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3YJC75100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105）。

　　[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51页。

　　[②]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孙克强辑考《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③]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词话丛编》第4册，第3828页。

　　[④] 陈锐《袌碧斋词话》，《词话丛编》第5册，第4201页。

　　[⑤] 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神道碑文》，《憺园文集》卷三一，康熙冠山堂刻本。

　　[⑥] 曹寅《题楝亭夜话图》，《楝亭诗钞》卷二，康熙刻本。

　　[⑦] 徐釚编著，王百里校笺《词苑丛谈校笺》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290页。

　　[⑧] 徐釚编著，王百里校笺《词苑丛谈校笺》卷五，第292页。

　　[⑨] 顾贞观《弹指词》，光绪四年刻本。

　　[⑩] 吴兆骞《秋笳集》卷八，雍正四年刻本。

　　[11] 陈乃乾在《清名家词》第四册《弹指词》后记中称其“始刻于雍正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盖《弹指词》康熙刻本至清末民初已不传于世。

　　[12] 张纯修《饮水诗词集序》，纳兰性德《饮水诗词集》，康熙三十年刻本。

　　[13] 康熙朝有关纳兰词的刊本至少有《侧帽词》（未见传本）、《弹指词侧帽词合刊本》（未见传本）、《饮水词》（康熙十七年）、《通志堂集·附词》（康熙三十年）、《饮水诗词集》（康熙三十年）这5种。

　　[14] 伍嗣兴《餐玉词序》，《餐玉词》，嘉庆六年刻本。

　　[15] 汪孟鋗《厚石斋诗集》卷一，乾隆刻本。

　　[16] 蒋重光《昭代词选序》，《昭代词选》，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17] 雍乾词坛对顾贞观词的步韵、步和，有戴文灯《金缕曲·秋斋多感，读顾梁汾＜弹指词＞，即次其八迭之韵》、邵玘《沁园春·春淮感悼，用＜弹指集＞韵》、朱黼《贺新郎·次顾梁汾生日自寿韵》等二十余首，见《全清词·雍乾卷》，张宏生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8] 杨芳灿《饮水词钞序》，纳兰性德《饮水词钞》，嘉庆二年小仓山房刻本。

　　[19] 朱彝尊《紫云词序》，《曝书亭集》卷四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参阅张弘《纳兰词评价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5年第4期；张佳生《纳兰性德的词学理论》，《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1期。

　　[21] 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憺园文集》卷二七，康熙冠山堂刻本。

　　[22] 王国维《人间词话》，《词话丛编》第5册，第4251页。

　　[23] 陈维崧评纳兰语，见江顺诒辑、宗山参订《词学集成》卷五，《词话丛编》第4册，第3270页。

　　[24] 朱彝尊《祭纳兰容若文》，见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十九“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版。

　　[25] 鲁超《今词初集题辞》，顾贞观、纳兰性德编选《今词初集》，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26] 顾贞观《顾梁汾先生书》（即《栩园词弃稿序》），陈聂恒《栩园词弃稿》，康熙四十三年刻本。

　　[27] 参阅严迪昌《一日心期千劫在——纳兰早逝与一个词派之夭折》，《江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28] 姚廷谦《弹指词序》，顾贞观《弹指词》，光绪四年刻本。

　　[29] 诸洛《弹指词序》，顾贞观《弹指词》，光绪四年刻本。

　　[30]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九，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573页。

　　[31] 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七，《词话丛编》第3册，第2793页。

　　[32] 赵函《纳兰词序》，纳兰性德《纳兰词》，道光十二年汪氏结铁网斋刻本。

　　[33] 冯登府《种芸仙馆词》，道光刻本。

　　[34] 潘飞声《说剑堂词集》，光绪刻本。

　　[35] 王鹏运《半塘定稿》，光绪刻本。

　　[36] 边浴礼《空青馆词稿》，咸丰刻本。

　　[37] 杨芳灿《饮水词钞序》，纳兰性德《饮水词钞》，嘉庆二年小仓山房刻本。

　　[38] 王鹏运《< 忆云词>识语》，项鸿祚《忆云词》，王鹏运四印斋钞本。

　　[39] 张预《重刻< 纳兰词>序》，纳兰性德《纳兰词》，光绪六年娱园刻本。

　　[40] 王国维《人间词话》，《词话丛编》第5册，第4251页。

　　[41]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七，《词话丛编》第4册，第3415页。

　　[42] 参阅叶嘉莹《论纳兰性德词》，《清词丛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

　　[43]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1页。

　　[44]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词话丛编》第4册，第3828页。

　　[45] 陈锐《袌碧斋词话》，《词话丛编》第5册，第4201页。

　　[46] 李慈铭手跋《纳兰词》，见汪氏结铁网斋刻本《纳兰词》卷三，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室藏。

　　[47]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词话丛编》第4册，第3777页。

　　[48] 周之琦亦有“容若长调多不协律，小调则格高韵远”的论说，见道光二十六年金梁外史选刻本《饮水词》。

　　[49]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1230页。

　　[50] 杜诏《弹指词序》，顾贞观《弹指词》，光绪四年刻本。

　　[51] 金应珪《词选后序》，《词话丛编》第2册，第1619页。

　　[52]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32页。

　　[53] 郭麐《桃花潭水词序》，《灵芬馆杂著》卷二，嘉庆十二年《灵芬馆集》本。

　　[54] 杨芳灿《捧月楼绮语序》，袁通《捧月楼绮语》，嘉庆刻本。

　　[55] 毛际可《近词初集跋》，顾贞观、纳兰性德编选《今词初集》，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56] 杨芳灿《饮水词钞序》，纳兰性德《饮水词钞》，嘉庆二年小仓山房刻本。

　　[57] 郭麐在赞赏孙若霖词时云：“于前人近李重光，近张玉田，于国初作者近成容若。”见郭麐《双红豆阁词序》，孙若霖《双红豆阁词》，嘉庆刻本。

　　[58] 纳兰性德《与梁药亭书》，《通志堂集》卷十三。

　　[59] 张惠言《词选序》，《词话丛编》第2册，第1617页。

　　[60] 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四》，《通志堂集》卷十八。

　　[61]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话丛编》第2册，第1633页。

　　[62] 王国维以为周济用“粗服乱头”喻李煜词是“置诸温韦之下”，其实是没有理解后面“不掩国色”的推崇之意。参阅叶嘉莹《从< 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叶嘉莹说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63] 纳兰性德《七言古诗·填词》，《通志堂集》卷三。

　　[64] 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四》，《通志堂集》卷十八。

　　[65] 张惠言《词选序》，《词话丛编》第2册，第1617页。

　　[66] 谭献《复堂词话》，《词话丛编》第4册，第3987页。

　　[67] 吴锡麒《董琴南< 楚香山馆词钞>序》，《有正味斋骈体文》卷八，嘉庆十三年刻有正味斋全集增修本。

　　[68] 张修府《鸥汀词草跋》，陆循应《鸥汀词草》，同治辛未刻本。

　　[69] 王鹏运《< 忆云词>识语》，项鸿祚《忆云词》，王鹏运四印斋钞本。

　　[70]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第98页。

　　[71]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第100页。

　　[72]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第99页。

　　[73] 关于“重、拙、大”与“情”之间的关系，可参阅方智范、邓乔彬等著《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下编第四章第四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4]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第12页。

　　[75] 王国维《人间词序一》，《词话丛编》第5册，第4275页。案，《人间词序》两篇皆署名樊志厚，赵万里先生认为樊志厚乃王国维之化名，但徐调孚、刘雨等先生皆有不同观点，本文持赵先生所论。

　　[76] 王国维《人间词话》，《词话丛编》第5册，第4252页。

　　[77] 王国维《人间词话》，《词话丛编》第5册，第4240页。

　　[78] 王国维《人间词序二》，《词话丛编》第5册，第4276页。

　　[79] 朱彝尊《江湖载酒集》，康熙刻本。

　　[80] 纳兰性德《纳兰词》，道光十二年汪氏结铁网斋刻本。

　　[81]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七，《词话丛编》第4册，第3415—3416页。

　　[82] 参阅叶嘉莹《论纳兰性德词》，《清词丛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83]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七，《词话丛编》第4册，第3416页。

　　[84] 纳兰性德《采桑子》（海天谁放冰轮满），道光十二年汪氏结铁网斋刻本。

　　[85] 参阅王兆鹏、郁玉英《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86] 顾贞观《纳兰词序》，纳兰性德《纳兰词》，道光十二年汪氏结铁网斋刻本。

　　[87] 参阅吴承学《“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中国古代对于诗人的集体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88]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云：“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被证实。”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江宁康译，第412页。

　　[89] 参阅张宏生《咏物：朱彝尊与乾隆词坛》，《兰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90] 叶恭绰选辑、傅宇斌点校《广箧中词》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

　　[91] 谭献《复堂词话》，《词话丛编》第4册，第3996页。

　　[92] 王国维曾云：“谭复堂《箧中词选》谓蒋鹿潭《水云楼词》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间，分鼎三足。然《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唯存气格；《忆云词》精实有余，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然视皋文、止庵辈，则倜乎远矣。”（《人间词话删稿》，《词话丛编》第5册，第4259页。）又云：“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人间词序二》，《词话丛编》第5册，第4276页。）

纳兰词在清代的接受及其经典化要素（曹明升）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68页—79页。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内容提要 纳兰词在康熙词坛经历了一个由平至显的接受过程，到康熙朝后期逐步被推至与朱彝尊、陈维崧并举的高度。但雍乾词坛对其反应冷淡，纳兰词的接受由显转晦，这主要是纳兰的论词宗旨、创作风格均与浙派风尚异趣所致，亦与缺少群体性的标榜相关。纳兰词在嘉道词坛经性灵词人群的鼓吹而重现于世，又因纳兰词论与常派理论间的相似性而使其在晚清词坛风生水起。清末况周颐、王国维均以纳兰词的极情特质与自然真切而将其尊为清词第一。从清人的接受过程可以看出，纳兰词言情时的易感性、普适性与耐读性等特质以及纳兰自身的人格魅力，是其能够成为经典的内部要素。这些内部要素经谭献、王国维等人的阐发与推荐，与晚清的词坛风会、理论更迭、词派兴嬗等外部因素发生契合性关联，得以顺利进入读者的期待视野。在清末读者的认同性阅读与再创造活动中，纳兰词完成了经典化的建构。

关键词 纳兰词  清代  接受  经典化  要素

如果排列一下当下所认可的古代诗词经典，纳兰词无疑名列其中；若再检点一下这些古代经典能在当下继续掀起热潮的，纳兰词依然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几种之一。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通志堂集》算起，迄今海峡两岸各家出版社已出版各种有关纳兰词的点校、笺注、鉴赏、选编与研究著作不下三十种，这期间有关纳兰词的研究论文更是数以百计。翻检一下相关词学资料就会发现，当下这股“纳兰热”乃是承续晚清对纳兰词的追捧而来，但纳兰毕竟是清初人，距晚清有二百余年，其间词家纵横，词派迭兴，清人对纳兰词是始终保持这种接受热度还是另有起伏？背后的深层原因与词史意义又是什么？同时，清人有将纳兰词推至“北宋以来，一人而已”[①]、“国初第一词手”[②]的高度，但也有人斥其“意境不深厚，措词亦浅显”[③]、“千篇一律，无所取裁”[④]。为何在经典的背后会有如此悬殊的评价？他们的理论依据各是什么？为何这些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妨碍纳兰登上经典的坛坫？通过考察纳兰词在清代的接受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位词人及其作品在经典化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各种内部要素与必然遇到的外部要素，这对我们理解文学史上经典作家作品的形成规律有所启发，亦可帮助我们对当下的“纳兰热”作出学理性的审视。

一  康、雍、乾三朝对纳兰词的接受

说到纳兰词在康熙朝的接受，很多人会以“声名显赫”来定位，并佐以如下材料：

“（纳兰）精工乐府，时谓远轶秦柳，所刻《饮水》《侧帽》词，传写遍于村校邮壁，海内文士，竞所摹仿，然君不以为意。”[⑤]

“家家争唱饮水词。”[⑥]

“金粟顾梁汾舍人，风神俊朗，大似过江人物……画侧帽投壶图，长白成容若题《贺新凉》一阕于上（词略）。词旨嵚崎磊落，不啻坡老、稼轩，都下竞相传写，于是教坊歌曲间，无不知有《侧帽词》者。”[⑦]

“余旧有《菊庄词》，为吴孝廉汉槎在宁古塔寄至朝鲜……同时有以成容若《侧帽词》、顾梁汾《弹指词》寄朝鲜者，朝鲜人有‘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句，惜全首不传。”[⑧]

依据这些材料笼统地说纳兰词在康熙朝“声名显赫”，似乎没有问题，但若再考察一下当时的词选，就会发现问题了。成书于顺康之际的《倚声初集》、刊刻于康熙十年的《今词苑》以及刻印于康熙十四年的《见山亭古今词选》，竟于纳兰词一首未选。康熙十六年，纳兰与顾贞观共同编选《今词初集》，采录纳兰词17首，排名第9，但自我选录，并不能代表词坛的接受。康熙十七年印行的《东白堂词选初集》与《清平初选后集》，分别选录纳兰词5首与10首，排名均在20位以外，十分靠后。至此，不得不使人产生疑问，为何在词论中“声名显赫”的纳兰词却在选本中遭受冷遇？事实上这不是一个问题，关键是我们要将纳兰词在康熙朝的接受细化为一个过程，这个“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从康熙十八年开始，选家对纳兰词的关注与日俱增。像康熙十八年刊刻的《古今词汇》，选录纳兰词12首，在全书二百余位词人中名列第12位；而蒋景祁于康熙二十五年编定的《瑶华集》，选纳兰37首词，排名开始进入前十。值得注意的是，在入选《瑶华集》词作数量排前十位的词人中，九位出自东南，只有纳兰一人是北地满族词人，可见操选政者已将纳兰视为当时词坛的重要力量。而刊刻于康熙四十八年的《草堂嗣响》则选录了47首纳兰词，数量居全书词人之冠。如果说纳兰在《瑶华集》里的地位还不能与陈维崧、朱彝尊相提并论，那么在《草堂嗣响》中已与陈、朱二人鼎足为三了。其他再如《亦园词选》、《精选国朝诗余》、《古今词选》等康熙十七年以后至康熙朝末期所刊刻的词选，对纳兰词的选入数量与相对排名都很靠前。虽然也有像《诗余花钿集》这样极个别的选本依然对纳兰词付之阙如，但总体来看，纳兰在康熙十七年以后的词选中的地位是呈不断攀升状态，尤其是《草堂嗣响》作为康熙朝最后一部本朝人选本朝词的综合型选本，集中体现着当时人们对词风走势的总结和对本朝词人定位的共识，其对纳兰的大力推举，可视为纳兰词初次掀起接受高潮的标志。所以，纳兰词在康熙朝的接受有一个由平至显的过程。从顾贞观和作《金缕曲·酬容若见赠次原韵》的补跋所云“岁丙辰，容若年二十有二，乃一见即恨识余之晚，阅数日，填此曲为余题照”[⑨]可知，纳兰那首著名的《金缕曲·赠梁汾》（德也狂生耳）作于二十二岁即康熙十五年，从此时起，纳兰算是声名鹊起，但还只是一名新晋词人，其词传播主要是在都下教坊这样的文化空间。词坛真正对纳兰的认可应从康熙十七年开始，此年三月，顾贞观与吴绮共同修订纳兰词，改“侧帽”为“饮水”，并刻于吴中；所谓“家家争唱饮水词”，这种情况一定出现在康熙十七年以后。另据吴兆骞《戊午二月十一日寄顾舍人书》中所云“寄览《弹指集》……弟出塞时未携词谱，今得此集，便当按调为之”[⑩]，可知顾贞观《弹指词》亦当成书于康熙十七年（戊午）[11]，所以徐釚所谓《弹指词》、《侧帽词》传至朝鲜的情况也一定出现在康熙十七年以后。词论中所记载的纳兰词得以盛传的情况大多出于康熙十七年以后，这与选本对纳兰词的接受过程相吻合，两者并不矛盾。我们可将纳兰词在康熙朝的接受细化为这样一个过程：康熙十五年之前，纳兰是一位新秀词人，影响力并不大，一些选本还未关注到他；康熙十七年以后，纳兰声名日隆，其词在“村校邮壁”与“海内文士”等文化空间广为传播，成为当时词坛的重要力量；康熙二十四年纳兰病逝以后，影响力不减反增，其词之“隽婉”，已是“世共知之”[12]，终在康熙朝末期被推至与陈、朱并举的高度。

虽然纳兰词在康熙朝的中后期掀起了第一次接受高潮，但事物的发展往往是极盛而衰，雍、乾两朝对纳兰词的接受急遽低落。先看刻本，康熙朝有关纳兰词的刊本至少有五种[13]，雍、乾两朝却没有出现一本新的刊本；而在康熙朝后期盛传的《饮水词》，也未被乾隆朝最大的图书工程——四库全书所收录。再看词论，这期间的各种词话很少对纳兰词发表评论，只有极少数人偶尔在序跋中提及纳兰。伍嗣兴在《餐玉词序》中云：“乾隆乙巳岁暮，偶读纳兰侍卫《侧帽词》，爱其清新妍妙，心怦然动，偶填二阕。”[14]伍氏也只是“偶读”纳兰词，这与康熙朝后期“家家争唱饮水词”、“海内文士，竞所摹仿”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倒是纳兰与顾贞观间的深厚友情还时常为人提起，如汪孟鋗《题本朝词十首》之三云：“多情结托后生缘，已已今生倍惘然。怪道鸡林等声价，人间重见柳屯田。”（自注：顾舍人贞观与纳兰侍卫成德交最善也。）[15]这一时期的词选似乎也只有对本朝词“久恐零落”[16]的《昭代词选》，出于存史之目的而选录了纳兰词。除了刻本、选本、词论，我们还可考察当时词坛对纳兰词的步韵步和情况，有时候作家作品的接受不反映在明显的评论中，而体现在人们创作时对它的学习与应和上。但当我们翻检完《全清词·雍乾卷》后发现，雍乾词人在词题、词序或自注中标明步韵步和纳兰词，或是题“饮水”、“侧帽”的，只有姚尚桂《水龙吟·题纳兰侍卫< 饮水词>后》、吴骞《貂裘换酒·和秦少寇，用< 侧帽>集中韵》等寥寥两三首，远不如当时词坛对顾贞观词的响应[17]。除了这种冷淡，纳兰在当时还遭谣诼，乾嘉词人杨芳灿就曾感叹：

“或者谓‘高门贵胄，未必真嗜风雅，或当时贡谀者代为操觚耳’。今其词具在，骚情古调，侠肠俊骨，隐隐奕奕，流露于豪楮间，斯岂他人所能摹拟乎……嗟乎！蛾眉谣诼，没世犹然；真赏难逢，为可累息。”[18]

持此论者虽然极少，却也必然影响纳兰词的接受情况。在雍、乾词人的冷淡甚或谣诼中，纳兰词的接受跌入了谷底。

纳兰在康熙朝为皇帝近臣，其父为权相，加之他能礼遇文士，与顾贞观、陈维崧等人结交唱和，援吴兆骞生还入关之事传为美谈，而且当时词坛尚未牢笼于某家某派，所以纳兰词的影响力能够不断上升，这不难理解。而其在雍、乾两朝逆转直下，由显转晦，其间原因却要好好寻绎。首先，纳兰从论词主旨到创作风格都不合于雍乾词坛的主流风尚，这是其由显转晦的主要原因。自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词科，清王朝武功渐近底定，文治正启其端，朱彝尊与浙西词派顺势而起，标举南宋词人，鼓吹“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19]，欲将词坛带入研声刌律、锤字炼句的“醇雅”轨道，至雍、乾间而声势日上，成为主流。纳兰论词主比兴、重情致[20]，“不喜南渡诸家”[21]而崇尚李后主，这与竹垞所论甚为异趣；而其词风，不管是“自然真切”[22]，还是“哀感顽艳”[23]，皆未追步浙派之“醇雅”。所以如果细读众人为纳兰所撰祭文就会发现，像严绳孙、姜宸英等人皆对纳兰词嘉许甚切，而朱彝尊则仅言“是时多暇，暇则填词，我按乐章，缀以歌传，剪绡补衲，他人则嗤，君为绝倒，百过诵之”[24]，于纳兰词之好处不置一语。这种处置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就已决定了浙西词派对纳兰词的态度。所以在我们看来，纳兰词在当时词坛是独标一帜、别具胜场，但在顶礼姜张、膜拜竹垞的浙派后人眼中，在歌舞升平、崇尚风雅的社会环境下，纳兰词是多么地不合时宜。鉴于纳兰在康熙朝的显赫声名，他们只有与其宗主朱彝尊一样，对纳兰词的好处保持沉默，以此来表示对非主流的态度。

其次，纳兰词后继无人，这是致使其在雍乾词坛由显转晦的重要原因。所谓“后继无人”，并不是说纳兰没有子嗣，而是指纳兰词没有词派或词人群体的支撑。虽然纳兰生前与顾贞观、严绳孙、梁佩兰诸子在“花间草堂”相与论词，并“采集近时名流篇什，为《兰畹》、《金荃》树帜，期与诗家坛坫并峙古今”[25]，但由于纳兰早逝，“花间草堂”群体顿失总持，“未几辄风流云散”[26]，一个酝酿中的词派亦随之夭折[27]。对比顾贞观，虽然亦无词派支撑，却有杜诏这样的得意门生为其宣扬，姚廷谦就曾指出：“比予游锡山，得交杜云川太史，论次当代词家，则又屈指先生（顾贞观）为第一……然非与杜太史游，予亦何由而知先生之才之无所不能也邪！”[28]除了门生的宣扬，顾氏还有子嗣、族人与梁溪词人群在为其苦心搜辑，其孙顾仲温不仅在乾隆间重刻《弹指词》，还邀请诸洛等梁溪词人为之撰序，不由得使人感叹“祖武孙绳，后先济美”、“顾氏之泽，源远流长”[29]。而这一切，纳兰都不具备，也就难怪纳兰词在雍、乾两朝的影响力要远逊于顾贞观了。由此亦可看出，词派、群体、家族、师门成员间的标榜与鼓吹，对词人的传播是何等重要。

再次，政坛风向的变化亦会影响对纳兰词的接受。不可否认，纳兰的身份以及其父明珠的权势，与纳兰词能在康熙朝盛传不无关系，纳兰身边既有挚友，亦不乏谀者，当其逝后，尤其是明珠以“植党纳贿”[30]被罢黜，谀者唯恐受到牵连，躲之不及，谁还会来宣扬纳兰词呢？丁绍仪的一段话或已透露端倪：

“国朝词人辈出，然工为南唐五季语者，无若纳兰相国（明珠）子容若侍卫……（纳兰）登康熙十二年进士，时相国方贵盛，顾以侍卫用，趋走螭头豹尾间，年未四十，遽亡。后相国被弹罢黜，侍卫之墓木拱矣。”[31]

雍、乾两朝距明珠被黜时间未远，文治手段又愈加多样与严酷，词人们因对政治的顾忌而不敢直言纳兰，也不无可能。虽然这种关系没有太多史料来佐证，但政治对文学接受的影响不应被忽视。

二  嘉道至清末词坛对纳兰词的接受

经过雍、乾两朝的低迷期后，纳兰词在嘉道词坛逐步回暖。嘉庆二年，袁通将杨芳灿手抄本《饮水词》二卷付诸剞劂；汪元治又在袁刻本的基础上加以辑补，于道光十二年印行结铁网斋刻本《纳兰词》；道光二十五年，张祥河将周之琦得诸京师厂肆的《饮水诗词集》重新刻印，次年，周之琦又单独选刻《饮水词》一卷。如此密集地刻印纳兰词，致使当时人就感觉到“此书将复显于世”[32]。这些刊本在以后咸、同、光、宣各朝，不断被重印，在文献层面上有力支撑了纳兰最终能登上清词经典的坛坫。同时，刊本的广为流传也为选家提供了充足的选源，自嘉道至清末的各种选本，只要选及清词，便会大量选录纳兰词。其间除了陈廷焯的《词则》出于派别眼光，只录7首纳兰词，数量与排名比较靠后，其他像《国朝词综》、《箧中词》等较有影响的词选，选录纳兰词均在20首以上，数量、排名均列前茅，《箧中词》、《艺蘅馆词选》等更是将纳兰推为清人之冠。随着刊本与选本的流传，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读到纳兰词，晚清词坛随即出现一股学习、效法纳兰词的热潮。像冯登府《台城路·辽后洗妆楼追和容若韵》[33]、潘飞声《添字罗敷媚·用纳兰容若韵》[34]、王鹏运《青衫湿遍·八月三日谯君生朝也，岁月不居，人琴俱往，纳兰容若往制此调，音节凄惋，金梁外史、龙壁山人皆拟之，伤心人同此怀抱矣》[35]，这样在词题中标明用纳兰韵的便已不胜枚举，尤其是纳兰所度《青衫湿遍》、《玉连环影》数调，和者、拟者无数。像边浴礼的《百字令》题作“秋晚客中效《侧帽词》体”[36]，更是从意象、韵律、风格等多个层面来效仿纳兰词。能与词史上之易安体、稼轩体一样被树为一“体”，足见晚清词人对纳兰词的高度认可与学习热情。

这一时期的词论亦对纳兰词予以了高度关注，各种评论俯拾即是，稍加归纳，大致有三种视角。第一，明确将纳兰列为本朝一流词人，并通过分析词风之差异来指出其能与朱、陈并列的理由。其中以嘉庆二年杨芳灿在《饮水词钞序》中的一段话为最早，亦最为典型：

“倚声之学惟国朝为盛，文人才子磊落间起，词坛月旦，咸推朱陈二家为最，同时能与之角立者，其惟成容若先生乎！陈词天才艳发，辞锋横溢，盖出入北宋欧苏诸大家；朱词高秀超诣，绮密精严，则又与南宋白石诸家为近；而先生之词，则真花间也。”[37]

杨芳灿是从词史上花间、北宋、南宋这三种风格的并传来为纳兰定位的，并且首次明确提出纳兰的词史地位应同侪于朱、陈。先前《草堂嗣响》只是在选词数量上昭示出三人间的鼎足关系，此处杨氏却是大声疾呼，正式宣告纳兰与朱、陈同尊。这种呼声得到晚清词坛的热烈响应，从王鹏运所云“嘉道以来词人，周稚圭似竹垞，蒋鹿潭似迦陵，而莲生则近容若”[38]中可以看出，纳兰已与朱、陈一起成为了晚清词坛的标杆，其名家地位已获公认。

第二，总结、分析纳兰词的艺术特质。于纳兰词风，或称之“哀感顽艳”，如张预所云“沈幽骚屑之思，婉丽凄清之体，工愁善怨，均感顽艳”[39]；或名之“自然真切”，如王国维所云“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40]。至于风格的成因，或认为纳兰是“深于情者”，故而“一声河满，辄令人怅惘欲涕”[41]；或如王国维所曰“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即未如南宋以降刻意以思索安排来填词[42]，所以纳兰之才力虽较朱、陈“相去远甚”，然“繇其独契性灵”，故能以自然真切之风而“冥臻上乘”[43]。这些对纳兰词艺术特质的总结与分析，都是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切入，有时不免失之于偏，却也不乏言中理准之处，尤其是对纳兰“深情”与“性灵”的标举，显示出晚清词学思想的某种转变。

第三，对纳兰词弊端的批评。如陈廷焯认为纳兰词失于浅显：“容若《饮水词》，在国初亦推作手……然意境不深厚，措词亦浅显。”[44]陈锐则认为纳兰词之弊端在于重复：“本朝词人，盛称纳兰成德，余读之，但觉千篇一律，无所取裁。”[45]李慈铭则从体制角度指出：“容若词长调不如中令，中令不如小令。”[46]陈廷焯向来以“沉郁”论词，要求词中之情“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47]，自然会对纳兰词之自然真切有所微词。事实上，纳兰的小部分词作诸如《百字令》（人生能几）、《采桑子》（白衣裳凭朱阑立）等，确实过于直露浅显，故而陈氏所讥亦非完全失当。而纳兰词在题材、意象乃至手法上的重复，虽不至于“千篇一律”，但也的确是一种瑕疵。至于纳兰词“长调不如中令，中令不如小令”，也不是李慈铭一个人的感受[48]，只是他归结纳兰“长调犹时若不醇，此不读书之故”[49]，实乃榆枋之见。虽说批评也是一种接受，但毕竟是带有负面性的关注，然而为何这些批评声音并未阻碍纳兰在晚清词坛的经典化进程？其间缘由下文再作分析，我们先要探讨的是，在作者竞起、理论迭兴的晚清词坛，纳兰词为何能再次掀起接受高潮。

词人身后的接受状况，不仅仅取决于作品的艺术水准，还受意识形态、词坛风会与接受者的审美能力、理论眼光等各方面因素的左右。纳兰词曾因不合于“清空醇雅”的审美理念而在浙派笼罩的乾隆词坛备受冷落，但浙西词派在达到鼎盛的同时，也是积弊丛生，其最大弱点就在于“不足于情”。早在雍正年间，杜诏便已指出：“彼学姜、史者，辄屏弃秦、柳诸家，一扫绮靡之习，品则超矣，或者不足于情。”[50]至乾隆后期，浙派末流更是“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51]，终坠入“游词”一道。词本以言情为能事，现在却弄得“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所以从嘉庆朝开始，各种批判与疗治的意见，纷至沓来。我们很多人将嘉庆二年张惠言编选《词选》视为对浙派的重大反拨，事实上，当时张惠言只是将《词选》作为课徒之本，偏居皖南的张氏在嘉庆词坛没什么影响。真正活跃在嘉庆词坛上的，除了浙派后人，当时以杨芳灿、郭麐、袁通等人为声名较著。袁通乃袁枚之子，杨芳灿与郭麐则是袁枚弟子。袁枚标举“性灵”大旗，叱咤乾隆诗坛，却基本不涉足词坛，他的子弟们则援“性灵”入词，给嘉庆词坛注入新的活力。袁枚以“性灵”论诗，原本包含“情”与“才”两个维度[52]，即要求充分发挥诗人的才能，灵巧机敏地来表现自己真挚的性情。而杨、郭诸人不管是在理论上所强调的“自抒其襟灵”[53]，还是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其情之一往而深”[54]，都是明显在借重“情”之一端，以此来针砭浙派“不足于情”的弊病。而要寻找“深于情者”作为性灵之典范，明确主张过“铲削浮艳，舒写性灵”[55]的纳兰，无论其人，还是其词，均为不二之选。因此，杨芳灿以纳兰“隔世知己”[56]的姿态来传抄纳兰词，袁通率先将沉寂许久的《饮水词》重现于世，郭麐则以纳兰为标尺来衡量他人词作[57]，皆是缘于纳兰词的艺术特质契合于他们的“性灵”主张。嘉庆词坛需要性灵之风来涤荡丛弊，性灵词人群则需要纳兰词来垂范示教，故而在浙派式微、常派尚未兴起之际，纳兰词却能随着性灵大纛的高高飘扬而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从道光朝开始，随着张惠言《词选》的不断重刊，随着周济以“寄托”理论倡立常派家法，常州词派日渐成为词坛主流。在新的词学环境下，人们对纳兰词的接受热情不减，主要原因在于纳兰的词学思想与常派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像在师法与取径问题上，纳兰喜欢《花间》致语，曾言“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以其言情入微”[58]，而张惠言则以花间鼻祖温庭筠之“深美闳约”为“最高”[59]；纳兰崇尚有“烟水迷离之致”[60]的南唐李煜，周济则将李后主之自然真率喻为“粗服乱头，不掩国色”[61]，即言后主词有如佳人之丽质天成，无假乎容饰，与“严妆”之温飞卿、“淡妆”之韦端己，同是“天下美妇人”[62]。再如关于词之寄托，这是常派理论的核心要义，而纳兰早有“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63]的论说。不管纳兰词寄托的深浅，至少他在理论上向来是主张诗词创作一定要通过比兴来寄托情感的，“唐人诗意不在题中，亦有不在诗中者，故高远有味，虽作咏物诗，亦必意有寄托”[64]云云，与张惠言的“意内言外”说有着内在相通之处。此外，张惠言一再强调要通过男女之情来委婉表达“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65]，而纳兰善写男女爱情，两者貌似符契。所以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从表面上看，纳兰还是比较符合常派要求的，至少不相扞格。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常派词人会看重纳兰，至少不排斥纳兰了。其间虽也有像陈廷焯这样的明眼人看出了两者间的本质差别，但常派家法奉行“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66]的阅读理念，即强调自己对作品感受的多样性与对文本阐释的权威性，因而多数人并不会去刻意研析纳兰词的艺术特质，加之纳兰又是无门无派，所以他们宁可力挺这位看起来还与本派宗旨比较相通的纳兰前辈，也不愿去追捧朱、陈等别派宗师。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纳兰词在常州词派雄主词坛期间依然能风生水起。

词史的演进并不是单线条的，我们说常州词派占据词坛，并不意味着浙西词派与性灵词人群都已消亡，只不过他们在道光至清末的词坛上不占主流而已。后期浙派也在进行着调整与嬗变，吴锡麒就提出了自我疗治的方案：一不能“过涉冥搜”，二不能“性情不居”[67]。显然，浙派后人是要放宽眼界，走出藩篱，试图用“性情”来使先前的空枵枯寂渐返实情。此时他们对纳兰的态度也在悄然转变，像“高者直偪姜张，下亦骎骎乎与容若争席”[68]这样的说辞，其实是在将纳兰拉入浙派统序。更有“为浙西之说者”，将道光间钱塘词人项鸿祚“拟之纳兰侍卫”，然后就“专标饮水、忆云为一代词宗”。这种做法致使亲近常派的王鹏运觉得实在是有失“平允”[69]。但从“强拉硬拽”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浙派对纳兰的推崇与倚重。从雍乾时的冷淡到晚清时的推崇，浙派对纳兰接受态度的转变，根植于他们为了顺应词坛风尚的转变而对自身观念所作出的修正。

纳兰词在清末的接受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其标帜是况周颐与王国维这两位最重要的词论家所给予的高度评价。况周颐以“纯任性灵，纤尘不染”而将纳兰誉为“国初第一词手”。“性灵”一词在《蕙风词话》中出现率很高，其意义指向有三类：一是指代“性情”或“情”，如在反对“为寄托而寄托”时所云“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70]；二是指词不假雕琢的自然状态，如论咏物词“自性灵中出佳，从追琢中来亦佳”[71]；三是融合前二者，即谓出于天分、性情流露的灵动之语，如所云“信是慧业词人，其少作未能入格，却有不可思议，不可方物之性灵语，流露于不自知”[72]。况氏谓纳兰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应该是从第三个层面而言的，既赞赏纳兰词中诚挚深厚的情感，又肯定其不尖巧不做作的自然状态。况周颐以“性灵”标举纳兰词，表面看是嘉道性灵词人群的理论在清末之嗣响，其实况氏的“性灵”内涵已较杨、郭之论有了扩充与升华，在“性情”的基础上又涵指了沈著真率的表达状态，并突破性地将性灵与寄托作了统一，这与其以“情”为基础的“重、拙、大”之论是内在相通的[73]。纳兰词凭借深情、真率的特质进入了况周颐的理论视野，成为其疗治“涂饰金粉，绝无内心”[74]的一味药石，而纳兰的词史影响亦在传统词学的煞尾中得以再次提升。

王国维是将西方理论引入词学研究的先驱，他认为词道不振是因为“气困于雕琢”、“意竭于摹拟”[75]，便以叔本华的“直观”理论来推挹词中“无矫揉妆束之态”[76]的疏朗之作；他又在席勒、海甫定等西方美学家与心理学家的影响下，将词中的真性情提升到与“直观”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77]。王氏称纳兰“以自然之眼观物”，即谓其能得自然纯真之情；称纳兰“以自然之舌言情”，即谓其能具自然真切之风。在他眼中，纳兰是以“天赋之才”而“独有得于意境之深”[78]者，因而被推至“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高度。虽然这种以西方超功利的文学观为本位而建构出的“境界”理论与况氏以传统道德伦理的文学观为本位所提出的“重、拙、大”等概念是两种不同的词学审美范式，但在崇尚词中诚挚深厚之情与自然真切之风这两点上，却是中西一理，非常统一的，所以王、况二人才会在推崇纳兰词上不谋而合。纳兰词以自身的艺术特质有幸成为新、旧词学观照的交汇点，同时也掀起了其在清代接受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综上所述，纳兰词能在嘉道时期开始受到词坛之重视，至清末而扶摇直登经典的堂坛，根本原因在于纳兰词的“极情”特质顺应了当时词坛对“情”的呼唤，契合了晚清词人以赤子之心抒写时代悲吟与哀婉心境的需要。换个角度看，清词在经历了尚雅、尚涩等多种风尚变换以后依然能保留自然真切这一路词风，与对纳兰词的接受不无关系；清词在承载了“清空”、“寄托”等太多的外在质素以后依然能保持要眇宜修的言情特质，亦与对纳兰词的接受甚有关联。在清代中后期词人们的效仿、追和中，以纳兰词为表率的自然真切之风代代相沿，不致湮灭；在以纳兰词为对象的理论阐发及以纳兰词为支撑的种种论争中，词体的言情特质不断得到彰显，这些正是清人接受纳兰词背后所深蕴的词史意义。

三  纳兰词的经典化要素

    能够掀起接受高潮之物并非全能成为经典，许多时尚来时汹涌澎湃，转眼却烟消云散，但纳兰词能够在清代掀起两次接受高潮，尤其是在晚清的影响力可谓旷日持久、与日俱增，其经典性毋庸置疑。这取决于纳兰其人其词的内在素质以及词坛风会、接受者的审美能力等外在机缘条件，我们可称之为纳兰词的经典化要素。

纳兰词的艺术特质是其被尊为经典的根本要素。上文已指出，清人主要以诚挚深厚的情感与自然真切的风格作为纳兰词之主要特质。但凡词无不言情，朱彝尊、陈维崧词中也不乏真情实感，清人因何独独以纳兰词为极情之典范？这首先有赖于纳兰词中情感的易感性。朱彝尊通常喜欢通过铺陈学问来透露情感，如其《百字令·富春道中》上阕云：“谁把钱塘犀弩射，冲落惊涛千顷。霸业孙朗，高风严子，毕竟论谁胜。西台寂寞，更何人扫岩磴。”[79]这里一连用了伍员、孙权、严光、谢翱等四则典故，学识稍逊之人就无法把握竹垞先生情之所由出。而像纳兰《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的上阕：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80]

开头“此恨何时已”一句便让人感觉到词人之哀情难罢难休，“人间无味”更是道出了词人无穷无尽的凄楚辛酸。纳兰是把自己一颗哀悼之心完全吐露在笔墨间，读者非常容易被这种断肠的哀情所感动。纳兰词中的情感之所以容易被感知，一则因其侧重兴发感动，直抒情愫，二则缘于纳兰不挦撦故实，即使用典，也多是韩凭夫妇、李杨爱情、阮籍庾信之类的常见典故。像《沁园春》（瞬息浮生）一阕以“真无奈，倚声声邻笛，谱出回肠”收结，用了山涛闻笛的典故，即便读者不知此处用典，也不妨碍对词中情感的理解与接受。而像朱彝尊那样奥博典赡，在当时士人眼中或许皆是熟典，但百余年后，人们的学习重心与阅读兴趣发生了转移，就不太了解这些典故的含义了，这时便会影响对作品的阅读欣赏与情感接受。所以，纳兰词情的易感性是其能够跨越时间与文化的限制而受到各个层次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

纳兰词中的情感不仅让人容易感知，而且能够打动人心，引起共鸣。虽然每个读者的人生经历不尽相同，但都能从纳兰的真情中找到类似的情感经验，这种情感上的普适性是纳兰词能被长久地奉为极情典范的另一重原因。晚清谢章铤在评《金缕曲·赠梁汾》（德也狂生耳）时云：“情至此，非金石不能比坚……今读容若‘后生缘恐结他生里’句，山阳闻笛，愈增腹痛矣。”[81]谢氏与纳兰相距约二百年，却依然被词中真情感动得“愈增腹痛”，原因就在于友情是人类的一大情感主弦，纳兰与顾氏间的真情厚谊正是拨动了谢章铤还念亡友张任如的那根心弦。再如爱情，也是人类永恒的情感。纳兰与妻子卢氏虽然结婚时间不长，却是伉俪情深，卢氏猝然逝去后，纳兰便将满腔的哀痛化于自度曲《青衫湿遍》之中，“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判把长眠滴醒，和清泪、搅入椒浆”云云，恨不能以泪和酒，洒满坟前，把长眠地下的爱妻滴醒，真是情哀断肠、语痴入骨。虽然“悼亡”乃特定偶见之事，但只要是爱到深处者，便不难想象失去爱人后的凄凉景况，也不难体会这种出于真情的彻骨哀恸。相较朱彝尊写给妻妹的《桂殿秋》（思往事），虽将一段难以言表又难以忘怀的恋情刻划地细致入微，但这种婚外之情实在不是每个人都能想象得出来的，所以只能作为艺术上的欣赏而无法像纳兰的悼亡词那样真正感动人心。纳兰词在真挚传达个体人生感受的同时，揭示出了人类心灵普遍性的情感经验，这是其能在晚清词坛被树为经典的一大关键。

纳兰词以自然真切的品质来表达诚挚深厚的情感，但像陈廷焯这样的词论家却认为有失浅显，不耐咀嚼。纳兰言情，不像温、韦那样着意刻画美女及服饰，不太会引发读者有关美人香草的喻托之思，所以不符合陈廷焯的阅读期待。但如果站在词体发生、发展的历史角度看，词体与生具有要眇宜修、婉转纤柔的形式特美，这种形式最适合表达词人心灵中柔婉精微的感受，两者水乳相投，才能产生一种凄婉而深蕴的意境，这正是词体的本质美。而纳兰天生一颗纤柔善感之心，能体味到常人不大经意的种种悲苦与无奈，但他又出身满族贵胄，没有经历惨痛的家国变故或仕途挫折，所以纳兰的悲抑不足以使其情发生激变，却可以使其词在自然真切中流露出一种凄婉而耐人寻味的意境[82]，这正是词体本质美的展现。如果抛开那些人为设置的阅读期待，用一种回归本真的历史性眼光来阅读纳兰词，不得不承认词体凄婉深蕴的本真之美使得纳兰词中的那些代表作品的确具有一种经得起回味的耐读性。王国维以纳兰词“未染汉人风气”而钦挹之致，其实就是想以此来标举词体的本真之美。他所列举的“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等纳兰词句，皆是用自然浅显的语句构造出凄婉深远的意境，所以历经品读，无不称诵。这种词体的本真之美使得纳兰词中的杰出作品有如一枚枚的青橄榄，味道虽不是香郁芬烈，却能经得起长时间的咀嚼与回味。

纳兰词以易感性、普适性与耐读性这三大艺术特质成为清词中的言情典范，这也是其被尊为经典的内部要素之一。这种要素是作品艺术层面的，另一种内部要素则在于词人的人格层面。纳兰性格中最为世人赞赏的是对友情的珍重。他虽出身显贵，却愿意真心结交那些为时所抑的士子，并且能在他们有难时施以援手。他曾为秦松龄落职而斡旋奔走，又帮助远戍宁古塔的吴兆骞得以“绝塞生还”，这些都已成为美谈。尤其是他与顾贞观之间“后生缘恐结他生里”的生死交情，令无数后人感佩赞叹，谢章铤就曾叹曰：“嗟乎，今之人，总角之友，长大忘之；贫贱之友，富贵忘之。相勖以道义，而相失以世情；相怜以文章，而相妒以功利。吾友吾且负之矣，能爱友之友如容若哉。”[83]显然，纳兰重义任侠的性格使其成为了清人心目中侠义的化身。而纳兰与妻子卢氏以及继室官氏间的深情厚意，尤其是对亡妻卢氏那种“只应碧落重相见”[84]的断肠哀思，使他比一般的多情词人多出了一重忠贞的品格。纳兰的侠义与忠贞，使其与李白、苏轼一样，具有一种传奇化的人格魅力。参照宋词史上的经典名篇，位列前十的作者如苏轼、岳飞、李清照、辛弃疾、姜夔、陆游等[85]，无不具有某种人格魅力，而这种人格魅力所产生的经典化效应是单单以作品取胜的词人所无法比拟的。此外，纳兰“天资超逸”[86]却英年早逝的不幸命运在让清人痛惜不已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为他塑造出了“薄命诗（词）人”的形象。而“诗人薄命”乃是中国古人自诗骚雅怨以来世代积淀而成的基于深层价值观念的一种集体认同[87]，它使人们对纳兰这样具有悲剧命运的诗（词）人格外同情，由此产生的接受效应，是苏轼、辛弃疾这些著名词人都不具备的。因此，纳兰以其侠义、忠贞的人格魅力与英年早逝的悲情效应，成为了晚清世人心目中的经典词人。

一般情况下，作品高超的艺术性与作者独特的人格魅力，二者居其一，便有可能成为不朽的经典，纳兰则是二者叠加，完全具备了经典化的内部要素。但经典的形成，不仅仅取决于此，还有赖于外部的种种机缘因素。经典的确立首先要经过外部的时间检验。作家在世时与政要、师友、同僚间的种种关系会影响世人对其作品价值的判断，一般至少要在作家去世后两代人左右的时间才能检验其是否真的具有经典性[88]。因此，纳兰词在康熙朝后期的接受高潮只能视为经典化的开端，历经晚清词坛的种种洗礼，至清末第二轮接受高潮才是真正完成了经典化的建构过程。而且，在托古改制的文化传统下，清初词坛多以唐宋人来建立经典序列，一般不大会树本朝词人为经典，即使像朱彝尊这样的开山教主，其词坛地位也是到清朝中叶才得以确立[89]。但至晚清，清词已历中兴，此时清人对本朝之词充满信心，并滋生一种要对本朝词进行经典化的强烈意识，所以先前的经典序列也随之发生调整。因此，纳兰词至清末被真正尊为经典，也符合清代词学的发展趋势。但这经典的序列不是任何人都可随意调整的，必须是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词坛名宿或是很高审美能力的词论名家。例如编选《箧中词》并开晚清“三十年之风尚”[90]的谭献，便是能担此重任者，他曾明确提出：

在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第一，饮水次之。其年、竹垞、樊榭、频伽，尚非上乘。近拟撰《箧中词》，上自《饮水》，下至《水云》，中间陈、朱、厉、郭、皋文、翰风、枚庵、稚圭、莲生诸家，千金一冶，殊呻共吟，以表填词正变，无取刻画二窗，皮傅姜、张也。[91]

陈子龙是明末词人，本朝词人还是以纳兰为第一，所以谭献推纳兰为首，附以陈维崧、朱彝尊、张惠言、周之琦、项鸿祚等著名词人，建立起了本朝词坛的经典序列，而且他对这个序列充满自信，认为足以超轶宋词经典。有资格建立、调整经典序列的不止谭献一人，再如大名鼎鼎的王国维，就对谭献的这个序列提出过调整意见。他认为蒋春霖的《水云楼词》与项鸿祚的《忆云词》，虽与纳兰词相比各有不足，但还是能进入经典序列的，而常派鼻祖张惠言之词是没有资格进入的；在以纳兰为经典序列之端冕这点上，王、谭二人则是意见一致[92]。之所以举谭、王二人，是因为他俩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建构行为。谭献是后期常派之中坚，他建构经典序列当然是要为本派张目。前文已分析指出，常州词派从建立之初就不排斥纳兰，但也未将其推至本朝第一；而谭献要站在梳理词史的高度来建立常派统序，却又无法绕开阳羡词宗陈维崧与浙西宗主朱彝尊，所以只能先用“尚非上乘”稍贬一下，再抬出无门无派的纳兰作为本朝经典之肇端，续接陈、朱与本派之二张。既要将本派宗师堂而皇之地添入经典序列，又不能让陈、朱等人占据了经典的源头，还要让人信服这一貌似建立在真实词史上的经典序列，谭献真是煞费苦心。纳兰在此序列中位列首座，自然成为常州词派的派内经典，常派又执晚清词坛之牛耳，因而纳兰也成为当时词坛的公共经典。而王国维在词学上是非浙非常，也没有组建自己的词派，他对经典序列的调整意见完全出自个人的理论视野与阅读喜好，是一种典型的个人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纳兰只是王国维的个人经典。当然，这种个人经典可能会因建构者的词坛地位而产生影响，也可能无人应和，纯属自用，但至少表达出了一种主流词派以外的意见。现在不管是主流词派所建立的经典序列，还是派外人士所提出的经典序列，都有纳兰的身影，所以纳兰在清末不仅是新、旧词学观照的交汇，更成为公共经典与个人经典的叠加，可谓之时代公认的经典。可以看出，谭献、王国维这样的评论者在纳兰词经典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晚清的时局促发着以赤子之心抒写悲情的哀婉词风，清末的词学出现向词体本真之美的回归潮流，词派的兴迭也滋生着对经典序列的调整要求，但即便如此，纳兰这位两百年前的词人也不会主动进入大众的视野，必须依靠谭献、王国维这样的“发现者”来挖掘，并利用自身的权威性与影响力来向普通读者强烈推荐。读者的态度则是纳兰词经典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外部因素，作家作品的经典性只有在广大读者的阅读、阐发与再创造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确认。所幸的是，晚清的词人与读者普遍接受了谭、王等人的推荐，继续在阅读中诠释着纳兰词的审美特质，在步韵步和等文学活动中拓展着纳兰词的艺术生命。所以说，在几代“发现者”的推荐下，在与读者间的历久“对话”中，纳兰其人其词的艺术特质、人格魅力等内部质素与时局风会、理论变更、读者期待等外部要素完全贯通，最终完成了在清代词坛的经典化建构过程。

最后来回答前文提出的一个问题，即陈廷焯等人的批评为何没有妨碍纳兰词的经典化进程。首先，陈廷焯所谓的“深厚”乃是根植于常派的寄托理论，以此为标准来批评纳兰词“浅显”，即使有言中之处，也脱不了门户之见的口实。更重要的是，常派主政的晚清词坛弥漫着一种喜欢深求的词学观念，刻意追求以寄托为词、以才学为词，久而久之，不免使得后天的人为因素掩盖了词体的本真之美。欲矫此弊，惟有脱除工巧、返璞归真，而看似浅显的纳兰词，恰恰是当时有识之士所寻索的词体本质美的典型代表。其次，纳兰具有侠义、忠贞的人格魅力与英年早逝的悲情效应，这些非文学性因素所产生的耀眼光环足以让人忽视纳兰词中的瑕疵，亦能抵消那些批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作品以外的价值因素凌驾于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之上，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再次，陈廷焯是晚清的词学专家，他的意见乃建立于通读全部纳兰词的基础之上，但普通读者不可能如此，他们往往只是反复吟哦纳兰词中诸如“德也狂生耳”、“人生若只如初见”这样的代表作品，因而陈廷焯的批评意见并不影响他们对纳兰词的青睐。由此可见，读者的态度在纳兰词经典化的过程中是何等重要，这种建立在“名篇效应”基础上的读者接受，往往就奠定了一位词人的词史地位。但由读者的尊崇而建立起来的词史地位与陈廷焯这样的研究者所认定的词史地位有时候是不相吻合的，因为两者在目的、能力、知识结构、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是不对等的。而此二者又都是词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若要客观公正地确立一位清人的词史地位，应该综合考量整个清代的读者态度与研究者的意见。当然，作家的文学史定位问题非常复杂而有意味，不是本文所能容纳得了的，值得另外专门研究。

四  余论

当下的“纳兰热”与晚清时的状况有所不同。我们将“词”作为一种研究与欣赏的古典文学样式，已很少作为文学创作的体裁，所以晚清那些兴盛的词学理论与纷繁的词学流派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不复存在，意识形态对“词”的影响基本也可忽略不计。这些曾经在纳兰词经典化过程中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因素退出了我们的语境，只剩下作家作品、发现者、受众这三方面的关系。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发现者”的角色很大程度上也在从词人、学者向传媒转化；而传媒要在市场经济中存活、盈利，则必须投合市场的主体——大众读者的趣味。这就使得大众的趣味成为了一种文化权力，直接决定着作家作品能否成为当下的经典。所以有些文化精英不无担忧，往昔的文学经典会在讲求包装、注重感官、趋向功利的市场行为下被挤压、解构乃至死亡。确实，在市场引导的流行文化下，离骚、杜诗等传统经典的读者群在缩小，而那些戏说甚至是胡说的泡沫剧却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对文学经典的一种消解；但也必须看到，依然有很多人喜欢读诗经、读李白、读苏轼、读纳兰，因为不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下，人总是需要寻找情感上的共鸣与审美上的感悟，这正是文学经典能够始终存在的根本原因。同时要看到，作家身上的非文本性因素在当下的影响力持续增大。许多人可能原本不知道有纳兰词，是在电视剧或小说里看到了风华正茂而又多愁善感的纳兰公子后，才去阅读一两首纳兰词的。这种作家主体层面的因素在经典化过程的作用上文已有分析，只是在市场化的传媒时代，这种非文本性因素的影响力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无论是出于根植在情感基础上的审美需要，还是受影视传媒中纳兰形象世俗化的影响，当下的大众用他们的文化权力选择纳兰继续留在经典的序列中。作为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传播者，我们一方面不必对所谓的“经典危机”过于焦虑，在价值观念、文化氛围、传播手段、批评话语的变更中，经典序列的调整亦属正常，纳兰词等一批传统经典的保留足以说明，大众的趣味并非只有世俗与低俗。另一方面，我们要承担起文学经典“发现者”的重任，利用传媒来向大众介绍、推荐古代优秀的作家作品，不仅以此来引领、提升大众的文化趣味，更期望通过大众的接受来努力完成新的经典序列的建构，使之成为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张力的重要资源。

The acceptance and classical elements of Nalan lyrics in Qing Dynasty

Mingsheng Cao

School of Ar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Abstract: Nalan lyrics respected as Yizun Zhu’s and Weisong Chen’s till the later period of Kangqian dynasty was accepted by few people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n more popular later in Kangxi poetry field. However it was slumped from Yongqian periods, because the goal and writing style of Nalan lyrics was different from Zhe genre and it was also lack of promotion by public. Nalan lyrics was relearned by Xingling poets during Jiadao periods and it was welcomed because of its similar style with Chang genre in the late period of Qing dynasty. Almost the same time, Yi Zhou and Guowei Wang respected Nalan lyrics as the first of Qing lyrics due to its romantic and nature expressions. From the acceptance of Qing people, it is obviously that the internal factor including easy realized, widely suitable, readable, etc and personality of Nalan made his lyrics classic. These internal factors which were described and recommended by Xian Tan and Guowei Wang connected with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forms and theoretical changes and ups and downs of lyrics poetry, which brought Nalan lyrics to readers’ expectation. Nalan lyrics completed its classic construction during readers’ acceptance when they were reading and imitating in late period of Qing dynasty.

Key words:  Nalan lyrics, Qing dynasty, acceptance, classical, elements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68页—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