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遗珠

任中敏演讲语文教育

任中敏先生是现代著名词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1930年任江苏镇江中学校长,1937年在南京创办汉民中学。抗战爆发后该中学迁至桂林办学,在西南地区颇有名望。晚年返归故里,执鞭于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大学),是我国首批古代文学博导。

作为一位国学大师,任中敏对中国语文教育有何见解呢?我们在《新寰校刊》1937年第4期上找到了任中敏的一篇演讲《国文修学指导》,由凌沅祥记录。《新寰校刊》系上海新寰职业学校的校刊,创办于1936年9月。新寰职业学校由张新伯、张仲寰两昆仲1932年10月筹建,1933年2月先设小学,后增设高中等年级。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江问渔、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艾伟等著名教育家被聘为校董。该校时常邀请名人来校,就青年发展、学习问题发表一系列演讲。第4期《新寰校刊》上除刊有任的《国文修学指导》外,还有朱恢伯、任孟闲等演讲的《英语修学指导》《算学修学指导》等。

在《国文修学指导》中,任中敏首先撇开国文学习不谈,而强调做人的重要性。他引用了数周之前日本《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借以批评国人存在“只有纸上谈兵的花言巧语,却没有切实做事的真实本领”的习性,社会上的一般人只会读死书,做浮文,专尚空谈,缺乏埋头实干的精神。虽然日本人讽刺中国是一个文字国、文化文章国,但并不意味着国文一科就可废弃不学。所谓国文,就是一国所特有的语言文字。只要这个国家没有灭亡,国文就不会走上消灭。国文与该国的国势深有关系。英语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正是缘于英国国力的强盛与国势的扩张。所以,一个国家对于本国国文应积极推行与提倡。况且语言文字是“探求文化发抒意志的工具”,与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故国文科在学校中比其他任何科目都要重要。在校学生的作文虽然写得冠冕堂皇,说得悦耳动听,谈得头头是道,但实际上却往往谎话连篇,自欺欺人,言行不一。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作者强调作文一定要说忠实的话,写实际的内容,这不仅是作文的正途,也是做人的必备条件。如果一个人的人格有缺陷,做不到人品与文品的一致,那么他的文章也会失去价值,明末文人阮大铖即为代表。一篇文章的价值,重在描写社会的背景,抒发个人的情怀。故而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时代背景,以及个人的遭遇,如此文章才能发挥它的最大价值。屈原的《离骚》、杜甫的诗歌,都是描写社会、抒发襟怀的不朽杰作,故能为后世称颂不衰。最后,任中敏还将阅读国文的方法扼要举出三点。第一,读书重兴趣,研究国文要有浓厚的兴趣,如此才能有所进益。二,阅读国文要认识作者的心理和创作背景,对于当时的社会习尚、伦理思想,均要有准确的认识,这样能够有助于了解与欣赏文章。三,阅读国文,对于精美的文字,应当反复地诵读吟咏,细细品味它的章法、词句,最好能把优美的文字记录在册,他日可反复查阅,收参证之效。

可见,本演讲主要阐发了任中敏对国文作为一国特有文字的重要地位的认识,既而主张“人文一致”,反对说假话、写浮文。这与叶圣陶提出的作文立诚,“作文与做人统一”有异曲同工之妙。文章最后提出的三点建议是针对阅读教学而发,兴趣是学习国文的动力,“知人论世”乃研读文章立竿见影的妙招,诵读吟咏、重视积累则是学习国文的不二法门。因受演讲时间的限制,作者没有谈论作文的具体技巧,如怎样立意布局,怎样炼字造句,而特别指出写作的态度要忠实,写作的内容要有时代意义。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任氏反对学生写吟风弄月的文字,提倡作有力的救亡文学,希望青年学习有力的文辞,“复兴萎靡的民族,挽救垂危的中华”。这是一位教育家在特殊时期对于国文教育的思考,在国文与国势、文运与国运的联系中观照国文之于青年人格、民族复兴的意义,堪称时代的黄钟大吕!因而即使此文对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关注不多,也就情有可原了。


附:国文修学指导

今天,诸位抛弃了可贵的时光,很兴奋地来听我演讲《国文修学指导》,一种热情盛意,实在使我愧不敢当!同时有一桩很大的缺憾,应先向诸君表示一番歉意。是甚么呢?因为中国的文献,浩如渊海,茫无际涯,在此短促的时间以内,简直教我不知从何讲起。而且诸君所抱的目的,又是急于得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来增高自己的国文程度。因此,本人心中私自忖夺,今日演讲这个广阔无垠的伟大问题,一定不足餍诸君企望之殷,所以不得不在事前坦白地郑重声明。

今天演讲的重心,当然重在指示诸位怎样研究国文,怎样学做文章。可是我所首先要发表的,却是偏要诸位先学做人。这样岂不离题太远,要引起诸位的绝大怀疑?然而做人的切要,必竟重于纸上的浮文,诸位且慢慢听我道来。

在前数周内,日本的评论杂志,曾经发表了一篇评议中国的文字。内容说:“中国不必称为中华民国,可直呼之为文字国。”这话从表面看来,似乎不含什么讽刺的意味。然而仔细地加以推究,真教我们羞惭无地。原来他们看透中国人的习性,大家只有纸上谈兵的花言巧语,却没有切实做事的真实本领,所以有这样的讥笑讽刺。但是我们反躬自问,究竟有没有这种劣性。说来真觉惭愧!一般站在知识界中的人物,做宣言,发通电,写标语,的确是拿手杰作。假使教他照着自己所说的真实去干,恐怕是十有八九要敬谢不敏了。像这样的专尚空谈,又何怪人家要有这样的讽刺?他们又说:“中国是一个文章文化国;读书人尊重国。”这话说得更明显了,讽刺得也更厉害了。因为他们不但认为中国的武力不足一顾,就是往日的固有文化,也都不能再保持了。现在的一般人,只有“读死书”“做浮文”的习尚,没有实力,不能实干,所以有这样的冷嘲热讽。

照上面说来,那么国文一科,尽可废弃不学。然而这种观点又错误了。要知国文二字的意义,就是本国所特有的文字。如果一国家,还没有达到灭亡的地步,那么他所特有的语言文字,也决不会走上消灭的途径。所以一国的国文,实有积极推行的必要。试看英国的文字,广播几及于全球,多么伟大。何以能有这样的结果呢?无非是国势扩充的原由。所以一国的文字所达,也就是代表他的国势所至。又安得不重要而不加提倡?而且文字是探求文化发抒意志的工具,与人生更有切确的关系,亦复不能放弃而不学。因此国文一科,在各学校中,较任何一科,特别重视。不过,学生的作文,虽然做得冠冕堂皇,说得悦耳动听,但都谎语连篇,自欺欺人。例如:文题是《怎样做好学生》,作者一定会说:“读书要用功,行动要有纪律,对人要有礼貌……”可是事实又如何呢?说不定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又如:做一篇《救国论》,作者一定说得头头是道——怎样的锻炼体魄?怎样的勤求学问?怎样的坚决意志?……可是实际上呢,也难保不是口是心非,信口雌黄。像这样的说假话,不忠实,有何足取?所以本人所首先指示与诸君的,就是要说忠实的话,写实际的文章,这固然是做文章的正当途径,也就是做人的必备条件。

说假话,做浮文,对于文章的本身,虽然并无背缪;可是自己的人格,究竟是发生缺陷,所以我们学做文章,第一要“言行一致”。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人文一致”。否则,文虽可观,人不足取,也会失去了文章的价值。例如:明末的阮大铖,文辞何尝不美?但是行为奸恶,所以为万世唾骂而文不能传。诸君现在初学国文,对于“忠实”二字,切记勿忘!

文章的价值,更重在描写社会的背景,发抒个人的情怀。否则,专事咬文嚼字,只谈风花雪月,结果又有甚么深切的意义可言?例如:李后主的诗文作品,辞藻的确是华丽动人,颇足称颂。然而他的文辞越是华丽,而他的国家也就消灭得益发迅速。因为他是一个国家的首领,处于多愁多难的危迫时期,不提倡有力的救亡文学,反沉醉于吟风弄月的消闲作品,又何怪要走入灭亡的途径。所以我们写作文章,一定要注意于时代背景,以及个人遭遇,才可发挥文章的伟大价值。像屈大夫的离骚之作,杜诗人的石壕之咏,都是发抒情怀,描写社会的不朽杰作;所以能为后人吟咏赞赏,称道不衰。诸位现在学做文章,必须着重这类情文并茂的有力文辞,才可免受他人的讪笑而得到伟大的效用。而且在此国难当头,千钧一发的严重时期,更当学习一种有力的文辞,以图复兴萎靡的民族,挽救垂危的中华。

以上的一番谈话,不过就写作的方面,略示一种切要的纲领罢了。至于怎样立意布局,怎样炼字造句,乃属于写作的技巧,决非这短促的时间内所可罄其万一,只得放弃不谈。现在且把怎样阅读国文的扼要方法,再约略地说明一二。

一、读书重兴趣,国文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国文是一切学科的基础,更不能不把他学有相当根底。所以诸位研究国文,第一要有浓厚的兴趣,才可向上进展,造就成相当的功底。

二、阅读国文,要认识作者的心理和背景,才可获着正当的了解,而得到有效的进益。例如:读柳子厚的驳复仇议,对于当时的社会习尚,伦理思想,以及作者的见解,都要有正确的认识,方能助长阅读的兴趣,而增进了解与欣赏的能力。

三、阅读国文,对于精美的文字,更当诵读吟味,细细地欣赏他的章法词句。最好把文中的优异之处,分别地扎记成册。异日检点出来,以作参证,必可得着不少的帮助。否则,走马看花,实际又有什么效用?

今天以时间仓卒,未能尽文章之道于万一,有负诸君热望之忱,个人实抱无限歉意!唯望诸君对于上述几点,当一个修习国文的切要标的,积极前进,庶几本国的国粹,从此可以走入新兴的途径,而日渐发扬光大;中华的地位声誉,也就可以兴盛不衰,不致为人所讥刺鄙视。愿诸君勉之!


(原刊于《人民政协报》2020年10月29日第0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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