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学报上，曾载过《对王国维戏曲理论的简评》，末尾说“譬如法庭上断案，最后宣判、有待于读者，惟须秉公。”今天得读柏君此文，使我的等待在基本上已不落空，已有“求仁得仁”之乐，甚好；至于柏君此文“秉公”没有？当然还待研究，不能苟且。事冗，不及谋篇，只好漫谈相答。为求文字简明，篇内以姓代名，王、柏、任三姓中，“王”指王国维。

首先该认清：柏文是抒情文，好比抒情诗一样，以奔放感情为主，放情飞扬敲打，理性便被逼靠边，更远远说不到行文中有什么辨证或考据了。柏在篇中，不需要引用任何整段资料，不顾读者能否从他的原话中把握到他的原意；实际柏也借此掩盖了自己的某些毛病不露，这样做不好。但为了他要笔头奔放，舒展自由，对年轻人就原谅吧。兹先就柏文末段来谈一个是非。

敦煌曲内有一首《凤归云》“征妇怨”，结处原文作“魂梦天涯无暂歇，枕上长嘘。待公卿回故里，容颜憔悴，彼此何如？”句法是七四六四四，“嘘”与“如”是韵。而王把“暂歇”以下改为三句曰：“枕上虚待公卿，回日容颜憔悴，彼此何如？”其中“枕上虚待公卿”六字、语病显然太大！若站在民间立场，势必认为官僚在想侮辱军人家属，罪名不小！按任所站的立场、请注意！是民间（任编敦煌歌辞千余首，一贯是民间的立场）；而王在这里、却站在公卿一边。试看：王曾编五代时西蜀一群公卿的曲子，就很突出地用了十二个官名，乃一显著的铁证——

《薛侍郎词》《牛给事词》《牛中丞词》《毛司徒词》《魏太尉词》《尹参卿词》《顾太尉词》《鹿太保词》《欧阳平章词》《毛秘书词》《张舍人词》《孙中丞词》

这群官名，教人看了眼花撩乱，简直是纸上排衙，花间喝道，声势好不煊赫！若揭穿他们的底子，却都是从长安唐王朝的官班里逃出来的，是黄巢将军要镇压而不幸被溜脱的“漏网之鱼”。他们怕黄巢将军，和王国维怕冯玉祥将军一个样，所以王在精神上给了他们的安慰，然后在文学史上供应了这张不是滋味的名单，殊非偶然。

于此不得不问柏：王所站的公卿立场、既源源本本，如此入骨而严重，柏在面对“征妇怨”辞中、“枕上——虚待——公卿”、这样一个六言句式时，何以仍毫无戒心，依然迷头迷脑地迷信王呢？我们揣想征妇在遭遇公卿疯狂无礼时，势必会戟指那位公卿是“恶魔”！“罪犯”！离开“为人师表”则太远太远了！不分古今，在这样一个故事中，人人有心，都会站在征妇一边，拔刀相助，以消灭恶魔或罪犯的，除非离开常人常想，才不如此果断。可认为这里已经严重到一个“人兽关头”了，柏何以无心为王分判是非，区别人、兽呢？乃觉柏所提“年高望重，学有所成”，当为“晚辈拨冗指正”，“在学风方面为人师范”云云，字字有分量，不合佯为泛泛而发，实则专为任一人而发，为何不诚诚恳恳兼为王而发呢？尊王正应从“尊师重道”谈起，奈何放过柏自己所尊所亲的王，而仅片面求诸所轻所反的任呢？柏试平心想想，天下有此理乎？

循着柏对任所提出的指标，我们首先用来对王，便查明王曾牢牢地站在“公卿”立场上，实在恶瘢难掩；若抓住这同一线头，再顺藤摸瓜，我们会又碰上王在历史上的第二个十分反动的立场——汉奸！不得不再漫谈一番。

如果核实王的思想，似还不如他所拥戴的主子溥仪。从“大清帝国”革命到“中华民国”这件事、王是仇视到底的，但溥仪则终于接受。王所以摩顶放踵，以天下为己任的，端在实现溥仪复辟一事，不料溥仪对此、那时已不感兴趣，王的精诚所在，已失却重心，乃觉活不下去，而终于自裁，而苦的这不是他在遗嘱上所能明表的，王的自杀，实在太苦了！诚然，王怕冯玉祥将军，但冯军再入北京，乃使王得到一个掩护自杀真象的假说，似还是王所愿呢。照封建教条“君辱，臣当死”，但是孤臣，君尚在，当有为，不应死。王死，显有别因。至于陈寅恪等代他扯到旧文化已崩溃的方面去，说王不能堪，乃死，更迂阔难信。王弃溥仪而先死，分明是内心对溥仪失望，又不能说，只好假托于害怕冯军可能再逼了。王的意识虽闪来闪去，总离不开他对民国有着刻骨仇恨，非汉奸而何！于此感到民国对待汉奸的叛逆、实在太宽了！容许溥仪君臣在故宫内存在小朝廷，容许王死后公然得溢“忠悫”——一宽至此！回顾明亡时，汉民族的遭遇如何“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各地汉民族成万、成数十万地被残杀！而民国对于满族无屠杀，对王国维的顽劣抗拒，宁愿为上海的哈同、北京的溥仪用，而不乐为民国用，从国法到舆论，对王概不置论，王乃公然叛逆，做一个“合理合法上下批准”的特大汉奸而“清高”，将何以解？至今费解！

任对王的漫谈，暂止于此。至于“戏剧”“戏曲”二辞的区别和使用、中国戏剧的起源和形成等问题，尚有待在《扬州师院学报》上展开争鸣。这里仅就几个小问题简单交代一下，以开柏君的思路和眼界：（1）陆羽自传内、称他曾“入伶党”，“为伶正”，升“伶正之师”，显然是“优伶”的事业，属演戏一类。柏信口开河，指为今日的说相声。一个作者信口开河，不是对读者的倨傲，而是自轻自渎，宜戒！今日的相声不化装；仅相“声”，不相“形”。优伶是要化装的。（2）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编钟，编、磐的发音繁复，竟不亚今日的钢琴，这是我先民对于乐器铸造艺术的高超、已有了划时代的发现，正反映那年代和它相当的“优孟衣冠”，既有伟大的主题和具体的故事，又有歌唱、说白，以及高超的形象化装，其已达到真正戏剧阶段，已无可怀疑，有不待言。（3）新疆焉耆县发现隋唐间的《弥勒会见记劇本》（吐火罗文），硬是“劇本”二字之意（《文物》1983年第1期），据此可以推想唐代内地必早也有剧本。凡此有关古文物出土的新消息、不可不知，不可仍盲从王国维把真正戏剧的诞生线、过迟地画在南宋偏安小局之下的“瓦舍”摇篮当中。而自来判断我国历史上文化高峰的、只提出汉唐两代而已，从没有提及南宋的，这一点也不可不参考。

（原刊于《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