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寿词的文化阐释（王定勇）

金代寿词的文化阐释（王定勇）

本文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1期。

　　内容提要：金代文学清疏亢爽，迥异于南宋之柔丽浮靡，寿词亦然。金代寿词数量丰富，意象独特，意境开阔，摆脱了寿词以功名、富贵、长生祝祷的套路，跳出了谀辞谄语的窠臼。相比于同时的南宋寿词，尤显卓异。由于北方独特的文化土壤——苏学流播、贱老之俗、全真教熏染等因素的影响，金代寿词生长成为“华实相扶”的北派风格。

　　关键词：金代寿词；金源文化；南宋寿词；文化阐释

　　十二世纪初至十三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金代文学与南宋文学平行发展，既是当时中国的北方文学，也是古典文学不可分隔的重要部分。由于金朝所辖地区的北方士民秉有雄深浑厚之气，习染刚健简易之俗，文学上呈现出与南宋文学不同的特殊风貌。北宋以来，寿词勃兴。宋室南渡之后，“最多介寿之词”[1]。南宋词坛的这一景观业已引起学者重视，溯流探源，丰富了对词的社会文化功能与审美特质的认识。然而，与南宋同时、居于北中国的金代寿词却无人问津。对金代寿词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词的发展全貌以及词的多元审美功能。

一

　　祝寿文学，由来已久。《诗经》中频频出现，反映了原始信仰下的生命意识。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上寿”乐歌涌现。唐宋时期，祝寿之辞有了新的形式——“挽诗始盛于唐，然非无从而涕者。寿诗始盛于宋，渐施于官长故旧之间”[2]。宋代寿诗兴盛，寿词亦滥觞于此。宣政以后，干戈扰攘，地分南北。寿词在南（南宋）、北（金源）两个文化空间分道扬镳，各放异彩。

　　南宋是寿词的大发展时期，据刘尊明先生统计，两宋寿词达2554首，约占宋词总数的12%。其中北宋寿词180首，占7%；其余为南宋寿词。[3]在与南宋对峙的金朝，寿词的创作也不容小觑。由于金代文献散佚严重，“金人著述稀若晨星”[4]，文人词仅得约840首。一代词人撰述不足千数，令人扼腕。在传世的金词中，有寿词136首，约占总数的16%，超过宋词中寿词的比率。金代寿词的繁盛，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作寿词最多的为金词巨擘元好问，有67首，约占其全部作品的18%。清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云：“生日献词，盛于宋时。”[5]确切说来，应该是“盛于南宋与金源”，忽视金代寿词是非常片面的看法。

　　北宋寿词不多，基本为单纯颂祝之作，充满闲雅情态与富丽气象。南宋寿词有他寿词与自寿词两大类，他寿词较自寿词多，“内容多因祝颂的现实功利需求而带有谀美色彩和模式化特征”[6]。对于宋代寿词的谀颂特征，前人早有讥议。南宋张炎《词源》即指出宋代寿词流弊：“倘尽言富贵则尘俗，尽言功名则谀佞，尽言神仙则迂阔虚诞”，充斥松椿龟鹤的“俗忌之辞”[7]。周密《齐东野语》记载贾似道执政时，“每岁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颂者以数千计。悉俾翘馆誊考，以第甲乙，一时传颂，为之纸贵，然皆谄词呓语耳。”[8]后人更多疵议，清人朱彝尊云：“宣政而后，士大夫争为献寿之词，连篇累牍，殊无意味。”[9]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指摘道：生日献词“以谀佞之笔，拦入风雅，不幸而传，岂不倒却文章架子。”[10]纵观词史，对南宋寿词的责难代不绝书。南宋寿词连篇累牍的是富贵、功名，说神仙、松椿，说寿酒、寿香、寿星（老人星）、千百岁之类，“这些代表或象征了吉祥、长寿的话语的反复出现，使寿词不再是‘文学’了，而成为一种文字的公式。”[11]面对当时寿词的陈词滥调，时人沈义父大声疾呼“须打破旧曲规模”，“切宜戒寿酒、寿香、老人星、千春百岁之类”[12]。然而终宋之世，这种旧曲规模从未打破。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地处北方的金代寿词，却几乎从不涉及这些“旧曲规模”或“文字公式”。宋代寿词多富贵、功名、神仙之事，而金代寿词则呈现出鄙弃富贵功名、反对长寿升仙的思想趋向，这是金、宋寿词的显著差异。相对于南宋的“谄词呓语”，金词却多不食烟火语。金代寿词视富贵如浮云，表现的是“浮云富贵转头空，似一梦、南柯太守”（李俊明《鹊桥仙·段侯寿日》）[13]的豁达，“怕他时、富贵逼人来，妨高卧”（段克己《满江红·寿卫生行之》）的超脱。金代寿词视功名如粪土，有的是“邱壑风流，稻梁卑辱，莫爱高官职”（蔡松年《念奴娇·为高德辉寿》）、“且把功名，暂都分付，浅斟低唱”（李俊明《水龙吟·筹堂寿日》）的风流自赏，有的是“浮利浮名，是甚闲情味”（段成己《蝶恋花》）、“了却文章千载事，不须谈笑话功名”（段克己《浣溪沙·寿菊轩弟》）的清虚淡泊。金代词人笔下更无升仙之想，而多务实之谈，如：“三万六千场。但暮暮、朝朝醉乡”（李俊民《太常引·同知崔仲明生日》），“三万六千须实数，休忙”（段成己《南乡子·卫弟行之寿》），“况人生自有，安排去处，须富贵，何时有”（段克己《水龙吟·寿舍弟菊轩》）。尽管说，南宋寿词中的自寿一类少了以取悦为目的的谀媚之语，多了自我情怀的抒发；但是多表现怀才不遇的感伤和功名事业的向往，依旧不脱“俗忌之辞”。而金代寿词中几乎毫不沾染对事功的希冀或对名利的期望。

　　概而言之，金代词与南宋词在时间上几乎同时，在地域上一北一南；由于南北不同的地理、人文环境，因而造就了金词与南宋迥异的书写范式。从地域文化着眼，南宋词代表了南派风格，金词则形成了北派风格。寿词亦然。

二

　　金代词坛有些响亮的名字：蔡松年、王寂、李俊民、元好问、段克己、段成己，他们同样在寿词领域撑起一片北国的天空，与南宋寿词分庭抗礼。“借才异代”时期，以蔡松年为代表的“宋儒”，把北宋词学传统带入金朝，同时也开创了寿词创作的新天地。“国朝文派”时期，金朝培养的文人崛起，继续寿词创作，王寂的寿词代表了太平和雅的中兴气象。南渡之后至金代灭亡，末代文人遭遇沉重的身危机感和历史幻灭感。河汾诸老坚持遗民品格，追求内心宁静恬淡、隐遁高蹈的生活情趣，在寿词中构建起旷达超脱的思想境界。

　　（一）蔡松年的清旷之音

　　十二世纪初，女真民族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灭辽攻宋，占据北中国的大片河山，令南宋俯首称臣。在文化方面，金朝继承辽、北宋的汉文化传统。随着金源“借才异代”[14]的历史进程，金词也有了萌芽。金朝的第一代词人即北宋流入北地者，其中以蔡松年首屈一指。金主完颜亮“以松年家世仕宋，故亟擢显位以耸南人观听”[15]，蔡松年仕至右丞相，封卫国公，成为金代文人“爵位之最重者”[16]。宋室故臣身份与金廷显宦地位之间的矛盾对立，寄人篱下、横遭猜疑的尴尬处境，造成违己交病、身宠神辱的悲凉心境。蔡松年自号“玩世酒狂”，由于处在矛盾尴尬的境地，他对“身宠身已辱”（《从师还自颖上对新月独酌》）[17]的仕宦充满了倦怠和冷淡，以一种“桔槔听俯仰，随人欲何为”（《淮南道中》）[18]的散淡态度，过着“簿书欺俗吏，绳墨守愚儒”（《闲居漫兴》）[19]的生活。

　　蔡松年作有寿词10首，皆造语不凡，《水调歌头·虎茵居士梁慎修生朝》云：

　　丁年跨生马，玉节度流沙。春风北卷燕赵，无处不桑麻。一夜蓬莱清浅，欲守平生黄卷，冰雪做生涯。惟有天南梦，时到曲江花。  瘦筇枝，轻鹤背，醉为家。倦游笑我黄尘，昏眼簿书遮。千古东坡良史，一段葛洪嘉处，莫种故侯瓜。赋就五噫曲，金狄看年华。

　　寿主为梁竞字慎修，宋中官，宣和六年（1124）蔡松年与之同在燕山归降金兵。面对共同经历朝代鼎革、人世更换的北宋故人，蔡松年所作寿词通篇不见一寿字，亦不见祝寿语。蕴含其中的是深沉的身世感喟、虚无的心灵慰藉，以及退隐避世的期许。

　　《念奴娇·浩然胜友生朝》云：

　　紫兰玉树，自琅霄分秀，悬知英物。万壑清冰抟爽气，老鹤凭虚仙骨。醉帖蛟腾，豪篇玉振，不受春埋没。蓬莱清浅，便安黄卷寒寂。  冰簟寿酒光风，宫衣缥缈，犹带婴香湿。老去浮沉唯是酒，同作萧闲闲客。耐久风烟，期君端似，明秀高峰碧。冷云幽处，月波无际都吸。

　　蔡松年自号“萧闲老人”，其人生理想不是仕宦显达，而是和曹浩然做“萧闲闲客”。蔡氏寿词跟其他词作一样，追求精神与心灵的安逸，是自我人格的投射，而非一般的应酬文字。《水调歌头·高德辉生朝》上阕云：

　　年时海山路，寒碧乱清淮。客中寿酒，醉眼不见一枝梅。何似今年心事，千丈好云新雨，飞下玉妆台。晴雪洗佳气，河汉酒肠开。

　　“客中寿酒”既写出身世漂泊，也显示其灵魂的游荡无归所。末二句“晴雪”、“河汉”语又袒露开阔的胸襟，化惆怅忧思于无形。

　　蔡松年将苏轼疏放、达观词风植入金源，用超脱的情怀面对人世沧桑，用疏朗的笔调抒写人生感慨，凝聚成阔大之境与清刚之气。金词宗苏之风很盛，这一传统正是从蔡松年发轫的。

　　（二）王寂的国朝风范

　　金世宗、金章宗在位期间，金朝进入全盛时代。随着金代培育的是诗人逐渐崭露头角，“宋儒”的时代宣告结束，“国朝文派”[20]的时代拉开序幕。王寂是国朝文派的佼佼者，也是中期寿词的代表。

　　王寂（1128-1193），字元老，号拙轩，“诗文清拔，为滹南、庄靖二家先导”[21]，作有寿词6首。王寂生于金朝国运昌盛之时，“兴陵朝以文章政事显”[22]，其寿词也尽显富丽气象、闲雅情态与正统意识。白居易《中隐》诗有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王寂《题中隐轩》表达了师法白居易的意图：“我则愿师白乐天，终身衮衮留司官。”[23]他所师法白居易的，不是“惟歌生民病”的讽喻精神，而是“身似浮云心似灰”的出世思想。王寂生逢大定、明昌的理世，效仿乐天的闲居之乐。他的词作也大抵是一些觞咏弦歌、山水风月。《洞仙歌·自为寿》云：

　　先生老矣，饱阅人间世。磨衲簪缨等游戏。趁余生强健，好赋归欤，收拾个、经卷药炉活计。  辟寒金翦碎，漉蚁浮香，恰近重阳好天气。有荆钗举案，彩服儿嬉，随分地，且贵人生适意。也不愿、堆金数中书，愿岁岁今朝，对花沈醉。

　　词中那种收拾经卷药炉的生活，那种荆钗举案，彩服儿嬉的适意满足感，与白居易晚年的市民庸俗思想毫无二致。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隐于官，而且是隐于小官，以温饱小康为满足。

　　女真人入主中原，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不但牢牢掌控淮河以北大片土地，而且赢得了汉族士大夫的拥护和支持。从金初文人“南朝词客北朝臣”（刘著《月夜泛舟》）[24]的抑郁不平之气，到王寂“责重还忧力不任”（王寂《受谏职夜久不寐》）[25]的忠君报国意识，金朝文人心态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变。王寂《瑞鹤仙·上高节度寿》云：

　　辕门初射戟。看气压群雄，虹飞千尺。青云试长翮。拥牙旗金甲，掀髯横策。威行蛮貊。令万卒、纵横坐画。荡淮夷献凯，歌来斗印，命之方伯。  赫赫功名天壤，历事三朝，许身忠赤。寒陂湛碧。容卿辈、几千百。看皇家图旧，紫泥催去，莫忘尊前老客。愿年年满把黄花，寿君大白。

　　这首词笔力劲健，气势雄壮，值得称道。“蛮貊”语出《尚书·武成》，蔑称中原以外的各族；淮夷蔑称淮河南岸的南宋。与南宋人辱骂金人“胡虏”一样，王寂反过来辱骂南宋，表现了他以金源为正统的政治立场。“作为一名汉族文人辱骂汉族政权（南宋），可见王寂的圣朝心态是根深蒂固的。”[26]金朝统治者自视为正统，海陵王说：“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27]金世宗说：“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28]，金代寿词并不以祝祷为能事，而是自觉担负起现实的政治内容。

　　（三）河汾诸老的末代绝响

　　金元易代之际，干戈未息，杀气弥漫，“中州遗老，值元兴金亡之会，或身残而名存，或身隐而名显。”[29]隐逸山林成为金末士人的普遍选择，他们感叹年华流逝，人生如寄，但求乱世苟安，隐逸山林。河汾地区处于山西南部黄河、汾水之间， 有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元代房祺编段克己、段成己等八人诗，辑为《河汾诸老诗集》，“河汾诸老”遂成专称。文坛宗主元好问“值金亡不仕，为河汾创正学”，河汾诸老皆“与遗山游，从宦寓中，一时雅合”；元好问实为河汾诸老之灵魂人物，因“遗山之文为一代宗工，别有集行于世”[30]，故房祺不编入集中。

　　李俊民（1176-1260），字用章，泽州（今山西晋城）人，作有寿词31首。在金时因仕途艰涩，遂弃绝官场；入元后，“抗志遁荒，于出处之际能洁其身。集中于入元后只书甲子，隐然自比陶潜。”[31]李俊民长于元好问24岁，年辈较高，入元不仕，可谓已为“河汾诸老”导夫先路。其《酹江月》词云：

　　癯仙风格，暂天教、作个人间浮客。白发光阴催老境，谁见摩挲铜狄。挥剑成河，曳戈却日，著尽回天力。黄粱梦觉，转头一段陈迹。  休问花谢花开，春兰秋菊，总被风欺得。华表鹤来人换世，惟有眼前山色。偎径栽松，傍门插柳，笑比陶彭泽。晚凉月下，一尊聊永今夕。

　　把千秋功罪任凭后人评说，把虚名浮利都置之度外，这就是李俊民超脱达观的人生态度。他真正追求的自由闲适、不为物累的生活。兵锋所及，生灵涂炭。《瑞鹤仙·弟李经略生朝》是写给弟弟的寿词：

　　堪笑。浮云世事，流水生涯，南柯梦觉。风光正好。欲退时、何似闻早。把俗缘抛尽，逍遥林下，青松长伴难老。与鹤鸣立个家风，作千年调。

　　李俊民的家族也零落殆尽，在他晚年之作更多凄楚悲凉之音。词人的消沉与淡然，实在是有着及其惨痛的现实为背景。金亡之年（1234），李俊民至怀州（今河南沁阳），依州守王子荣。元太宗七年（1235），李俊民被泽州长官段直（字正卿，号锦堂，《元史》有传）迎回乡里。《鹊桥仙·段侯寿日》为段直而作：

　　题桥志气，沈碑勋业，不在著鞭人后。浮云富贵转头空，似一梦、南柯太守。  辋川别墅，平泉小隐，此计地长天久。金章还肯换蓑衣，买陂塘、旋栽杨柳。

　　词境开阔，语调低沉，抒发人生如梦的感喟和超然物外的希冀。虽是寿词，却丝毫没有阿谀奉承的庸俗情调，而是以林泉草木相期许，心高气远。

　　金代文坛巨擘元好问，也是创作寿词最多的作家。元好问（1190-1257）晚年作品仍有亡国之哀、世事之叹，但大多数已经转向描绘山水与酬唱应和。作有寿词67首，亦多为应酬之作。元好问在金之作有《定风波》：

　　白水青田万顷秋。风烟平楚散羊牛。莫放相公黄阁去。留取。笑谈尊俎也风流。  华表仙人人不识。今夕。鹿车也到百花洲。好把襄江都酿酒，为寿。寿星光彩动南州。

　　作于金哀宗正大七年（1230），序言注明寿主是邓帅漆水公，即武胜军节度使移剌瑗。词从风烟平楚的辽阔景象入手，赞美了移剌瑗的戍边功业，并发出长寿升仙的祝祷。元好问在元之作有《南柯子·济川寿席》：

　　阀阅真王后，衣冠上客中。路人遥识紫髯翁。争信旧来文赋动南宫。  得婿攀龙贵，生男射虎雄。寿筵休放酒尊空。且道几人全福与君同。

　　词作于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寿主刘济，字济川，伪齐刘豫之孙。又有《感皇恩》：

　　天外想春来，春来天上。乐府《垂杨》动新唱。扁舟西子，并与云帆无恙。五湖将底用，黄金像。水阁清深，晴楼萧爽。丝竹留教助清赏。松腴仙酎，万斛溪泉供酿。寿杯先领取、山中相。

　　遗山往来于真定、顺天时作于“张侯寿席”，张侯当是顺天万户张柔。上述二词一寿“紫髯翁”，一寿“山中相”，词意无非赞功业、祝长寿、祈富贵，全无新意。元好问寿词能系年的屈指可数，大多数不能明确系年。但其词有一共同特征，即纯为祝祷、谀颂的应酬之语，丝毫不关个人情志。基于这一点而言，元好问寿词是金代寿词中的异类，这大概归因于他的身世和身份。

　　段氏兄弟的寿词创作也很丰富。兄段克己（1196-1251）字复之，弟段成己（1199-1282），字诚之，并称“二妙”。金亡之年，段氏二妙避地龙门山（今山西河津县黄河龙门东侧），盖金源遗民。段克己《满江红·寿卫生行之》云：

　　春色三分，犹未一、元宵才过。行乐处、软红香雾，未收灯火。杨柳梢头黄尚浅，梅花萼底红初破。待东风、吹绿满瀛洲，愁无那。  无一物，为君贺。歌我志，君须和。问人生底事，必须奇货。好对青山倾白堕，休嗟事业违人些。怕他时、富贵逼人来，妨高卧。

　　词从吟咏春色写起，上片写初春生机萌动、无忧无虑的生活乐趣。下片抒情，表达了恬淡无为的思想境界。虽为庆寿，却“无一物”相贺，更无谄谀之辞，有的的故人之情、人生之志。又如《蝶恋花·寿山人湛然李生》：

　　岩菊开时霜信杳。风雨无情，又是重阳了。茆舍疏篱人不到。床头醅瓮生微笑。  莫怪住山真小草。颦损蛾眉，愁独无人扫。花底一杯须健倒。醉中听唤卿卿小。

　　上片写秋景，充满自然野趣。下片劝慰知己好友，洋溢拳拳真情。下面看段成己的寿词，《蝶恋花》为卫袭之生朝而作：

　　点检东园花发未。蝶绕芳丛，馥馥香浮蕊。买酒酬春君有地。不妨日涉聊成趣。  身世虚舟元不系。浮利浮名，是甚闲情味。花下一杯方得意。人间万事宜姑置。

　　卫袭之乃前篇卫行之之兄，其寿辰亦在春季。词意全以春景衬托祝寿之意，芬芳绮丽，不落俗套，寄托淡泊名利的高远情怀。又如《临江仙·李山人寿》：

　　浊酒一卮歌一曲，大家留住秋光。片云轻护晓来霜。殷勤篱下菊，满意为君香。  四海干戈犹未定，此身底处安藏。醉中闻说有真乡。便从今日数，三万六千场。

　　寿主同为前篇李湛然，其寿辰在秋季。全词情由景生，情景交融，既有“四海干戈犹未定”带来的凄怆，也有“醉中闻说有真乡”的旷达。二妙寿词，多不及“寿”字，亦不用寻常陈词俗语，而是借着寿词抒发个人情志。旧瓶装新酒，令人读来神清气爽，意态超然。

三

　　金代崛起东方，奄有中原，幅员则广于辽，国势则强于宋。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篇章，文学创作从模拟苏黄，转向祖祧唐人，在千里冰封的北国，兼容了汉文化与游牧文化的金代文学“一洗卑陋浮靡之习”，结出了“华实相扶，骨力遒上”[32]的硕果。近人陈匪石《声执》云：“金据中原之地，郝经所谓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者，迥异南方之弱。国势新造，无禾油麦秀之感，故与南宋之柔丽者不同”[33]正是在金代独特的文化土壤之上，结出了寿词的奇葩。

　　（一）苏学流播

　　金国与南宋在民族性格、文化背景、地域特征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包括金词之内的金代文学具有与南宋迥异的风格。其中一个重要的分别，是对于北宋诗学传统的选择与继承。金词由北宋词脱胎出来，但生长于北国的文化土壤，自然产生了某种变异。首先表现在金词对于北宋词学传统选择性地吸收借鉴。明人陆深云：“宋金分疆，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34]清人翁方纲亦以为：“当日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如蔡松年、赵秉文之属，盖皆苏氏之支流余裔。”[35]苏学在金国流行，得力于金人有意搜集苏轼及苏门学士的文集。靖康之际，金人数次指名索取苏、黄文集，“宋南渡后，北宋人著述有流播在金源者，苏东坡、黄山谷最盛”[36]。这为苏学在金源的影响提供了物质条件。直接继承苏轼词风的是蔡松年。在其词集《明秀集》中，随处可见苏轼的印记，乃至时人魏道明为《明秀集》作注时，几乎篇篇引证东坡词。蔡松年继承东坡的旷达精神，并大量融合魏晋诸人隐逸放达的情怀，将东坡的旷达向前推进一步。此后的王寂、李俊民、段氏二妙、元好问身上，无不延续着这种精神因素。金代词人由于深厚的文学底蕴，加上北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与艰辛的人生经历，沿着“苏学”之路不断深入。

　　“苏学行于北”正是得力于“宋儒”的推动。金初词人沿着东坡的“向上一路”，走得更远。北宋词“以男子作闺音”式的秾丽婉媚，在金初绝嗣。南宋寿词则受到程学的侵染，理学家魏了翁的自寿词，恰是自警自励的表现。两宋词人中寿词最多的也是魏了翁，这与他注重自省涵养的理学家身份深相契合。

　　（二）贱老之俗

　　宋人崇尚老成，“元祐初多用老成”[37]，“宋人字名多用老字”[38]，“老”、“翁”“叟”等字眼屡见不鲜。宋人自名叟老，可谓创一时之风气。崇老敬老的社会风气，自然促成宋人对“老成美”的推崇欣赏。百姓摄生唯老是求，文士命名以老期许，寿词中多长生、长寿的期盼，正是大众心理的映射。宋代社会尊老敬老的社会心理，造就了南宋寿词重视长生的价值取向。

　　在人类形成“敬老”风尚之前，“弃老”的习俗曾广泛流行。在遥远的时代，古人将花甲老人遗弃在墓坑，任其自生自灭。中国北部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诸省，都有“花甲生藏”的传说。人类历史上，“由于野蛮人不得不为自己生存奋斗的那些条件”，“杀死非生产的成员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责任”[39]。中国的游牧民族自古有“贵壮贱老”的传统，上古时代的匈奴“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40]溯流而下，乃至汉代的乌桓、北朝的突厥、唐代的契丹、金代的女真、明代的鞑靼等，都大量存在“贵壮贱老”的记载。女真社会中，原始生产状态长期存在，迫使女真人用体能来对抗生存困境，因此，他们很早就形成了“贵壮而贱老”[41]的风俗习惯。在女真人的部族中，青壮人丁不但有特殊的劳动地位，而且在重要事务中也起着主导作用。上世纪三十年代，学者马长寿在山西发现金代“生藏”墓，认为“农业社会的民族是尊老的，游牧社会的民族是贱老的。”[42]与宋代名字的老态相映成趣的是，辽金元人名多用奴、哥字，“观辽、金、元三朝历史，人名命哥命奴的，触目皆是”。奴、哥，都属青壮劳力，上述人名特征正是彼人“贱老贵壮”又一体现。元好问《续夷坚志》云：“古人上寿皆以千万岁寿为言，国初种人纯质，每举觞惟祝百二十岁而已。”[43]基于这种“贱老”的传统与质朴的民风，金代寿词中绝不“以千万岁寿为言”，而至多为百岁为期，即所谓“三万六千场”。

　　（三）道教熏陶

　　道教在传播过程中，呈现世俗化的趋势，为了取得统治阶层的信赖和支持，总是竭力满足其需求。“他们生活优裕，总希望长期活下去，即使不能永生，也想长寿。道教为了迎合他们的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的需求，向他们推销养生、服食、炼丹、房中等宗教内容。”[44]道教内丹学说旨在解决长生成仙的信仰问题，两宋内丹学传行于儒者文士中，对理学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向往内丹之道。

　　全真道是诞生于金代的道教新教派。相比之下，诞生于北方的全真道具有更为强烈的出世色彩，突出表现在成仙说。全真道劝人们看破功名富贵，放弃现实追求；并力斥传统道教所宣扬的肉体长生、肉体飞升说。王喆《立教十五论》说：“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45]丘处机则斥传统道教的炼养术为“区区延年小术”，宣称“吾宗所以不言长生者，非不长生，超之也”[46]。金代词人多与道教有深刻渊源。蔡松年笃好道教，李俊民、元好问和全真道士关系密切。尤其是金代社会战乱频仍，民生颠沛，促成了民众包括文人对全真教的皈依。全真教思想渗透进词人的意识，也流淌在他们的笔下。

　　今人论金代文学，多将其附庸于宋代文学之下。通行的各家《中国文学史》无一例外地将金代文学置于“宋代文学”名下的一章，且语焉不详，实质上泯灭了金代文学应有的价值与地位。金人对于自身地位有明晰的定位，金章宗“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47]金代文学在赵秉文、元好问的带动下，形成宗唐、学唐的文学主张，“其文章雄健，直继北宋诸贤”[48]，也稍稍开启元代文学复倡唐音之风气。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五首》其一：“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邺下曹刘”指金源诗人，“江东诸谢”、“吴侬”指南宋诗人，尾二句用东方虬、宋之问“夺锦袍”的故实，暗寓南不如北之意。实际上，金代文学上承北宋，但不受北宋的局限，与南宋相比更有独特的发展道路。金代寿词不仅具有异于南宋的文化禀赋，可救南宋寿词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