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班固自写家史不能反映其家族谱系与文化的原貌（邓桂姣）

扬州大学文学院

（本文已刊于《兰台世界》2013年10月下旬总第416期。）

　　摘 要： 限于史学体例和入史标准，班固自写家族史是以他本人为起点上溯的男性直系血脉为主干，只有该主线上的人方可贤愚无遗地入传；诸旁系往往弃却，个别插载者则需达到别的入史标准。但诸入史标准一般不含文化、作品等内容，故往往遗漏这方面的人与信息。因此班固自写家史不但谱系残缺，即使被写到的人物的文化情况也仅是原貌的一鳞半爪。

　　关键词： 班固  《汉书》  《叙传》  谱系  创作  作品

　　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篇他传之与自传、他写家史之与自写家史，都不如后者拥有更丰富的素材。所以一般认为，自传、自家史是研究一个人、一个家族的第一手好材料，能较全面地、直接地展示其人、其家族。但班固《汉书•叙传》[1]中的自家家族史，则根本不能反映其家族谱系和学识、学术、创作等文化情况的原貌。

　　一、所载谱系呈单线型，省略了历代旁出支脉，或漏有作品有文化者

　　《叙传》里的班氏家谱，仅保持以作者自己为末端支点的、入汉以来历代男性直系血亲的完整，形成连贯的单线型世谱，然后偶尔旁插一个或几个旁系亲属。并且使用从古至今的顺序叙述，而这种表达结构所传达的客观信息即是某人所有后代的情况。因此，这使读者接受到的信息即是班氏家族历代先祖皆独子单传，唯班况有三子一女、两孙、一曾孙，便别无他嗣了。据此，则班氏家族自秦末以来至东汉初年，一直繁衍伶仃，人口孤弱。

　　但这显然与事实不合。如班彪，显然并不止其所显示的班固这一个后代。班固的祖先也不可能全是独子单传的。如班况之子班伯为定襄太守时曾“召宗族，各以亲疏加恩施，散数百金。北州以为荣，长老纪焉”（《汉书•叙传》）。既有“宗族”，则班况以上的世系中肯定不全是单传的。若“宗族”全是班壹的兄弟或从族兄弟的后裔的话，那到班壹第六代孙班伯时至少已出五服，那么本身就全是“疏”远的血脉了，何以云“各以亲疏”呢。因此可以断定，班壹至班况间不但不可能全是单传，而且至少有好几条旁支。可能班氏宗族的规模还不小，不然何以整个“北州”都以之为荣了呢，何以让“长老纪焉”呢。因此班氏家族的人口并不是《叙传》世系显示的那样单薄，在所描述的单线型的世谱中实际省略了许多历代旁出的支脉世系。而班伯此时的“宗族”可能正是前代祖先的兄弟的后嗣，是不折不扣的班氏家族成员。

　　这种谱系结构，必然会天然地造成对其他旁系有文化的人、有作品的人的漏载。纵然有个别旁系得以格外入传，却主要是另一种入史原则所致的。详下文。

　　二、笔墨不均，或省略文化、创作情况，或有涉及却挂一漏万

　　被班固载入《叙传》的各位班氏宗亲，其所占笔墨悬殊很大。入汉以后的第二、三、四代的事迹极简略，三十个字即写完了三代人。第一、五代的事迹稍详，第六代又稍详之，至班嗣则稍录其文，至班婕妤、班彪、班固则大录其言行、文章（按：班婕妤已合入《外戚传》，故《叙传》止于提及）。

　　但是那些未给予著录作品或未提及创作、文化的人物，并不是都没有作品、文化。比如未提及创作的班长、班回、班况。祖孙连续三代为官，虽然长期处于北方边塞之地，但三代直系及旁系中不可能全部没有一点文化素养和写作能力。既然已连续三代为官，则具有对文化、写作的学习条件和行政需要，何况处在经学渐已兴盛的年代[2]。处在这个时代，班家之所以能代代为官，恐怕本身就说明该家族渐已走上文化的道路了。且班回、班况分别举茂材、举孝廉出身，已然融入以经学为主导的选材入仕的道路。从《汉书》可知，班况的儿子即是自幼读书学经的，并且连女子也得到了学习的机会。从其女班婕妤的行事与行文看，她的知识结构恐怕并不止“《诗》及《窃窕》、《德象》、《女师》之篇”。她既然“每进见上疏，依则古礼”（上两处出《汉书•外戚传》），又能为辞赋，则其所学还包括奏疏、礼学、辞赋。如果说《窃窕》《德象》《女师》之类是当时女性生活的必需性知识的话，则辞赋可算是非必需性教育了。由此可管窥班氏家族此时的教育，甚至女流之辈的教育，都不再局限于生活所必需的部分，业已滋生文学性因子了。而且班婕妤这一代，所知晓者全都具有较高文化、经学素养，也都有一定的创作。这恐怕不是偶然的文化繁荣，而是前面三代为官所累积下来的家族文化的发展。所以班长、班回、班况及其可能存在而未入班固所撰家史的家属，在文化、作品方面，不会像班固的家史所展示的这样空白。由此也让人难以安心地相信班史所展示的其它处的种种空白。

　　至于像班伯兄弟之类博学有才的人，虽然班固没有给他们著录作品，但他们一定曾有作品。这已可从班史叙事中管窥一二了。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大将军王凤荐伯宜劝学，召见宴昵殿……诵说有法”，又诏伯入金华殿受业，“既通大义，又讲异同于许商，迁奉车都尉”，“上状，因自请愿试守期月”，“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汉书•叙传》），可见班伯经学基础深厚，还曾几次上书。班斿则“博学有俊材……以对策为议郎……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汉书•叙传》），显然班斿的文化学术亦深厚，且曾有对策文、奏章。班穉亦曾“上书陈恩谢罪”（《汉书•叙传》）。以上仅从叙事中略窥而已，难道博学的他们，一生中的作品仅此而已？怎不让人疑心！

　　至于班婕妤、班嗣之类，虽然班固给他们各录了一篇作品，并提及班婕妤几次上书。但恐怕也像对待班彪一样，虽予以著录《王命论》，但却全然不提他的其它作品。从《后汉书》[3]所载及今流传下来的班彪作品看，班固所载、所提及的仅是冰山一角，挂一而漏万耳。可见班固写的自家史，不仅不能展示其家族未入传人物的文化、创作情况，就是入传的人物的创作情况也十分疏略不全的。

　　三、史学规范与体例致班固的家史“疏略”，不能展示其谱系与文化的全貌

　　前云班固《叙传》所写自家史不但谱系严重残缺，且入传人物亦写得详略不均，又常忽略文化、学术、创作情况的介绍，显得十分“疏略”。其实这也是因缘有自的。因为这部班氏家族史并不是一部独出的作品，是附在一部断代史书之后，因此它必然要接受史学体例和该书体例的限制，此外连同作者，都受其时代“世情”的影响。

　　其一，依据史书“叙传”仅“叙作者之传”而非“大家族家谱”的义例，故以作者的历代男性直系血亲为轴心，非此轴心谱系上的旁支人物皆不得入传。

　　这种做法在《史记•太史公自序》[4]中即已成雏形。但他的男性直系血亲基本上可以串成一条线，从远祖以来至于己身。其他旁系个别插载而已，或止于身，或一两世而止。其核心是在史书作者之“自”字，而非自己的整个大家族族谱。《汉书》多承袭、借鉴《史记》。《叙传》体例即仿《太史公自序》，所叙亦于其书目录前“叙作者之传”而已。

　　但班固比太史公的谱系写得更严密。因为太史公的直系血亲谱系中有跳跃，不连贯。班固则不然，除远祖不详之外，将自己的男性直系血亲完整地著录下来，一代也不落下。从这一点说，班固的自家史要比司马迁的自家史详密得多了。只是这种“详密”，就整个家族而言还是很疏略，因为从原则上即遗漏了历代以来的旁系支脉。

　　其二，以拥有较高的地位、重大的功勋、崇高的德行、显赫的声誉、骄人的荣耀、突出的才艺、较大的影响等因素为入史的标准；以此决定入史的直系血亲在家史中的笔墨份量；以此遴选其他个别旁系宗亲入史、且以此裁量其所占笔墨份量；并将此标准施之于各个进入家史的人物传记的文字组成，作为传记的重心。如此，则对入传人物的文化、创作情况的忽略与漏载则势所必然了，有学识、有作品的普通旁系宗亲之缺载亦势所必然了。因此符合该标准的直系血亲则被详写，否则略写；符合该标准的旁系宗亲则被插入传中，否则缺而不载；因此所形成的传记皆绳此准则，则欲从中寻找其家族家谱与文化的全貌，便是不可能了。

　　例如班壹，以始迁楼烦、因财雄边、以寿为荣，事迹稍微较多；其子班孺仅载因任侠而“州郡歌之”，班孺子班长、孙班回，仅载茂材、孝廉出身和官至“上谷守”、“长子令”而已，叙述都很简略。大约班长、班回无大功也无可大称述的地方。至于任侠，班固在《汉书•游侠传》流露的态度则明显不赞同，以为游侠之徒“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因此对“州郡歌之”的班孺予以略写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而班氏历代旁系仅记载了班穉同父下的三个同辈及班斿之子。究其原因，大约还是由于符合了前述入史的标准。班婕妤，以汉秩言，“婕妤视上卿，比列侯”（《汉书•外戚传》），因此她的地位是相当高的。班伯，官奉车都尉、定襄太守、侍中光禄大夫，皆秩比二千石，后迁秩中二千石的水衡都尉，历任高级官吏。班斿，曾任秩比二千石的右曹中郎将；又在秘书不布、东平思王以皇叔身份求书不得的时代下荣获皇帝“秘书之副”的赐予，可见既属高级官吏，又曾备受令人荣耀的宠幸。班嗣，虽然没有提到官职、功勋等，但以“显名当世”，又是极荣耀的“秘书之副”的继承者，而予以稍稍简述。

　　这个标准还施之于各个进入《叙传》人物的传记结构。于是把视角集中于人物的地位、功勋、德行、声誉、荣耀、才艺、影响，忽视人物的文化学识、作品创作等，非特殊情况都予以简略或跳过。所以班长、班回、班况三世为官且有茂材、孝廉出身，却不提他们文化学识如何、作品创作如何，班伯手足四人皆博学有才，也不提其创作如何，乃于其父班彪、其伯班嗣亦然。

　　其三，因诸体例，班固家史中也落下了功勋、地位显著、且有作品的班超、班昭。

　　这一方面是缘于体例。所谓“叙传”，叙作者之传也，而作者之传往往会从先祖叙起。如以《太史公自序》为例，则序止于身，不及作者同辈和子嗣。依此例，则同辈之班超、班昭必然不能进入《叙传》。再者，则是断代史的时间断限。班超、班昭皆东汉人，焉能入西汉史书。这不能跟作者比，因为这本身即是叙作者之传。再次，班固成《汉书》时，班超、班昭之显著功勋、地位还没成就起来。因为班固死于永元四年（92），此后班昭才受诏续《汉书》；永元七年（95）班超才封侯，班昭亦此年才教授邓皇后[5]，其地位、影响才更为显著。

　　其四，大约班氏女性大多无皇室外戚一样的崇高地位，因此，除班婕妤以皇室外戚入史，《叙传》一律只写男性，不提女性。此盖体例及当时社会意识所致。《史记》《汉书》都没有给外戚以外的女性立传。但以此为标准则必然又会漏载其有文化、有作品的的女性了。

　　前云到班伯一代，班氏家族男女皆博学有俊才，班婕妤即是其例。其后班昭亦然，可以为乃兄《幽通赋》作注、受诏续补《汉书》、教授皇后贵人、答太后问政、得太后素服举哀、让马融伏阁受读（据《后汉书•列女传》），有集传后，至今仍见遗墨。不仅如此，班氏家族姻亲中的女性似乎都博学乃至善文。如班昭之母亦精典训。班昭即主要靠其母教育。《女戒•序》即云“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后汉书•列女传》）。又，班昭作《女戒》戒诸女，其夫妹亦有才，能作文难之，文辞可观，则班昭夫家亦是文化之家，并且女性也具有一定的学识与作文能力。其儿媳丁氏则不但能帮她“撰集”生前作品，还能为之作赞（《后汉书•列女传》），应该也是出自一个文化之家。可知此时的班家及其姻亲的家风，不仅男女皆也博而有学、文章灿烂。若通经博学的班伯、班斿、班穉兄弟的子女，难道会是没有一点文化、作品的人吗！可惜《叙传》仅写了合乎入史原则的乃父班彪和有学有名的班嗣。

　　概言之，班固附于《汉书》后的《叙传》记载了他庞大的家族史，但却是残缺不全的。以其恪守“叙作者之传”和重地位、功勋、德行、声誉、荣耀、才艺、影响等因素的标准，所以班固所描绘的班氏家史自然会遗漏包括有文化、有作品的众多宗亲。即便入传者，也被撇弃了文化、作品等众多信息。所以班固所写的自家史根本不能反映其家族谱系、文化等情况的原貌。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班况已值成帝，则其父祖应该赶上武帝大兴经学后的时代了。

　　[3]（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本文为2013年“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编号：CXZZ13_0886）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邓桂姣，扬州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