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梵志诗校辑》依据敦煌遗书二十七种不同的写本，以及散见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内王梵志佚诗，经过点校、考释，整编成王梵志诗的全集，对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来说，总算是离开了古董身份，公诸于世了。像这样系统地从敦煌遗书整编出诗人的全集，在敦煌学研究范围内还是不多见的。

一九〇〇年，敦煌藏经洞发现近千年前各阶层人士手写的、总数达万件以上的汉文卷册，它们且多正、背两面兼写，举世命名为“敦煌遗书”，这是我国极其珍贵的文化宝藏。其中除大量宗教经典及与宗教有关的各种文字外，余则属于民间和非民间的作品，经、史、子、集四类古逸文书的份量之多，浩如烟海，一望无边！这种烟海般文献多数是单篇残卷，彼此凌乱地混杂在一起，但是这些珍品的发现并没有引起当时清朝政府的重视，以致造成大量的流散遗失，情况空前，且有研究价值很高的敦煌遗书反被劫藏到英、法、俄、日等国，更是我国学术文化史上不可弥补的惊人损失。

敦煌遗书既已流散世界各地，某些管理或调查人员编号著录时，往往轻率从事，只记录每卷写本正背两面所见较显著的内容，对于很多较短的零星文件，则语焉不详，甚至熟视无睹，置之不理。至于篇与篇间、面与面间、本与本间，有何断续异同的隐显关系存在，本应该仔细发现理出头绪，逐渐把它们归还原状，成书、成器才是，而著录者有意无意，多失检点，粗枝大叶，工作做得远远不够，有时明知故犯，还讳莫如深，使人无从调查过目，更难以改正之后，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讨……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凡有志敦煌学研究的入，要想就世界所存全部敦煌遗书内有关卷册的正背两面去穷追远访，彻底普查，著录成书，求其条条有据、面面周全，达到最高水平，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了。

长期以来，敦煌学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敦煌遗书内佛道经典以及经、史、子、集等残卷佚篇，至于其中通俗的民间作品，虽也有过一些整理，但远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它们正是当时社会历史，人情风貌和宗教思想的真实反映，因此，继续进行这类作品的整理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我国敦煌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过程，首先以罗振玉为中心，编印许多“遗书”、“佚书”、“丛残”，整理或编译一些简目，撰写许多考证、题跋一类文字，起到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的作用。其次，由于国内学人不断赴英、法等国选抄遗书、翻拍照片，敦煌遗书的研究十分活跃。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分别编印敦煌曲子和变文的初步总集，出版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还有人研究了韵书，有人整理辑录《敦煌资料》第一辑（惜未见有第二辑问世）……这一时期，生机勃勃，总算干了不少工作。但从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长达二十年之久，就冷下来了，同国际上的“敦煌学热”相比，极为不称。也就是说已经走到非扭转这种局面，另开新径的时候不可了。

就王梵志诗的整理来看，早在一九二五年，刘复《敦煌掇琐》迻录三个本子（内只一本题为王梵志诗）。其后，郑振铎也校录过《王梵志诗一卷》和佚诗十六首。而在国际敦煌学界王梵志诗确曾吸引很多研究者的兴趣，产生不少研究成果，可是，还未能辑录成集，法国汉学家保罗•戴密微先后研究过多种王梵志的写本，力冀成书，终未如愿。如今张锡厚整编的《王梵志校诗辑》在人所共知的敦煌遗书范围内钩沉辑佚，从二十七种有关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其异同，辑录成书，这是一件有益的工作，从整理古籍、昌明祖国文化遗产方面去考核，就该算是认真严肃的了。

二

王梵志和他的五言诗，唐宋以来一直受到僧俗人士的欢迎，明代以后才渐渐失传。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虽曾广收寒山、拾得等人的诗作，却唯独不顾宋人笔记赞誉过王梵志诗的事实，只字不录王梵志的五言诗、好像若无其诗、若无其人一般。及至当代有人进行《全唐诗》补遗时，依然置王梵志诗于不顾，一首也不收入《补〈全唐诗〉》，令人十分费解，不过，郑振铎《跋王梵志诗》曾云：

《全唐诗》里不曾收梵志之作，虽然宋人诗话里有时提及之，他的诗传世却极寥寥。敦煌卷子里有好几卷是他的诗。可见他的影响是远及边陲……现只好将敦煌本的第一卷全印出来。并以第三卷的残诗及其他各书所载的梵志诗附于后。俟获得第三卷的全本时，当再补刊。

时隔四十多年以后，当看到《王梵志诗校辑》时，就不能不为王梵志诗的全集重现于世而庆幸，既可实现郑先生的遗愿，也为《全唐诗》做了一件重要的补遗工作。

不过，校点敦煌遗书是一件耐心细致的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若有疏漏就会造成学术研究上的创伤。如一九五七年英国出版的翟理斯编伦敦博物馆藏敦煌卷子目录—一《敦煌汉文写本书解题目录》，只对原卷明确题为王梵志诗的写本作出肯定的解说，而某些失去题记的王梵志诗的断篇残卷，翟目非但不能判断这类写本作者即王梵志，有时反作出错误、含混的解说。再如《伯希和劫经录》，虽然列出王梵志诗的卷号，但仍有不精审之处，其中伯三四一八、伯三七二四只分别著录为“五言白话诗残卷”，继续沿着《敦煌掇琐》之说，未作深入的探求。很明显，如果仅仅依据目录查阅王梵志诗的敦煌写本，而不作全面普查就容易继续贻误下去，得不到必要的订正，也不会积累更多的材料。仍以伯三四一八为例，这个写本首尾俱残，且无题记，只保存下来四十七首五言通俗诗，乍看上去与五言四句的王梵志诗不大相同，略加对比，就会发现它和伯三二一一、斯〇七七八所载各诗有某些风格相近，语言雷同之处，王梵志诗的校辑者经过一定的对比研究和有据的论考，并写有专文，确认伯三四一八也是王梵志诗的一个残卷，还将这个写本残诗全部录入卷五，连同卷六辑得散见于敦煌写本以外的佚诗，这个六卷本将是目前研究王梵志诗的最丰富的辑本。

再者，敦煌写本多系民间手抄而成，书写水平不一，疏漏笔误乃至信手简写，屡见不鲜，因此校点时必须仔细辨认，切不可粗心大意，贻误读者，无形中又发生不应有的讹误，增添新的障碍，这是要加以注意的。我看过的敦煌本王梵志诗中，有不少字迹稚拙的残卷，常常出现无法辨别的字，和因脱漏而晦涩难解的诗句，不免作难，因为原卷在国外校者只能借助缩微片和翻拍照片加以辨认，其艰窘情景可想而知。但是，只要坚持谨严认真、锲而不舍的求实态度，利用书证，举一反三，还是可以冲过一些文字难关，使绝大多数模糊不清、疏漏错讹之字、词、句得到校正，因而，《王梵志诗校辑》收入的诗作编者自信保持了原诗面貌。至于某些确实难以辨清的字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以及新材料的发现，将会逐步订正，达到更加完善。

三

唐末以来，虽然有过一些王梵志诗的评论，而为数不多，且很简略，大都认为他是一个怪僻的释徒，性格反常，爱作通俗的语体诗，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若认真评价王梵志诗实大奇特，全用五言，而翻腾转折，深刺浅喻，多出人意外。其民间气息之浓，言外韵味之厚，使读者不由不跟着他歌哭笑怒，不能自持。短处是有些地方佛教思想影响过深，而又往往片面宣扬儒家道德观念，给人留下些不好的印象。从已经整编的王梵志诗来看，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早”、“多”、“俗”、“辣”四个字。

先说“早”。王梵志诗产生的时代，尽管有不同的说法，从有关记载还是可以确定王梵志是一位活跃于民间的通俗诗人，他的诗产生在初唐时期。大历年间，王梵志诗的手抄写本已流传到西部边陲，敦煌遗书内还残存“大历六年的一百一十首本”。可惜的是这个写本原卷已被劫藏列宁格勒博物馆，从苏编《敦煌手稿总目》附图上，可清晰地看到原卷题记：“大历六年五月□日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沙门法忍写之记”。依此推知，王梵志不可能是“大历贞元年间的人”，他的诗也不会作于中唐。如果再就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伯四九七八）所载：“维大唐开元二十七年岁在癸丑二月，东朔方黎阳故通玄学士王梵志直下孙王道，谨清酌白醪之奠，敬祭没逗留风狂子、朱沙染痴儿弘农杨筠之灵……”这里留下了铁证，它表明开元二十七年，王梵志早已经下世，他的孙儿已能为杨筠作祭文，那么说王梵志的时代至迟也要早于开元。这是和《桂苑丛谈》、《太平广记》卷八二记载的材料相合的。王梵志诗产生在初唐时期也是可能的。

次说“多”。从数量上看，《王梵志诗校辑》整理的三百多首诗，同唐代大诗人相比，固然尚不足论，然就《全唐诗》内一般诗人而言，三百余首还是可观的。问题是目前整理的王梵志诗是否就是诗人一生创作的全部作品？由于有关诗人生平的历史记载甚少；《宋史•艺文志》列入的《王梵志诗集一卷》，早已失传；而敦煌遗书发现的唐人写本，也多是断简残篇，次第不一，难以窥其诗集原貌。幸有斯七七八保存一篇《王梵志诗集原序》（又见斯五七九六），这篇原序不是作者本人所作，可能是纂集者所为。序云：“目录虽则数条，制诗三百余首”，大约是指诗集收入诗的总数。而校辑本所录三二五首（不包括附诗十二首），虽然表面上接近原诗集的约数，实则远非诗人一生创作的全部，因为目前整理的原卷手抄写本多不完整，尚有残缺部份，即如“卷上”仅存十九首诗，显然残去大部份诗作，有待继续补正。

再说“俗”。王梵志诗的“俗”，不仅表现在语言通俗，口语俚词，皆可入诗，形式自由，信口信手，随意拈弄。还在于它能“不守经典”（原序）大大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领域，选取一些挣扎在下层社会的人物形象，捕捉常见的人情世态，运用简炼的诗句，加以描述，既明白如话，又蕴含一定哲理，既容易激起人们的情趣，又发人深省。因此，每当人们看到“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白纸书屏风，客来即与读”时，自会感到他的诗别有一番意境，浑朴隽永，质直动人，自会受到僧俗道众的欢迎，敦煌地区対梵志诗流传那么多种手抄写本，也就无足为怪了。

后说“辣”。王梵志诗的“辣”，主要由诗人“直言时事，不浪虚谈”（原序），重视诗歌惩恶劝善的社会功用来决定的。他有不少诗敢于揭露某些不合理社会现象，和人们灵魂中粗俗卑恶的一面，无论是揶揄嘲讽，谐谑调侃，还是无情鞭挞，劝世导俗，逐渐形成一种泼辣犀利的诗风，起到针砭顽俗、革弊救偏的作用，散发出强烈的“辣”味。

总之，王梵志诗的发现，连同寒山、拾得等人的诗作，已能说明通俗诗并非孤立的文学现象，既有深厚的民间土壤，也有其发展过程，在唐代诗歌里理当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因我审校过王梵志诗，锡厚同志要我作序，便简略写出以上几点感想，聊以塞责。

一九八二年二月，扬州师院。

（原刊于《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