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对王国维戏曲理论的简评”。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学报上面最近有人提到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同时我还记得郭沫若曾说过：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将要在百万青年的脑子里起影响。这样说便不可忽视了。所以，我们这一代的老师和同学也应当把王国维的学说弄清楚一点。我们有“双百”方针，对王国维的为人及其学问，或点、或线、或面，只要言之成理，都可以说，因为“百花齐放”嘛（大笑）！他的人和他的学问，不宜同时并论，因他的思想有一部分是离不开双重否定的（指“洋奴”甘为犹太人哈同服务和“满奴”甘为溥仪的犬马），而其学问在甲骨文字研究方面，成就确实很大；若涉及戏曲部分则过错大于功绩了。现在，专谈他对戏曲理论的主张。

问题有四个：（一）何谓“真戏剧”？（二）“戏剧”与“戏曲”有何别？（三）唐陆羽是何等人？（四）历史上最古老最健全的一出戏在哪里？

（一）何谓“真戏剧”或健全的戏剧？王国维认为真戏剧是真演故事的，所演若不是具体的故事，而仅仅是貌为故事之形，那就不是真戏剧。我主张健全的戏剧必须有主题，除娱乐外，对观众还必须起教育作用。若认为对戏剧一经求教育作用就迂腐了，或荒唐了，那就把戏剧看成儿戏，犯不着费过多的力量去编戏、演我、看戏了。古代盛行歌舞与歌舞戏，凡所演若无一定人物和具体情节，便是歌舞，而不是戏剧。例如演《天女散花》的戏，必须演出佛教故事中维摩和佛斗法，争当宗教的领导人，维摩用“变现”的魔术，变出一个天女来表演散花，惑动佛的众弟子，这才成为戏剧。若单纯演出一个天女作一段舞蹈形象，那不是戏剧。——王《史》的主张原本也如此，很对！但是，我们演佛教故事的戏，除“体”而外，还要求“用”。所谓“真”的成份内，若只有体的真，而没有用的真，那怎么成！所谓用的真，就是要问：演一出戏后，除娱乐外，观众会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很显然，在真理的判断下，不说谎就不成为宗教。宗教戏纵然演故事，终不脱诱人迷信而已，算个什么主题呢？故凡无主题或无正确主题的，都不容认为是体用兼备的健全的“戏剧”，不是单纯问它们演不演故事就能解决问题的。

（二）“戏剧”是大范围，“戏曲”是小范围；大可包小，小不能容大。若呼“戏剧”，已有歌曲在内，如“京戏”、“越剧”等，都不会遗漏它们的歌唱。若单呼“戏曲”，所取太狭，所失太多了！王国维是个彻底的文人，不是艺人。他欣赏《西厢》、《琵琶》和一切元剧，乃以其南北曲的文章为限，至于宾白、排场、结构等等，已非他所重了。他的着眼仅在辞章，故他取文体名时，就不得不用“戏曲”，而放弃“戏剧”，他对戏剧的认识如此偏差，就不必于所谓真戏剧、健全的戏剧上找他的麻烦吧。可叹的是盲从他的一些人，如周贻白和张庚等戏剧史家，都不敢称“戏剧史”而称“戏曲史”。王国维诚然读书多，是拿笔杆的学人、学者；而旧思想以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故王氏能首创出“戏曲史”来，许多人就感到他是高贵的，因为他不比那些吹笛子、拉胡琴的乐工，或翻筋斗的武生等等，是低下的，并且戏曲史该怎样写，就得听从王氏的，那就大糟特糟了。算账非算在王氏头上不可了。周贻白先生是苦苦练过京戏武生的基本功的，大家都知道；而他又能写出那样水平的一部戏剧史来，多么可佩！不料他依然被“惟有读书高”的信念锁住，还是避开“戏剧”，而靠拢滥用“戏曲”的入，就可议了。这里虽仅仅一个字的异同，却有其思想根源存在？天下滔滔皆是，这一个世纪内也难改正过来了，实在遗憾！

于此还要说明一层：王氏偏信南宋民间才有说话和杂戏，南宋以前没有；又偏信南宋的说话杂戏才富有孕育戏剧的创造力，南宋以前纵有说话杂戏，也都嫌低能，故还没有戏剧。这些更类似“关门做皇帝”，犯了“史盲”“史逃”这类的病了！而王氏同时在书中又承认唐代已有戏剧十五种，岂不自矛自盾！（我查明唐代有戏七十余种。）周、张诸家戏曲史只管釆用“掩耳盗铃”的老办法，蒙混过日子；或守着“大栅栏主义”，想用大栅栏来阻挡洪水，能挡得了吗？我写过一本《唐戏弄》，在他们看，好比“洪水”来了。诸位同学去查看老学人许心武教授赠送我院的百余册书内，还带上了这一部“洪水”呢！日本岸边诚雄博士答北京去访问的观光团人员说，他对《唐戏弄》感兴趣。《唐戏弄》里面，论述了唐五代的民间已曾有过那些“说话”、“杂戏”了，已及时孕育出“儿子”-——戏剧来，一如王《史》内所说的南宋情形了。汉、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两个高峰，乃全世界，所公认的。从来没有许政治偏安的小朝廷，类似南宋所有那样的文化会超越汉唐文化的论断。“轻唐病”害不得！“敲锣卖糖”我已卖了多年，今天在这里，又向诸位敲起锣来叫卖一番，包管“货真价实”，请多多照顾！每人买两块尝尝（向大家拱手哈腰）。

（三）简单介绍唐戏的第一大宗师——陆羽。陆羽的学问很博，著书很多，可取在他生平爱搞的这些事大都不离开大众和现实。他写过一篇自传，载在《文苑英华》，明明白白说他曽“卷衣诣伶党，著《谑谈》三篇。以身为‘伶正'，弄木人、假吏等戏。……天宝中，郢人酺于沧浪道，邑吏召他为‘伶正之师'。”这里的《谑谈》三篇，非指三出滑稽戏的脚本而何？“弄木人”，便是弄傀儡戏；“弄假吏”，便是演参军戏。他既演出这些伎艺，又加入伶党，担任过“伶正”和“伶正之师”，这些“伶”字的含义，除优伶而外，难道能指为歌舞演员或说相声的艺人吗？不能。“伶党”分明是今天所谓戏班子，“伶正”分明指“正角”，非配角；“伶正之师”分明指导演，难道都是假的，在吹牛，或牵强附会吗？不，都不！那么，唐天宝间就已演戏——这一结论难道还含糊吗？而今天有些谈我国戏剧史的人，竟异口同声、异心同会地对于此代、此艺、此史、此人，坚决排拒，避若蛇蝎，绝口不提，甘当“史盲”和“史逃”，岂非怪事！这种顽固和闭塞的结果，只有自陷于窘境，自短其所写戏曲史的生命而已，会有一点点什么积极作用吗？“史掌”威严，“史纲”稠密，奉劝妄图“史逃”的人及早回头！

（四）简单介绍一段我国古剧的史源——“优孟衣冠”。它具有必然的一番意义内容，没法否认；已升华为一种常识化，中国公民人人所必备。据《史记•滑稽列传》表示，当周定王（公元前六〇六年）时，楚庄王的宰相孙叔敖与优孟友好。叔敖为官一辈子廉洁，将死，嘱其子：将来若到贫困难为活时，去求优孟叔叔。数年后，叔敖之子已穷得活不下去了，便去求孟。孟说：“你等着。”孟乃揣摩叔敖生前的言谈笑貌，一年之久，已达到形神逼肖，便组织了一个戏班，派一人演假庄王，他演叔敖，同去见假王，假王大惊，邀假叔敖为相。假叔敖说：“慢来，我要回家请准老妻，三天后回话。”假王同意。三天后，戏中叔敖回话道：“老妻说：‘楚相当不得！因楚王没良心！你曾帮他称过霸，而你死后，孩子们快饿死了，他也不理。你如还想为相，那你不如干脆自杀算了！'”接着还唱了一支歌，大意说：“做官俸薄，一家难活，若贪污触刑，仍活不了！——进退两难，只好守廉到死！没有生路。”真庄王看戏到此，深受感动，起身摇手喊道：“孟！你别装蒜了，我懂了。”于是给了孙家的封地，解决了他家的生活问题。优孟的这一场戏所以能收此大效，全靠孟的化妆精绝，顶起戏中的大梁。又有一个主题“持廉到死”庄严神圣，万世不朽！好似“一条国训”“世训”一般地主宰了全国公民奉公守法的节操，这是一种何等高超的精神文明！而千百年来的戏剧史家，竟见不及此，理解不到，竟被王国维的一种“南宋史观”所蒙蔽，便跟着他亦步亦趋地蹈空，不循历史，而专凭感性，大家联合起来搞“闭眼捉雀”，编写所谓南宋肇始的“戏曲史”，用以自欺欺人，岂不可叹！

本校乃高级师范学院，同学们乃攻读学士学位的中国文学系学生，对于文史资料应该有的接触面，必须大大放宽，于认识了《史记》内这桩优孟本事之外，再继续探讨唐代史学家针对此案所曾发生的一个高级“史盲”案件及其余波，那是有价值的。这一案件的内容虽然严肃，说来亦颇有趣，可醒沉闷。中唐有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名叫刘知几，于所著《史通》内，竟因《史记》原文未将戏情与真情分开来叙，而大起误会，把戏内和戏外混为一谈了；又不信古代优伶化妆术会达到以假乱真、不可想象的地步，于是大发疑问说：“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人的外貌、高矮肥瘦，父母所生，何能改变？优孟对叔敖的衣冠谈语、容可模仿而得；若优孟脸上天生的五官等，如何也能与叔敖统一起来，致使楚王及其左右都受蒙骗呢？若说楚王果信优孟复生，则应当先追求叔敖死后已多年的骷髅上怎会生肉？棺材是谁替他打开的？岂有对这些问题一点不查明落实，就径直相信叔敖复活是真，而僵尸曾跑出来叙旧是实，便马上让僵尸官复原职呢？那简直是发昏，做梦，活见鬼！哪里象人说的话！”（这里句句翻译的《史通》原文，看《史通》便知。）

自从刘知几这傻子发表了这番批评司马迁胡编乱造的议论后，后世读者哗然！如清儒浦起龙便开导刘知几道：“老刘！别急，这是太史公在叙滑稽戏嘛！看事情怎好死硬不通方呢！这是叙述优孟如何‘入戏’嘛！书呆子没有看过演戏吗？为何连这点道理也不懂呢？”浦氏原文指“入戏”为“落第二手”，妙不可言。按唐代艺人化妆术之高，大大惊人！刘知几死于开元九年，三十年后，到了天宝末年，崔令钦在《教坊记》里，叙当时旦色庞三娘、颜大娘二人的化装之妙，与她们的原貌都判若两人，观众一点看不出。刘呆子只知“梦中行事”，而不知“戏中行事”，可算白活了一辈子！他还写《史通》呢！单凭这件事而论，他简直是一个“史不通”！王国维不知南宋粗糙的戏剧之前，盛唐早已有过精美的生旦戏了！在这件事上，王国维的疏忽，简直与刘呆子差不多了！

去年（一九八一）二月九日，《人民日报》有一条新闻说：河南省博物馆人员对该省出土的一整套古代用锡、铅、青铜合铸的编钟，经过试验，每钟能发出两个乐音，已完备七声音阶，声律和谐，音质纯正。真正了不起。论其时代，正在“优孟衣冠”的当儿，甚至还较早些。我看了，马上感到：古编钟如真能七声俱全，在文物进化的同程度上，文艺的进化反映到“优孟衣冠”上来，更有可能已达到“健全戏剧”的一步。汉民族的文化史是不能接受某些人的主观限制的。王国维的戏剧史观肯定要不得！“优孟衣冠”有歌唱，曾唱出伟大的主题，——这段真戏剧史过去无人弄清楚，连向来“管得宽”的文化部部长也未曾施教及此。如今好了！可以一在河南撞起整套的音阶完美的编钟来，广事宣扬，声势大大不同了！发聋振聩，正本清源，不能把目标看错呀！

于此作个总结：在一个广场上，分头开了两个法庭：第一庭上，刘知几是原告，司马迁是被告，浦起龙和任中敏是被告的辩护律师。第二庭上，任中敏是原告，王国维是被告，周贻白和张庚诸位是被告的同案人，担任被告的辩护士。照这样开庭审判，进行下去，总要有个判决。至于两边法庭上的法官嘛，那只有恭请今天在座的诸位老师和诸位同学来志愿负担，最后如何宣判，就有待诸位秉公办理了！

（记录者：季国平）

（此文为任中敏教授于1982年11月11日在扬州师院校庆3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并经任先生审阅。原刊于《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