。他在《张安世论》《韦玄成论》等史论中颠覆西汉大臣张安世、韦玄成的名臣形象，尖锐批判了具臣的庸懦。他在《王朴论》中写道：“适用而不穷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适用，用而有所穷，虽有高世之名、难能之行，实庸人耳，何有补于世耶？”[15]他的策论颇见胆识，就像他在《贺苏礼部启》中说的那样：“决科射策，亟闻董相之风；逆指犯颜，屡夺史鱼之节。”[16]笔锋直指帝王与宰执大臣。

　　秦观策论不故放高论，而是靠船下篙，颇有务实的精神。秦观议论政事，首先主张政令公开透明。这一点在《进策》第一篇《国论》中就阐述得很清楚。他说“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又云：“大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为诋欺之言，悖乱群听……臣愿陛下具以意作为明诏，丁宁反覆，如古训诰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闻之。则小人虽有诋欺之言，不能以疑众矣。”[17]此文力主“有言”，即晓谕天下，不愚民，不欺民。在“人主之要术”上，秦观力主相反相成，即政事之臣与议论之臣和而不同，差别中求平衡之道。他在《主术篇》指出：“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议论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谏官，略御史，犹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聩也。要之，二者不可偏胜，使之适平而已。[18]议论之臣为谏官御史，他们虽发为异见，但对施政与权力的运作具有有效的监督。因而，秦观主张人主对台谏之臣要有优容之心，给异端以空间，宜取其大节而略其小过。这一见解在《任臣上下篇》中有透辟的阐述。 

　　秦观深谙治势之消长，撰《治势上下篇》，上篇对强弱之势、宽猛之术有形而上的阐发：“天下有强势，吾则有宽术。天下有弱势，吾则有猛术。非强非弱，天下无势；非宽非猛，吾亦无术。盖无势者天下之常势，而无术者天下之至术也。虽然，御强势者必以宽，而强之弊实生于宽。御弱势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实生于猛。”[19]宽猛相济乃历来统治之要术，本不是什么新鲜话头，但论得十分透辟，“深入处如饵沉鱼”[20]。下篇则联系元祐当下政局，不作书生之空言：“夫致先帝之用猛术者，嘉祐之缓势也；致陛下之用宽术者，元丰之急势也。今又矫枉过直，则势必复缓；缓甚，则术又将出于猛矣。猛术一用，天下固已震动。若再用焉，则安危之计，未可知也。何则？重被猛术，国本必伐。[21]“重被猛术，国本必伐”显然是针对王安石新法。上篇有一句“刚严果断之材，或失而为刻深”，指的就是王安石，只是不忍显斥而已。熙丰变法意在救弊，故施以猛术，但猛术失控，确实有伤国本。文章归结于宽仁之政，不为无见。

　　秦观论政儒法杂举而并用。他在《韦玄成论》中说：“上古之事，不可尽行于中古。中古之事，岂可尽行于后世哉？”[22]分明就是韩非子《五蠹》所云“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秦观虽有法家的开放精神，但其根本仍在儒术，即以诗书治国。他在《法律篇》中裁抑法吏，直斥申韩之术，矛头直指熙丰新党。然而在经济思想上，秦观却不同于旧党的保守，而倾向于新党。旧党拘执于义利之辨，视理财为聚敛。秦观撰《财用上下篇》认为食货乃“帝王之要务”[23]，质言之，政府首脑宜深谙货殖之道。此论通达国体，不为矫亢。又认为理财之术在于“尽地力，节浮费”[24]，堪称中肯之言。

　　秦观论役法，亦不拘囿于新旧党派之见。他在《论议上篇》中明确主张：“愿诏有司无牵于故新之论，毋必于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于今者，别为一书，谓之‘元祐役法’，则嘉祐、熙宁之臣皆黯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条去取之科，列轻重之目，此则有司之事。”[25]所谓“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捐弃党派门户之见。在科举制度上，秦观主张“以文词、经术、德行各自为科，以笼天下之士”[26]，意在调和新旧党的矛盾。由此看出，少游不趋附时论，对王安石有肯定，有嘉许。要知宋代科举以经义、论策试士，这是王安国当国改革的政策。近人朱东润先生赞誉少游：“其论选举与役法者，皆深造而有得，不为世俗之言。”[27]

　　秦观对官制亦有有务实而辩证的分析。《官制上》写道：“臣闻王者用人之术惟资望而已。岁月有等，功劳有差，天下莫得躐而进者谓之资。[28]铨选官吏，资与望都是不可或缺的标准，因而唯资或唯望是举，皆失于偏枯，非拔识真材之道。合理的做法是：“以资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碍。”[29]这个见解合资与望于一体，对于奖拔人材，至今仍不过时。近代散文家林纾对此文有高度的评价：“以资望定入仕之途，复能指出太用资望者之弊，大有分风擘流之能力。”[30]

　　秦观论人材，特重奇材，认为奇材的遴选任用，可打破常格。他在《序篇》中阐述《人材》作意云：“鸟有凤，鱼有鲲，超绝之材，宜见阔略。作《人材》。”[31]文章认为天下人材如木材，可分为四种：成材、奇材、散材、不材。重用奇材乃此文之大旨。成材过于理想化，可以说百年难遇。官场中占据要津的往往是散材，这些人资质平庸，不思进取，尸位素餐。奇材“卓然过人数等”[32]，一旦被重用，定能建立不世功勋。但是他们“不能饰小行、矜小廉”[33]，容易被曲解，遭人嫉恨，动辄被妖魔化，统治者若轻信谗言，求全责备，“奇才”将遭到冷落摈斥，甚至困顿至死。这样一来，朝廷中“散材”庸碌，“不材”为祸，“一旦有事常若乏人”[34]。元祐时期党争剧烈，新旧党派之间互相抓小辫子、穿小鞋，给奇材的任用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少游的人材论产生于这一特定政治背景下，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他劝谏人主深惜奇材，不以寸朽弃连抱之材。因为有透彻的思考，行文思致明晰，文势迅利，颇有英爽之气。文中采用譬喻，将不同的人材喻为不同的木材，想象生动，趣味盎然，颇得《庄子》神髓。少游所列举的四种人材，无论在哪种社会都存在，奇材不遇的悲剧，千载之下从未断绝。这样《人材篇》便获得了超越时空的认识价值，对我们当今政府如何选拔人材，任用人材都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少游重奇材，但奇材往往“被甚嫉之毁”[35]，身为奇材又如何珍惜自己的才华呢？对此他在《李陵论》中亦有深度的思考，他指出：“豪杰之士，不患无才，患不能养其气而已。不能养其气，则虽有奇才，适足以杀其身也。”[36]因此奇才要能养气持重，不可轻用其锋，否则不但不能成其功，而且很可能引来杀身之祸。这一论断堪称对《人材篇》奇材论的重要补充。

　　北宋自建国以来农民起义就不断，太宗时期川蜀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曾声震天下，真宗至仁宗、英宗、神宗以来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一直困扰着朝廷，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秦观在《进策序篇》中说：“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销亡不时，或为大釁。作《盗贼》三篇。”[37]他针对农民起义的威胁，积极献计献策，撰成《盗贼》三篇。秦观称农民起义队伍为盗贼无疑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这是他的局限性，不必苛求。就文章而论，秦观洞烛盗贼之情伪，论弭盗之术堪称鞭辟入里，行文自饶英气。上篇写道：“方其（盗贼）群起也，速战以折其气，勿迫以携其心；盖非速战以折其气，则缓而势纵；非勿迫以携其心，则急而变生。”对盗贼的形势消长与心理变化都洞若观火。但盗贼要彻底根绝，殊非易事。所以他针对招降与穷治造成的平而不绝的后果，接着又说：“夫患莫大于招降，祸莫深于穷治。盖尽杀而不赦，则足以夺奸雄之气；胁从污染不治而许其自新，则足以安反侧之心。”[38]可谓得其要领。林纾推重此文“穷深极邃，文无遗义，仿佛苏家议论”[39]确非溢美，即便是苏轼擘画也未必说得如此深透。中篇探讨盗贼蜂起，平而不绝的缘由在“任法不任吏”，“以画一之法，御不可胜数之情”[40]，其结果是盲目执法，贻害无穷。林纾激赏此论，说“‘任法不任吏’一语，直道破千古治盗流弊”[41]。洵称知言。下篇之大旨乃招安豪俊。作者批判了科举制度唯制策、进士是举而不能“笼取天下之豪俊”[42]，委实打中了要害。要知农民起义的领袖（“大盗”）大都为“椎鲁少文独可以任之大事者”[43]，这样的人一旦在民间举事就是攮夺神器之大盗。文章最后建议朝廷“采唐之旧制”在科举之外兼用荐举制，让天下豪俊入我彀中，这样一来，大盗无形销亡。

　　值得一提的是，秦观颇具史识，尤对帝王权臣心机揣摩深透，这在《石庆论》《王导论》两文中有深度的剖析。牧丘侯石庆乃庸才一个，在汉武帝时代却位极人臣，并全身而退，这是为什么呢？汉武帝究竟有怎样的帝王心术呢？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事势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44]。武帝之独裁是由武安侯田蚡所激。武帝即位之初，田蚡当国，权移主上，君弱臣强；田蚡既死，武帝痛惩跋扈之臣，太阿在手，乾纲独断，所以撄其锋者大抵不得善终。石庆充位醇谨，一味媚从上旨，此乃获免之道。秦观更进而指出汉武帝王朝，鄙人者非石庆一人，而是一种群体现象。说到底，专制独裁造成了庸臣扎堆现象。庸臣的奴才人格是独裁造成的。林纾说得好：“石庆终于相位，谓为田蚡之所致，真史眼如炬！凡精明强毅之君，恒惧为人所劫制。其视柔懦之臣，固属无用，然正恃有己之精明，使之备位，亦不至自掣其肘。此石庆之所以得全也。盖有田蚡之跋扈，所以曲全石庆之无能。既揭汉武之心，亦形石庆之劣。”[45]联系北宋帝王心术而论之，作者写石庆乃有激而谈，借古讽今。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来，朝廷“尽收威柄于掌握之中”[46]，世风日渐柔懦，权臣多恋栈固宠而已，有坚操劲气的豪杰之士少之又少。文章结尾激赏汲黯那样直言敢谏的社稷之臣，何尝不是“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呢？

　　《王导论》一篇批判了东晋开国元勋王导“托身于疑似之间”的奸人之行，堪称春秋诛心之论：

　　盖名实俱善者，天下不疑为君子；心迹俱恶者，天下不疑为小人。有善之名，无善之实；有恶之心，无恶之迹，是为奸人。奸人者，尝托身于疑似之间，天下莫得而诛之。此《春秋》所以诛之也。太史公以《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盖以此矣。[47]

　　秦观此文的目的并非丑化王导，只是就周顗之死一端而论，所谓“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晋书·周顗传》）。文中抉出“托身于疑似之间”的诈伪之心更深的用意则是针砭当下那些不敢直道而行，模棱两可以至制造冤案的伴食宰相。文中对君子、小人、奸人的辨析堪称伐隐攻微，燃犀下照。自古以来，奸人多托身于疑似之间而成漏网之鱼。《春秋》能“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所以可贵。此文表现出作者非凡的史识，敢于颠覆现成结论。对托身疑似者的心理揣摩得深细无匹，真成铁案。

　　二、秦观策论对兵法深造有得，思想圆通，奇正兼得，偶尔亦有不切于实的书生大言

　　清人王敬之说：“元祐邑贤中，惟少游进策谈兵。”[48]所谓“进策谈兵”也就是他在《读秦太虚< 淮海集>》诗中说的——“儒生壮节早筹边”。秦观晓畅兵法，纯学《孙子》十三篇，策论中多军事之话题。文人论兵，秦观堪与晚唐杜牧相媲美。他对友人陈师道说：“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力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49]清代姚莹《论诗绝句》论杜牧云：“谁从绛蜡银筝底，别识谈兵杜牧之。”[50]这两句也同样适用于少游。

　　少游谈兵在同时代士大夫中卓荦不群，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苏轼，委实不是“苏家议论”所能拘牵的。秦观著有系列谈兵之作：《将帅》《奇兵》《辩士》《谋主》《兵法》《边防上中下》《李陵论》《王朴论》等。《将帅》论选将尤关国家大计。北宋中期以来，西北二边俱有边患，对西夏、辽国的侵扰，北宋王朝不能有效地抵御，其弊端在于不能选将。宋代兵制是禁军制度，禁军由中央集中掌握兵权。朝廷为了防范武将拥兵割据，把禁军精锐聚集在京师，而且常常调防，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指示将领，甚至授以阵图。诸将领兵作战，须按照皇帝的部署行动，不得擅改。[51]这样，宋军与外敌交战，将帅就不能临机处置，总是败多胜少。此文呼吁朝廷选用“天下之将”，赋以重权，“便宜从事，不烦庙堂之论”，可称剀切之论。正如重材尤重奇材，秦观谈兵亦尤重奇兵。《奇兵》写道：“兵之道莫难于用奇，莫巧于用奇，莫妙于用奇。”[52]着重强调出奇兵以致胜的重要性，对“用奇”之道阐发透辟，且文笔恣放。明人徐渭评道：“笔端奇横，是古今文中利器。”[53]

　　秦观论兵重“谋主”、“辩士”，撰成专篇论述之，足补前代兵家之缺略。《谋主》云：“臣病夫世之论兵者，止知重将帅之选，急士卒之练，讲器械阵营之所宜，究山川形势之便，而推风角鸟占之说。至于谋主，则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谋主者，一军胜败之枢机也。”[54]又《辩士》云：“此军中所以不可无辩士也。然则所谓辩士者，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机，而利口者不与焉。……天下不用兵则已矣；如用兵，辩士不可无也。”[55]秦文将“谋主”“辩士”放在“胜败之枢机”的位置上，发人之所未发。秦观精研《孙子兵法》而能不拘囿于《孙子兵法》，自开户牖，越世高谈，殊为难得。不过，少游亦有不切于实的书生大言。《辩士》一文特别强调辩士的作用，但又说“利口不与”。这就让人纳闷了，辩士没有一张利口，还能称之为辩士吗？所谓“三德五机”都要托于利口来表达呀。再如《边防三篇》主张取横山而复灵武，论攻守之道，颇合兵机。但兴五路之兵，岁各一战以挠羌人，就有些自说自话了。试问羌人难道是纸糊的吗？难道就被动地挨打吗？未免小视了羌人的战斗力。南宋杨时《龟山语录》卷三评云：“今常以五路之师，合攻夏人，尚时有不支。岁出一路，其倾国而来，攻城破邑，吾其可止以一路之众当之乎？大抵今之士人议论，只是口头说得，施之于事，未必有效。”[56]

　　杨时所论打中了少游的要害。是啊，如果羌人集中优势兵力，“倾国而来”对付宋军一支之众怎么办呢？

　　三、秦观策论重君子小人之辨，洞烛小人肺腑。派系观念为自己埋下了悲剧的伏线

　　北宋士大夫感激争天下事，议论煌煌，主体性突出，门户之见亦根深蒂固。北宋庆历党争之际，欧阳修著《朋党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君子有党论”，与“小人党”对垒，为党争的排他性奠定了理论基石。从此北宋的党争便在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派系斗争中倾轧浮沉，激化了矛盾，毒化了政治。

　　秦观虽不是朝廷大臣，但熙丰变法，元祐更化，震动朝野，他不可能不关注朋党之争。他著有《朋党》上下篇，党派思想明显仰承欧阳修的《朋党论》。上篇写道：

　　臣闻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群臣之术，不务嫉朋党，务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党是嫉，则君子小人必至于两废，或至于两存。君子小人两废两存，则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终受祸矣。何则？君子信道笃，自知明，不肯偷为一切之计；小人投隙抵隵，无所不至也。[57]

　　秦观对党争中君子党的命运洞若观火，照他看来君子党的受祸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君子信道笃，自知明，不肯偷为一切之计；小人投隙抵隵，无所不至也。”他一下子抓住了小人的病态人格，而小人的可怕恰恰是没有道德负担，缺乏大局观念，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无所不为。林纾说得好：“小人得罪君子，君子虽有权，不之较也。君子取怨小人，小人即无权，亦必报复，犹之胡人以残杀为生业，举族皆能战，中华文胜，言战非其匹也。文决小人卒得志，千古不刊之论。行文尤警醒动人。”[58]正因为洞彻小人肺腑，秦观主张君子审时度势，对小人适当迁就，不宜过分矫激。《陈寔论》写道：“党锢之祸，海内涂炭者二十余年，岂特小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于用吏、送葬之事，稍绌其身应之，所以因时救弊而已。”[59]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与北宋新旧党争性质不同，不可等量齐观，但敌对党派之间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无乎不同。政局云谲波诡，君子对小人的让步有时是不得已的，妥协亦不失为策略。“因时”的目的在于“救弊”，身可絀而道不可絀，如此而已。

　　《朋党论》下篇与上篇同气连枝，体用合一，上文重在立论，下文则立足于元祐“朋党之议”：

　　臣闻陛下继位以来，虚怀仄席，博采公论，悉引天下名士与之经纶，至有去散地而执钧衡，起谪籍而参侍从者，虽古版筑、饭牛之遇，不过如此而已。君子得时，则其类自至，数年之间，众贤弹冠相继而起，聚于本朝。夫众贤聚于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忷忷，作为无当不根、眩惑诬罔之计，而朋党之议起焉。[60]

　　元祐更化，“众贤弹冠相继而起”，旧党当国，新党士大夫遭到贬斥，“日夜忷忷”，图谋报复，利用人主厌恶朋党的心理，攻讦柄臣结党。秦观站在旧党的立场上指斥新党为小人，这是派性意识的体现，其是非的标准是君子小人之辨，忽略了士大夫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的复杂性，也将皇权政治下的权力结构简单化了。

　　君子小人之辨本于义利之辨。义利之辨是儒家政治判别君子小人的理论依据。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历代党争都跳不出这个线性思维的窠臼，敌对的党派在派性意识的支配下，都诋毁对方为小人党，而以君子党自居，于是君子小人势如冰炭，互相搏击，党祸愈加酷烈，而是非的标准却越来越模糊。后人在评判朋党政治时，也大抵以君子小人为分野。秦观的局限性亦在于此。

　　从个人命运来说，秦观绍圣之后屡遭贬谪，由贬官处州到流放郴州、横州直至编管雷州，客死滕州，完全是新旧派系斗争的牺牲品。他不能明哲保身委实与他的朋党思想有关。正因为有明确的朋党观念，入仕后才积极投入了以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党阵营，他受到敌对党派的攻击便是意料之中的事了。这样看来，秦观的悲剧命运委实有其内在性，即派系意识决定的。

　　四、秦观的策论既师承东坡，又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真面目

　　从文风上看，秦观的策论师承苏轼的痕迹颇重，洵为苏门派之翘楚[61]。苏、秦师生相知甚深。秦观大量撰写策论实受苏轼之勉励。元丰三年（1080）冬，苏轼给秦观的书简写道：“窃为君谋，宜多著书，如所示论兵及盗贼等数篇，但似此得数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实者，不须及时事也。”[62]一句“卓然有可用之实”充分肯定了秦观的经世之才。秦观《谢及第启》云：“志在流水，尝辱子期之知；困于盐车，颇为伯乐之顾。”[63]“子期”、“伯乐”指的就是苏轼，言外有知遇之感。秦观对苏轼的文章确实研读至深，得其壼奥。他在《答傅彬老简》中写道：“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64]他对苏文的了解已超越了外在的表象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即“性命自得之际”。苏轼本人亦以师道自居，他说：“秦观自少年从臣学文，词采绚发，议论锋起，臣实爱重其人，与之密熟。”[65]又云：“少游文章如美玉无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66]

　　少游文章最得东坡神髓的文体允推策论，就像林纾说的那样“穷深极邃，文无遗义，仿佛苏家议论”[67]。苏轼长于策论，早年著有《策论》《策别》《策断》，虽为场屋仕进之文，却通达国体，明于治道，有胆识，有锋芒，“卓然近于可用，出于其意之所谓诚然者”[68]。如《策别·课百官》论“决壅蔽”：

　　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69]

　　指斥朝廷贿赂公行之弊端，看得透彻，行笔犀利。东坡的胆识为其门人尤其是少游树立了标格。秦观敢于针砭时弊，不畏皇权，实有东坡精神之引领。苏轼的策论善学贾谊、陆贽，尤其对陆贽之文心慕手追。他曾上书朝廷，建议刻印陆贽奏议，作为帝王资治之要籍。他说：“伏见唐丞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以还，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70]评价极高，却无溢美，可称真赏。秦观“终身从东坡步骤次第，上宗西汉”[71]，又对陆贽心慕手追。他的策论中委实有贾谊、陆贽之神。有时径直引用他们的言论为己论张目[72]。最重要的是学到了贾、陆的胆识，即以国是为第一要务，无所避忌。如《治势下》：“逮嘉祐之后，习安玩治，为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简自便，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谁能无偷，朝不及夕。”[73]矛头直指英宗、神宗朝政的黑暗，毫不畏惧。

　　少游策论学东坡是事实，不及东坡也是事实。但如果认为他只是步趋东坡而无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先入为主的偏见了。林纾就有这样的酷评：“实则学东坡之似者，无若少游，此少游之所以不及东坡也。杨西亭学石谷之画，酷似石谷，人亦知有石谷而已，何必西亭！”[74]林氏的评论不为无见，但秦文绝不是他想的那样：人知有东坡而不知有少游。事实上，林纾的《林氏选评名家文集》选录了《淮海集》并加以点评，不乏灼见。既然不嫌辞费，那就是说秦文在东坡之外是有一席之地的。秦观的《进策》谈人材、谈官制、谈兵法、谈弭盗、论役法等都较东坡有所突破，能拔戟自张一军。他的史识过人，文字鞭辟入里，波澜老成。像《石庆论》《袁绍论》与东坡的《留侯论》《贾谊论》在伯仲之间，当仁不让其师。

　　值得注意的是，秦观论文重视博采众长，集其大成，这一点在《韩愈论》中表述得很清楚：

　　夫所谓文者，有论理之文，有论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托词之文，有成体之文。……钩列、庄之微，挟苏、张之辩，摭班、马之实，猎屈、宋之英，本之以诗书，折之以孔氏，此成体之文，韩愈之所作是也。盖前之作者多矣，而无以加于愈。故曰：总而论之，未有如韩愈者也。[75]

　　所谓“成体之文”就是荟萃众家众体之长的文章。秦观的策论为说理论事之文，有机糅合了众家的精神和诸多文体的元素，有义理，有考辨，有实学，有辞章。

　　秦观的策论有活力，有新意，就在于他没有一味从苏文中讨生活，而是转益多师，拟议而成变化。明人徐渭评论秦观的策论，指出他的《进策序》“文法古健似老子”，《任臣》的语义则“从李斯《逐客》来”，《人材》“文势迅利酷似长公”，《将帅》“多祖蒙庄《说剑篇》”，《辩士》“可翼韩公子《说难》”[76]，可谓说到了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