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芳雨

《白鹿原》中同代表儒家文化的白嘉轩和朱先生，在儒家文化被时代新风吹得愈渐模糊之时，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白嘉轩在风波事件的接踵而至间弯了腰，由他制定的乡约被遗忘；朱先生却在儒家文化式微之时坚守初心，为传统留下痕迹。

朱、白的行为总会被我们赋予符号化意义——为他们对文化信条的虔诚信仰和坚守。这在过去同样存在，且因过近的时空距离，显得更加宏大而复杂。

混乱的年代，人心惶惶，朱、白二人顶梁柱般矗立于关中平原，自然会受到百姓的崇敬与爱戴，而当功绩将他们的形象在百姓心中压缩得更加扁平时，他们就会在不觉间“被神化”。这是“人群的狂欢”——用狂热的情感和想象高举起被标签化的人，荒诞不经但又因数量庞大而显得合情合理。朱、白二人都受到了“被神化”的影响。

不同的“被神化”方式：人言加冕和权力加持。作为原上的精神支柱，朱先生本就颇具“神性”，他只身劝退大军，修筑学堂，自发编纂县志……其风度在人心不定的年代显得尤为清越。独特的气质、出众的学识和真诚的付出，让朱先生的身影更加伟岸。而当崇拜泛滥，就像传言中朱先生能预知未来那般，舆论就不再可控。白鹿书院修筑时，朱先生的话道出了自己“被神化”的无奈：“哦，看来我不想成神也不由我了！”

当人们用言语为朱先生加冕时，就注定了他难以摆脱被神化的命运。

白嘉轩通过自身的强大成为权威，他首先完成家底积累，再通过在族群中的亮眼表现巩固自己的地位，最后制定“乡约”此类带有文化色彩的条例，在教化中让百姓信服、崇敬。

相较于朱先生的“被加冕”，白嘉轩花费了更大的气力被人群承认，而这期间突出的能力和实绩也会让乡民们充分认识到他的“人性”，这也预示了他最终陨落妥协的结局。

不同的人群距离与结局。白嘉轩住在原上，这是他成为标杆的重要原因：距离近，可观摩学习。而朱先生住在书院里，他更多活在人们的言语和印象中，在一次次传诵中显得更加神圣。

白嘉轩作为族长，群众对他的“神化”更多建立在他的“族长”身份上，因此，他的“被神化”是有标准的——他必须展现出族长的能力。显然，白嘉轩做到了，他硬挺的腰杆让乡民见识到他的节气和能力，但也让一些人记恨。作为族长，身份赋予他太多，以至于他的私人活动也会被划进公共区域。在人情社会中，面对利益纠纷，很难做到人人信服，白嘉轩的族长“神性”便会随着不满而消解。所以当人们发现了白家的乡约反叛者时，白嘉轩就再也直不起腰了。

朱先生由于较大的空间和思想距离，一直处于“神”位——当然更因圣人的品格和能力，此处只谈人群与人的“被神化”。身份、住地、行为方式不同，都大大增添了神秘感，放大了距离感，使得人群难以为他制定出“神化”标准，而是将他的举动无差别“神化”。所以即便是抗日起义终究落空，朱先生老脸挂不住的一件事，在乡民的口中也只是上了报纸的申命书，仅此而已。

人群善于发现与放大，易忽视克制，喧闹的情绪取代不了冷静的思考，由古鉴今，这是我们应当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