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美文化生态的优化与社会风气调控[*]（苏保华）

(本文发表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8期)

（扬州大学 江苏扬州 225009）

　　摘要：审美文化通过对公民思想情感、道德意识、信念信仰的潜移默化，有力地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文化生态与社会风气之间有着共生共存的关系，文化技术的进步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演进，文化传统的统摄性调控着社会风气的走向。艺术的日常生活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降低”了艺术的门槛，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一定程度上则“提升”了生活的品位，两者并不能遮盖一个基本事实，即当前存在着传统文化失忆与“三俗”文化泛滥的审美文化生态失衡现象。要通过优化当代审美文化生态来调控社会风气，必须正确对待古今中外的审美文化，在促进文化多元发展的前提下保持文化的正确方向，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保持审美文化的独特品格。

　　关键词：审美文化；生态；优化；社会风气；调控；

当众多的学者致力于研究哲学、美学如何从古典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由现代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时，就哲学或者美学而言，无论产生过多少个杰出的大师或多少种深刻而复杂的思想，最终仍然能够梳理出一条相对清晰的发展脉络。比如，尽管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及克尔凯郭尔的观点各自不同，但对以康德、席勒、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理性主义哲学和美学的反动可谓其共同的理论立场；尽管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福柯的权力谱系学着眼点不同，德勒兹的欲望政治学与利奥塔对知识合法性的思考各有侧重，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评析理论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主张的差异还要更大一些，但作为后现代群体的成员，他们又具有内在的一定程度的互通性，其对叔本华、尼采们的背离和颠覆亦足以让我们联想起后者与康德、黑格尔们的决裂。如果仅仅把这种梳理与概括局限于纯粹的哲学、美学的思想探险和矿产采掘，或者借鉴为对于后工业社会种种弊端进行解剖和批判的武器，毫无疑问是有益的，但也是脱离中国当下现实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还没有什么后现代主义观点产生过像启蒙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所具有的那种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当一些研究者把哲学、美学由古典、现代到后现代的这种嬗变视为审美文化生态和社会风气形成的根基与前提时，最容易诱发出的乃是一种默认和悲观。事实上，当代审美文化生态、社会风气状况并非后现代哲学、美学的产物，相反，后现代哲学和美学倒是当代社会风气及审美文化生态状况的现实反映、概括和批判。此外，即便充分考虑到后工业时代不同民族所存在的世界化倾向，如生产领域的世界工厂，流通领域的世贸组织，生活节奏加快，消费对象趋同，个体意识觉醒，主体焦虑和迷惘，等等，我们还是必须承认，当下中国的审美文化生态和社会风气状况远非后现代主义的世界化倾向所能够涵盖。

与后现代主义大师们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否定相比，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维护可能更具有建设意义。哈贝马斯讲：“我们不要将现代性及其计划作为一项失败的事业而放弃，而是从那些过分的、试图否认现代性的纲领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也许艺术接受的类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范例，它至少指明了一条出路的方向。”[[1]](P3)在我看来，所谓“艺术接受的类型”既是审美文化生态的集中呈现，也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有资格成为我们的批评对象，促使我们对当下中国的审美文化生态加以客观理性地判断，进而寻求以审美文化生态优化来调控社会风气的有效方法。

社会风气作为特定时代的民族共同体所呈现的整体性社会风尚与习气，既具有实践性，即由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模式所决定的主体的行为方式；也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即由政治、法律、哲学、道德、宗教和艺术等社会意识形态所构成的主体精神追求。如果说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构成了社会风气嬗变的必然性，那么主体意识形态上的精神追求则通过对文化生态的改变，为社会风气的走向提供了种种不同的可能。只要我们稍加比较中国夏商周三代与古希腊罗马、中国封建时代与西方中世纪在社会风气上的巨大差异，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马克思所讲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也正是对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生态的独特性所进行的精辟阐释。

社会风气与审美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主体所创造、欣赏、推崇的审美文化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一方面，审美文化集中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呈现出人们的思想、情感和信仰的实际存在状况；良好的社会风气有助于主体创造积极健康、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审美文化，不良的社会风气则往往使审美文化萎靡颓废、单一苍白和粗糙乏味。另一方面，通过文化消费，审美文化对于公民思想情感、道德意识、信念信仰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进而成为社会成员实践行为的重要参照和追求目标。基于上述原因，如何通过优化审美文化生态来扭转社会不良风气，既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理论课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文化生态与社会风气的共生性与互动性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二十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理论》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诞生，因为他在书中明确强调文化形态与环境生态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实际上，把人类文化形态与自然地理环境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早在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时，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指出，特定民族的风俗、性格、习惯、气质以及社会制度的形成，直接受到其所处自然环境的制约。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的美学家丹纳把孟德斯鸠的人文地理学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学说及文化人类学的实证研究综合起来，在艺术哲学层面提出了由种族、环境、时代构成的“三元素说”。丹纳认为：“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2]](P9)丹纳这种看法可谓开启了审美文化生态研究的先河。

　　值得注意的是，丹纳所讲的精神方面的气候或精神文明的环境，实质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统一体，而不像后来斯图尔德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生态学派侧重于强调自然环境。单纯突出自然环境对于文化形态的制约作用，很容易陷入环境决定论的怪圈而忽视文化的主体性和社会性。说到底，文化生态的含义除了“指人类的文化和行为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以一种类似自然生态的概念，把人类文化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而正是这样互相作用的方式才使得人类的文化历久不衰，导向平衡”[[3]]。进而言之，作为人类文化组成部分的特定的国家或民族文化，同样存在着社会性的生态概念，这种具有社会性的文化生态包含了多元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多重文化内涵之间的互补或冲突、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问题以及文化的现实生命力，等等。

　　文化生态与社会风气之间有着共生共存的关系，两者皆建基于特定社会阶段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总体状况。正如马克思所言：“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4]](P525)通常我们以生产工具的质变把人类历史分为五个时期，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器生产的大工业时代以及电脑、互联网占据重要位置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在社会根本性质与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关节点上，往往也是文化生态与社会风气产生根本转型和激烈动荡的时期。如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使用铁农具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随着私田的大量出现，周王室渐趋衰微。管仲“相地而衰征”打破了井田制的限制，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晋文公实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弃债薄敛”，促进了晋国的经济繁荣。与此同时，礼坏乐崩成为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风气，诸子争鸣则开启了社会文化生态的解构与重建。

　　工具决定论并不能够全面地阐释文化生态和社会风气之间所存在共生共存关系，威廉·麦戈伊认为：“每个文明的开始都是由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技术引起的。”[[5]][P3]按照文化技术的发展，他把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文明的起始是原始书写方式，即表意文字体系的建立；第二文明是字母文字；第三文明是欧洲的印刷术；第四文明是电子通讯技术；而第五文明是电脑技术。”[4][P3]麦戈伊的这种观点虽不尽周全之处，但从文化技术角度来梳理人类文明的演进轨迹，无疑拓展了我们把握文化生态与社会风气共生共存性的视野。

　　考察生产工具和文化技术的双重作用，依旧不能诠释不同民族在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何以会生成不同的文化形态和社会风气。如赫伯特·里德所言：“比较一下中国宋代绘画、拜占庭镶画、哥特式玻璃画、庚斯博罗或柯罗的画以及塞尚的画中所表现的树。如果把这五种树并排放在一起，除了地下的根和空中的树枝外，就很少有共同之处了。”[[6]]至于苏格拉底所处的古代希腊城邦与老子、孔子所处的中国春秋时代，在社会风气上就更加大相径庭。解决这个难题，当然不能通过简单地否定工具理性或者文化技术的重要性来达到目的，而是要正本清源，理清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把握社会风气嬗变的总体走向，正视文化生态与社会风气之间存在着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互动、渗透与融合，看到文化生态与社会风气之间常常存在着疏离、悖逆和冲突。

　　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对古希腊传统的颠覆不同，中国古代文化深深地扎根于先秦诸子（特别是儒道两家）所提出的种种学说之中，其关注的焦点是对现实人生的建构而非对彼岸世界的追问；是探寻有限的生命如何具有无限的价值，而非拘囿于人的渺小和上帝的永恒。以先秦的道家、儒家学说为例，道家的核心主张是顺生，儒家核心的观点是仁学；道家推崇顺天知命和守常达观；儒家提倡修齐治平、重铸人心和改造社会；道家的顺生取消了主体的能动性，认为无为才是无所不为；儒家仁学则提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强调主体努力向上、积极进取才是人生价值所在。从表面上看，儒道两家似乎存在着天壤之别，实际上，两者内里实有相通互补之处，即退而有道和进而合度。可以说，儒道互补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内在血脉。如国内有些学者指出：“在稷下，孔子之儒学由孟轲、荀况分别加以弘扬、改铸、重建……老子之学由慎到、田骈等人的创造性发挥，大大改观……通过稷下，先秦诸子之学得到了综合、批判，孕育产生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观念。”[[7]](P53)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统摄之下，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出现罗马式的享乐主义，也没有出现基督教式的禁欲主义。

二、当代审美文化生态与社会风气现状

　　要客观地把握和考量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生态与社会风气现状，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从唯物主义角度看，当代审美文化生态与社会风气现状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的伴生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其本身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实行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在经济总体格局中民营经济迅速崛起。可以说，中国用短短三十多年跨越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时数百年才得以完成的工业化、现代化和信息化进程。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标志，电子商务、连锁经营及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走入千家万户，国民生产总值（GDP）跃居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增长了11倍，电视、手机、电脑的普及率国际领先，城镇化步伐日益加快，中产阶级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深刻地影响着审美文化生态及社会风气走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艺术的日常生活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艺术的日常生活化与艺术创造主体、艺术媒介及艺术传播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在传统视阈中，艺术的创造者主要由社会分工而产生的职业艺术家组成，其认识水平、审美趣味、艺术素养、专业技巧、创造激情因被纳入来源悠久的艺术惯例、艺术经验和观念世界而笼罩着神圣的光环，进而对民间的、大众的、世俗的审美实践形成压抑和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正因如此，来自民间的作品——比如中国的戏剧、小说、剪纸、年画等——是不被视为艺术品的，艺术家与工匠、艺与技、形与神、雅与俗、功利与非功利、诗意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道鸿沟。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娱乐业成为一种重要的产业，审美活动成为了一种文化消费，对金曲排行榜、票房收益、版权回馈及艺术品市场的重视，使得艺术家身份日趋模糊，如兼填词、谱曲与演唱于一身的歌手开始出现，普通的社会成员作为艺术消费者逐渐获得了对审美文化产品进行品评、推崇、贬斥、拒绝的话语权。

　　如果说艺术的日常生活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降低”了艺术的门槛，那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活的品位。从城市园林规划、小区环境布局到室内装潢设计，似乎都告诉人们日常生活愈来愈向艺术靠拢；从日常生活用品中审美要素与时尚要素的结合到青年一代的美容、美发、美体，暗示着只有审美化的日常生活才是高质量的、高品位的生活；从产品外包装的工艺美到广告画面及用语的诗意化，凸显了审美文化与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从拍客、网络写手对论坛、博客、自媒体的全面占领到超女、快男、“中国好声音”、“我要上春晚”等电视栏目与观众的互动，缩短了普通人与艺术家之间的距离。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当代审美文化生态与社会风气现状既是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征，也是其历史发展逻辑的外在呈现，全盘否定当下、期望完全回归传统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注定徒劳的。对此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姚文放在他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一书中认为：“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人类审美文化迄今为止经过了自在的、自律的和他律的三个阶段。”[[8]](P146) 值得强调的是，即使审美文化发展到他律阶段，自在的和自律的审美文化依然具有其现实的价值与影响力，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不仅作为一种文化成果进入到大众审美视野，也成为当下审美文化研究者困惑和焦虑的组成部分。周宪认为：“我们可以把文化的历史形态界划为三种类型：原始文化、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每种形态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构成，有其自身的特征。”[[9]]可以说，文化发展本身经常是一种有缺憾的进步。以书写工具为例，钢笔代替毛笔，书写效率得以大幅提高，书法艺术却失去了昔日的普遍群众基础；电脑键盘代替钢笔是了不起的科技进步，但在主体丧失书写感觉的同时文字开始变得陌生。概言之，对审美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历史变化或者现实存在，我们既要坚持唯物论，也要贯彻辩证法。

　　从历史主义态度和理性立场出发，多数研究者意识到审美文化概念应该具有足够的包容性，不过具体的着眼点并不相同。如叶朗认为：“所谓审美文化，就是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10]](P242) 聂振斌认为：“审美文化是现代文化的主要形式，也是高级形式，它把超功利性和愉悦性原则渗透到整个文化领域，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11]]叶朗先生的观点强调了审美文化具有历史延续性与广泛包容性，聂振斌先生则对审美文化在当下文化系统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予以肯定。在我看来，无论对审美文化做出何种定义，都必须对审美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加以客观评析。

　　艺术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能遮盖一个基本事实，即当前存在着传统文化失忆与“三俗”文化泛滥的审美文化生态失衡现象，社会风气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个人主义亦甚嚣尘上。艺术的日常生活化在使艺术具有更为广泛的民众基础的同时，审美的严肃性内涵却被无底线的娱乐潮流所取代，恶搞、戏说、嗜丑、媚俗蔚然成风；日常生活审美化在提高公民生活质量的同时，炫富、奢靡、形式化、贵族化和盲目性等倾向既遮蔽了艺术应有的人文关怀性质，也妨碍了审美文化直面现实时所应具有的认识和教育功能。

三、通过优化审美文化生态来调控社会风气

　　承认当下审美文化生态和社会风气状况具有现实根基和历史必然性，肯定艺术的日常生活化与日常生活生活的审美化蕴含着进步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当前中国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四个不适应”，并不意味着审美主体只能被动接受审美文化生态失衡与社会风气恶化，更不意味着审美文化的创造主体只有顺应不良社会风气而随波逐流。恰恰相反，通过审美主体能动地优化审美文化生态，我们不仅能够使审美文化本身逐步形成一种更加健康的生态环境，而且能够在审美文化与日常生活相互融合的当代语境中，建构起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生动有效的公民教育机制，从而对扭转社会不良风气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代审美文化生态的失衡与社会不正之风集中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民族审美文化传统呈现出陌生与失忆倾向，片面追求西化、新潮，奢靡之风盛行。从事文学创作的不懂传统的诗词曲赋，从事艺术创作的不懂中国的琴棋书画，崇洋媚外、盲目跟风和机械模仿降低了审美创造的水准，败坏了欣赏者的审美趣味。其二，流行文化与“三俗”文化在日常审美活动中呈现结合趋势。文化上的“三俗”与我们通常讲的通俗、民俗、大众化有着根本区别，“三俗”实质上是对于真善美的反动，是以假乱真，蛊惑视听；以丑为美，扭曲病态；以恶为勇，混淆是非。“三俗”在审美文化领域里的具体表现就是在文艺作品中戏说历史、反抗崇高以及强调反面人物身上的所谓人性，甚至赤裸裸地描写人的本能和肉体。其三，以经济杠杆作为衡量文化存在价值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尺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电影片面追求票房，网络文学片面追求点击率，审美文化媚俗的结果是助长了日常生活中物质至上观念的泛滥。

　　要通过优化当代审美文化生态来调控社会风气，必须处理好三个问题六组关系，即如何正确对待古今中外的审美文化，其中包含古今审美文化之间的关系及中西审美文化的关系；如何在促进文化多元发展的前提下保持文化的正确方向，其中包含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间的平衡，流行文化与边缘文化的调和；如何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保持审美文化的独特品格，其中包含审美文化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审美文化创造与传播的关系。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12]](P246) 健康的审美文化生态应该全面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毛泽东同志曾经讲：“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3]](P700-701)而事实上，当代审美文化在剔除糟粕和吸收精华两个方面都存在着种种问题。一方面，传统审美文化之中愚昧迷信、封建等级、君权神授、男尊女卑等扼杀人性、愚弄百姓的落后观念仍然是“戏说”类影视作品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代表中国审美文化中真善美的历史人物、事件和文艺作品却屡屡被恶搞与解构。这种现象的背后固然隐含着审美价值观的错误，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对传统审美文化的陌生和失忆。后工业时代是一个图像文化和网络相结合的时代，不读书，靠百度，成了不少青年人的通病，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了传统审美文化知识的结构性缺陷。此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真正意义的传承和保护应该是拥有现实的受众规模，审美经验的普遍贫乏致使人们对中国各传统艺术门类产生疏离与淡漠，没有现实的传播与接收，文化遗产的衰亡就会成为一种宿命。说到底，中国的书法、国画、音乐、戏曲、武术、服饰、器具、茶艺等并不单纯属于知识体系，而是属于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即便我们不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但至少可以选择一种生活态度，进而为优化当代审美文化生态和扭转社会风气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14]](P862)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一切”当然也包含了西方的文艺遗产。中国从近代开始，鉴于国力衰弱、列强凌辱的实际情况，主张全面复古、抱残守缺者已鲜有市场，如何融合中西方文化成为了思想家们思考的核心问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主张有两种，即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者主张全盘西化。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不可避而不见的事实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质的不同：中国古代文化承载了生命与伦理的调适，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西方自文艺复兴之后，自由、平等、博爱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一种主要的社会信仰。五四运动以来，思想启蒙的主要任务是以西方崇尚科学与民主的文化来启发民智和改造社会，但如何在借鉴西方文化精华的同时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品格，实际上始终得到很好的解决。可以说，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之中，融汇中西的文化现代化的工作依旧任重道远。

　　要通过优化审美文化生态来调控社会风气，必须正确对待个体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必须处理好雅文化与俗文化、流行文化与边缘文化问题。不同于西方文化所走过的上帝→理性→生命→身体的道路，中国文化基本的发展轨迹是生命伦理→科学民主→工具政治→个体自由。就当下审美文化生态而言，对个体自由的推崇实际上隐含着对既往政治文化居于统治地位而漠视个体性的乖离与拨正。从根本上讲，在审美文化及社会活动中推崇个体自由不仅与诞生于现代文明的科学、民主没有矛盾，即便与中国传统的生命伦理哲学及美学也完全能够找到契合之处。进而言之，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在雅文化中也蕴含着个体的自由精神，在俗文化中也经常表现民族共同体的伦理追求，正因如此，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中由俗到雅、大俗大雅的现象才层出不穷。文化的雅与俗本来就具有相对性，高雅不等于孤芳自赏，通俗不同于庸俗、恶俗。当下流行文化媚俗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对抗崇高、消解伦理的倾向，强调行为无底线和娱乐无极限，忽略甚至否定了审美文化应有的严肃性内涵，故而会对大众及社会风气产生误导作用，实际上助长了“三俗”泛滥，也是对传统的雅俗文化的双重背叛。

　　健康的审美文化生态应该鼓励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首先，要解决雅文化曲高和寡的问题。审美文化不同于政治文化、道德文化或者宗教文化，它是以生动的感性形式来承载含蓄蕴藉的情感和深刻独到的思想。雅文化之所以曲高和寡，可能缘于形式上脱离大众，也可能缘于内容上疏离生活。如马克思所讲：“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15]](P585)从观念出发，把文艺作品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雅文化就只会失去现实的生命力。其次，要重视对俗文化的提升和改造。俗文化虽然因其生动活泼而具有更广泛的受众，但其中亦包含了粗鄙、庸俗和不健康的情趣和观念，如果不加辨别地原样照搬，不仅会有损于审美文化生态，而且有可能对社会不良风气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

　　要通过优化审美文化生态来调控社会风气，必须正确处理当代审美文化中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关系。客观而言，在当今商品经济大潮中，文化产业化是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只有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形成审美文化多元发展格局，才可能以审美文化为抓手，深刻地影响社会生活和有力地调控社会风气。文化产业需要利润支撑，又不同于一般的物质资料生产，文化产业还要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塑造公民健康人格、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因此，在文化产业中所需要反对的是极端功利主义，而不是否定文化产业通过文化消费获得利润回报的正当性。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一方面，我们要区分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固然对文化事业有重要支撑作用，但文化事业的目标却不能完全依赖于产业化来加以实现，文化事业既需要政府加大投入，也需要社会成员的非营利性地参与。另一方面，在文化产业化过程中，要加快传统文化遗产的网络数据化进程，依靠最新科技手段，我们完全有可能借助互联网向用户提供免费的海量数据库服务，降低公民文化消费成本，在具有当代性的文化普及中来促使文化自觉、道德自律和改善社会风气。

On Ecological Optimization of the Aesthetic Culture and Control of Social Ethos

SU Bao-hua

　　Abstract: Aesthetic culture strongly affects the whole ethos of the society through the imperceptible influence to the thought and emotion, moral consciousness, faith and belief of the citizens. Cultural ecology has a symbiosis relationship with society. The progress of the culture and technology drives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dominating character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controls the direction of social ethos. Artistic daily adaptation in a sense "lowers" the threshold of the art and the aesthetic daily adaptation is to a certain extent "improves" the taste of life. Both cannot cover a basic fact, that currently there is a memory los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phenomenon of ecological imbalance of aesthetic culture in the overflow "three vulgar" culture. If we want to control the social ethos by optimizing ec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aesthetic culture, we must treat the aesthetic culture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correctly. We must keep correct direction of culture under the premis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diversity, so as to maintain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aesthetic culture in the tide of commodity economy.

　　Key words: Aesthetic culture; Ecology; Optimization; Social ethos; Regulation and 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