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变革，崭新的社会取代了过去，许多中国人都得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重新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任中敏就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当国民党风雨飘摇、一败涂地之时，当局无暇亦无心于教育，任中敏再也无法支撑桂林的汉民中学，于是，他决定回归十几年前使他在词曲学界誉声鹊起的学者生涯，虽然近20年来他从未停止过对学术的关注和思考，但教育事业毕竟耗费了他的主要精力。现在，他决心将十几年来在学术事业上的损失补回来。但风景秀丽的桂林却缺乏进行学术研究的条件和氛围，于是，他来到了重庆,继而来到了西南地区的中心、四川省首府成都。

1950年，成都街头的酒铺中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卖笋豆人，年约50多岁，头戴一顶半旧的草帽，口音微带江北腔。与一般小贩不同的是，此人不时身着长袍，目光深沉。更令人惊异的是：他的笋豆摊上挂着一个招牌，上面赫然是著名大书家谢无量的题词：“江苏笋豆”。所谓“江苏笋豆”，乃是江苏——更确切地说是江苏扬州的特色风味小菜——将竹笋切成小丁块，与青豆(扬州曰毛豆）一起煨煮，调以酱油微糖，五香八角，至烂再晒干。如此制作的笋豆,一经咀嚼，其香满口，至今老扬州人依然要每年做上七斤八斤的慢慢享用。“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这“江苏笋豆”居然有不少成都人也爱吃，再加上有大书家题的招牌，生意倒也好得很。不到傍晚，卖豆人便收摊回家——龙江路的一间只能容两三个人的小屋，等待他的是一直关爱他，支持他的妻子——“江苏笋豆”的烹调者。当然，关心他的还有其他人——龙江居委会的同志们。这卖豆人住下不久，他们就注意上他了。因为此人一到家，扔掉草帽便捧出不知什么书来，直到深夜,此人还在看书，并时而在纸上写些什么，整个龙江路，就数此家一盏小灯熄得最晚。时刚解放不久，对行为反常的人保持革命警惕性是自然而必要的，这个卖豆人不是一般小贩可以肯定,岂能不加以注意？但不久他们就释然了：从卖豆人妻子的口里了解到，他的丈夫名叫任中敏，原来是个教书的，学校一时办不下去，又找不到事做，只好暂以卖豆为生。当时，人们对教书先生是颇为尊敬的，于是，他们对卖豆人的“反常”不仅理解且充满同情。他们真诚地安慰任夫人：你先生现在这样子是暂时的，绝不会就这么卖豆卖下去。

他们的安慰不久竟成了现实，一个偶然的相遇改变了任中敏的处境。一天，任中敏在卖豆时意外碰到了他多年未见的北大同班同学张怡荪。张先生运气不错，已就聘为四川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长。老同学相见，分外亲热，看到任中敏现在这样子，张怡荪十分惊讶，当即邀请老同学搬到他家同住。解放初，一个大学教授的薪金甚高，待遇颇优。其家座落在璧还村（现改名为民主路），宅室为一室二层小楼，原为旧川大校长的会客室,相当宽敞。老友的盛情难以推却，任中敏便携妻住进了张宅。这样，在老同学的资助下,任中敏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但他又不愿意全然依靠老同学，于是半天卖豆，半天从事他所醉心的学术研究。其实，张怡荪也知道此非长久之计，有心将任中敏引进川大，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等待机会而谋之。

机会终于来了。张怡荪在成都有不少学者朋友，经张怡荪的介绍，许多成都学者都知道了吴梅的大弟子，词曲研究家任中敏来到了成都，生活无着，靠卖笋豆为生。成都有位学者兼书家名林山腴，与郭沫若相识，于是在奉给郭老的书法作品中特意录上一首“咏任君中敏卖豆”诗，意在让郭老知道此事而予以帮助。据说任中敏的旧友柳亚子也知道了此事，曾向西南军政区的领导谈及此事。个中具体情况一般人当然不可能知晓，但就在这一年的秋天，西南军政区(后改为西南行政区)高教科科长陈孟汀奉政区文教处长楚图南之命来到川大,请张怡荪转交60万元(约等于人民币60元）给任中敏，以救一时之急。同时，陈孟汀找到川大校长周太玄——一位留法归国的生物学家，说成都有个卖豆的叫任中敏，是位知名学者，请川大考虑聘用。不久以后，川大领导与陈孟汀来到文科研究所找到张怡荪，请张所长考虑聘用任中敏为文研所教授。张怡荪正在为老同学的事操心，一听此话，正中下怀，于是，任中敏走进了川大校园，开始了他26年的川大教授生涯。不了解内情的人都很奇怪，一个卖豆汉怎么忽然成了一个大学教授？连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初闻此事亦大为不满：川大不像话，找一个卖豆的做教授！当然，最遗憾的是成都酒铺中的客人们，他们再也尝不到任夫人的美味笋豆，只有任中敏的朋友们还能偶尔品评一下“江苏笋豆”的美妙风味了。

受聘川大以后，任中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了一份为当时一般人羡慕的工资。于是，任中敏结束了寄居老同学家的生活，在水井巷租了一间房，虽为斗室，但毕竟是自己的家。条件当然十分简陋，放上一床一桌，所剩空间就十分有限了。这样，惟一的一张桌子便只能既做餐桌，又作书桌。这倒使一张极不起眼的普通方桌有了不寻常的意义：桌上的饭菜延续着任中敏的物质生命，而这物质生命又在这张桌上转化为学术生命，从而凝聚为一种永恒的学术形态——就在这张桌子上,任中敏酝酿着他学术生命中的一次巨大飞跃，确定了一个崭新而又艰巨的学术工程，任中敏将之简称为：唐艺研究。今天的学术界则将之简称为“唐艺学”。

这里的“唐艺”，特指与文学相联系的“艺”，尤其是音乐文艺。其研究对象包括唐代的“戏弄”(唐代的戏剧）、“声诗”(配合歌唱的齐言诗歌辞)、“杂言歌辞”（民间的及文人借鉴民间形式所作的“长短句”歌辞）、“大曲”（较大型的歌舞及与之相配合的歌辞）、“著辞”(酒宴中的歌、舞与相为一体的歌辞）、“讲唱”(说、唱结合以述故事)等。任中敏的“唐艺研究”是个浩大的学术工程，从《教坊记笺订》(1962年出版）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正式公布的研究规划，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工程的规模，其具体项目则有15项——

《教坊记》整理——此书于研究唐代音乐、伎艺，颇开门径，不啻锁钥。整理之稿，名《教坊记笺订》。

盛唐太常寺、大乐署所掌乐曲曲名整理——指唐会要33所载之曲名表：成稿后当附见于末一种“全面理论”内。(按：后任中敏在其自藏《教坊记笺订》书中，用圆珠笔将“太常寺”三字删去。下凡注明“手删”者同此。)

《羯鼓录》整理——稿名《羯鼓录笺订》。

《乐府杂录》整理——稿名为《乐府杂录笺订》。

敦煌曲理论——曲内齐言、杂言并见，稿名《敦煌曲初探》。

敦煌曲辞著录——稿名《敦煌曲校录》。

唐声诗理论——诗指齐言，稿名《唐声诗》。

声诗格调著录——稿名《声诗格调》(按：后手删“著录”二字，改为“汇编”。）。

唐词理论——以杂言为限，稿名《唐词说》(按：后手删“词说”二字，书名改为《唐杂言》）。

唐词格调著录——稿名《唐词格调》。

唐词著录总结——稿名《全隋唐五代词》。以上三种，简称“唐词三稿”。

(按：后手删“全”、“词”二字，书名改为《隋唐五代杂言歌辞》。）

唐大曲理论及著录——伎艺为歌舞类，稿名《唐大曲》。

唐变文理论——伎艺为讲唱类，稿名《唐讲唱》。

唐戏剧理论——伎艺为戏剧类，稿名《唐戏弄》。

唐著辞理论——伎艺为酒令类，稿名《唐著辞》。

唐代琴曲及雅乐理论——成稿后当附于末一种“全面理论”之内。

唐代“音乐文艺”全面之理论——就上列十五稿所具种种结论，再有所总结，并略补其所未备，稿名《唐代音乐文艺》。

这是一个气势恢宏而构架缜密的学术研究计划，其研究对象则多为以前学术界所未顾，任中敏将之称为唐代文学的“半壁江山”。而他之所以对此“半壁”产生浓厚的兴趣，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学术界一意推崇作家文学和纯粹的文本文学，将之视为古代文学的“全壁”，而对实际存在着的另外“半壁江山”或视而不见，或极少关注（任中敏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史盲”），更无人作过系统全而的研究；二是学术界的文学研究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疏忽了文学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运动过程”，尤其漠视文学现象与具体、生动的社会底层活动的联系，对文学丰富多彩的“生态”缺乏细致真切的考察与剖解。因此，任中敏的“唐艺学”乃是通过“音乐文艺”与文学之关系的考察与研究，揭示“表演的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其与作家文学的关系，揭示各种音乐文艺活动与特定文学形态的关联、音乐文学传播的若干方式、以及“音乐文艺”中“人的活动”。当然，任中敏选择这样的课题，是与其早期的学术研究分不开的——当他着力于散曲研究，追究散曲的起源时,他还只是沿袭了传统文学意义上的“曲乃词变”观，但当他进一步对词进行研究时，这一观点却受到了挑战，因为他发现：作为“音乐文学”的词曲，其历史形态的发生、演变，与历史的音乐、音乐活动紧密相联，词曲的“递变”，绝不是单纯“文学”的问题，“词”与“曲”也绝不是简单的“父子关系”。因此，任中敏在其著作《词学研究法》中断言：欲了解词曲起源之真相，必须将之与音乐作互相关联的整体研究，而在考察词曲的音乐渊源时，他敏锐地将目光落在了“唐曲”——唐代的“音乐文艺”。因此，任中敏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乃是其早期学术研究的一种延伸和深化。任中敏相信：他的研究对一些传统的命题——如词的起源、古代戏剧的发生及发展的段落形态等等，必将获得全新的认识，而其深层的意义，则在展示文学在社会活动中的功能和价值，打破学术界单一的作家文学和文本主义的文学研究,从而有助干对“古代文学”作一全面而生动的理解。

对这一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和浩大的学术工程，任中敏几乎投入了他的全部精力。他历来有早起的习惯，清晨五时许开始工作，午间小憩后便一直工作到深夜。川大的文研所属科研机构，没有教学任务，从而使任中敏得以专心于他的学术研究。从1950年到1955年，《唐戏弄》、《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相继完稿，《唐戏弄》的部分资料还形成一部资料性专著《优语集》,共辑录优人戏弄、言语资料300多则，内容为王国维《优语录》的数倍，可谓任中敏回归学术道路后的第一个丰收期。这四部书，《唐戏弄》至1958年方出版，有关敦煌歌辞研究二书则分别于1954年底、1955年初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是有史以来份量最重的敦煌歌辞研究专著。《敦煌曲校录》共收集、校勘了545首敦煌曲子词，是当时数量最多的一部敦煌曲选集。此前，罗振玉、朱祖谋、冒广生、刘复、王重民、卢前等均做过敦煌歌辞的校勘整理工作，但多以《云谣集》（共33首）为主体，增补者亦很有限，任中敏则从北京图书馆钞本敦煌卷子乃至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中辑录了大量的新材料，从而为《敦煌曲初探》的理论研究建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敦煌曲初探》虽以本世纪新发现的敦煌钞卷中的曲子辞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任中敏“唐代音乐文艺研究”的发轫。在“曲调考证”一章中，任中敏着重考证了敦煌曲“与《教坊记》之关系”及敦煌曲“对于大曲之贡献”。在“舞容一得”一章中，任中敏对敦煌卷子中的唐代舞谱进行了研究，由此考察了唐代“酒令”这一特定的歌舞表演形式，并对唐代的“剑器舞”作了深入的研究。在“体裁”一节中，任中敏首次提出了考察“唐代音乐文艺之全面”的学术目标，探讨了唐曲的“联章讲唱”、“普通联章”、“演故事或问答体”、“杂记字录内配曲”、“唐僧清唱”等多种形式，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与文学紧密相联的唐代戏弄、歌舞，著辞、清唱等一系列音乐文艺样式的考察与研究。其研究的立场则突破了传统单纯文艺学的模式，以形态学的研究为切入口，追究音乐文学形态的现实状况与各种社会活动的关系，其形态的历史渊源（如唐曲与汉魏相和歌的关系）及历史的影响（如唐曲与宋词的关系），从而把音乐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动态的、与历史和未来相联系的生命体而加以理解。在“去蔽”一节中，任中敏指出学术界研究中的“雅俗之蔽”、“俗雅之蔽”、“齐杂之蔽‘“声文之蔽”、“奇正之蔽”，提出文学研究应当雅俗同尊，批评了依句式齐、杂判别“诗”、“词”之体，不知齐杂言皆可为配乐的歌辞，只重视文辞而轻视音乐等种种学术弊端，而诸“蔽”的共同症结，即在以传统陈见、主观判断替代历史的真实，因此，任中敏的研究并不是为了言人所未言而出奇制胜，而是出于一种对历史真实的尊重，此乃任中敏学术的真正本质。当时的学术界，不少人满口“唯物主义”、“人民性”，但在研究中却只知雅文学而鄙视民间文学；既恪守陈说而又要用一两个马列新概念装点门面，显得肤浅浮躁而又飞扬跋扈，任中敏的“唐艺研究”对此学风正可谓无言的针砭，可惜当时的学术界对此茫然不觉，大多数学者们意识不到任中敏“唐艺研究”的学术立场、学术观念中伏涵的深刻意义，只不过认为任二北对敦煌歌辞学研究有所贡献而已。

当然,任中敏并不在意他的研究得到怎样的评价，他只是为自己学术上的进展感到兴奋。但这种兴奋并不意味着他万事顺心，就在他潜心追究唐代音乐文艺的历史真相时，有关方面也正在追究他本人的“历史问题”。解放前，任中敏曾担任过胡汉民的秘书，时间不到一年。胡汉民乃国民党的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是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前身）的创始人之一。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成为国民党的右派首领。孙中山北上时，曾代理大元帅之职，后改任外交部长，因涉嫌廖仲恺被刺案被解职。1927年国民党的“清共”，胡汉民是策划者之一,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立法院院长。1931年，因与蒋介石闹矛盾，被蒋囚禁，同年九一八事变后获释。此后一度赋闲，1933年到香港办《三民主义半月刊》，鼓吹反日、反蒋、反共，并策划组建了“新国民党”，积极反蒋。但在中共抗日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其反共立场有所改变。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抗日救国纲领六条》，国民党元老宋庆龄、胡汉民等也签了字，得到中共的赞扬，毛泽东称之为革命的“中间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134页）。任中敏做胡汉民的秘书，在1931年胡被囚禁后即去任，转而投身教育事业，至1937年胡汉民逝世后创办了“汉民中学”。对蒋介石，任中敏是恨之入骨的，1927年“清共”后国民党员重新登记，任中敏即未登记而退出了国民党，此后加入了“新国民党”，当然只是普通党员，职业依然是个中学校长。这就是任中敏的全部“历史问题”。当然，任中敏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历史问题”，更不知道自己的“历史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1951年，对有“历史问题”者的清查在全国展开，任中敏被内定为“历史反革命”,成了“内控”对象。当时，这一“内幕”是要传达到党内同志的，当然也难保不被一些党外同志知道，只是任中敏自己还蒙在鼓里，所以对一些党内、党外同事的暗暗疏远浑然不觉，因为他一心只想做个学者，一心沉潜在他的“唐艺研究”中，“政治感觉”则不免迟钝。

任中敏第一次被告知有“历史问题”，是在以后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运动，旨在要求知识分子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反省、批判固有的旧思想、旧观念。但对有“历史问题”的人来说,要求就要严厉得多。于是，川大将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集中起来隔离审査，除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外，还得说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任中敏的态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学是学了,而且学得很认真，此后其著作中出现诸如“封建思想”、“人民立场”等新概念，即是“学习”的印记；“说”也说了，但并没有作为“历史问题”来说，对胡汉民仅批判不力，且多有维护之词，这就加深了其“问题”的严重性。但当时的政策尚较宽松，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不是一蹴而就，“隔离”了十来天，人就放了回去。任中敏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虽然知道了自己是被看成有“历史问题”的，但也没有怎么放在心上。一年以后，他居然请了几个朋友喝酒，请的人又居然都是被“隔离”过的，酒酣斗热之际便“诙谐”了一下，说此酒乃“蒙难一周年纪念”。他不知道，有关“政治”的事情是诙谐不得的，在此后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此话便成了“反革命”的罪证之一。

“反胡风运动”起先只是在一个小范围内展开，其后则扩展到整个知识分子界，其性质也转变成一场在知识分子界清查历史反革命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比起当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要严肃得多。任中敏起先尚不太在意，待到被抄家后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一天，中文系的一位副主任领着几位公安同志搜查了任中敏的家，结果搜出了审要的“反革命”罪证：一是汉民中学的校旗，汉民中学是国民党时的学校，又以大反革命胡汉民的名字作校名，说明任中敏怀念旧社会，怀念胡汉民；二是查出了解放前不知那一年任中敏写给其妻的一封信，其中居然出现了“共匪”二字，这可是硬梆梆的“反革命”证据。问题十分严重,于是川大组织了一个“人民法院”，对任中敏进行审判。除了以上罪状外，还有一些，如在汉民中学当校长时十分严厉,对学生实行法西斯统治，一个学生只不过大意乱扔了一片棕子皮，即被开除（后才知道此学生竟是任中敏的儿子）；还有，任中敏的儿子是在当国民党的空军时死掉的（后来才知道其子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考入空军学校的，任夫人不愿独生子当兵，任中敏说这是爱国行为而予以支持，结果儿子在一次训练中不幸身亡。）；再还有，任中敏对胡汉民敬佩得很，说胡有学问，书法很好等等。审判会的气氛很严肃，“公诉人”将任中敏的罪状一一揭发，但就在公诉人揭发时，任中敏居然突然跳起来大呼：“不符合事实”，下面的话当然不允许他再说下去，鉴于这种恶劣的表现，“公诉人”提请“法庭”从严判决，于是，“法官”宣判：任中敏为历史反革命兼现行反革命。从那一天起，任中敏便正式公开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历反”，是事先拟定的宣判结果，而“现行反革命”，则是为了打击任中敏的“嚣张气焰”。如果真是“现行”的话，那可是要逮捕法办的，只是不知为什么没有宣布对任中敏实行管制(当时正式定案的历史反革命，是要定为管制分子的。），也没有减他的工资。因此，任中敏虽然戴上了帽子，但也没有再去卖笋豆,所以还有条件去进行他的“唐艺研究”。

此时，任中敏的《唐戏弄》已处于定稿阶段，《唐声诗》的资料准备与拟定全书构架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之中。但就在他一心一意以学术研究减轻“帽子”的沉重压力时，另一顶“帽子”却莫名其妙地飞到了他的头上——1957年，“大鸣大放”运动兴起，不久，反右斗争接踵而至。身为“历史反革命”的任中敏是没有“大鸣大放”资格的，此类活动当然也没有资格参加。但最后“划右派”时，他居然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原因很简单：一是历史反革命本来就应当属于“右派”；二是当时各单位划右派是有数额任务的，反正任中敏巳经有了一顶帽子，再加一顶也无妨。于是，任中敏便凑数凑上了个“右派”。当时，任中敏什么也没有说，似乎加一顶帽子并不是什么为难事，感到为难的倒是出版社的编辑同志。1958年，北京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唐戏弄》，但时值反右斗争刚过，出版一个“右派分子”的书，弄不好就会犯政治错误、但他们又深知《唐戏弄》的学术价值，实在不愿意放弃，好在文人点子多，他们要求任中敏另起一个新笔名，而不要用习惯笔名“任二北”。于是，任中敏便起了新名字“任半唐”，“半唐”与“二北”对仗，“二北”意指北（宋）词、北曲，是任中敏早期学术研究的对象，“半唐”则指唐文学的“半壁江山”——唐代音乐文学。大概是这名字不大容易瞒过熟谙“对仗”的文人们，书出版时，“半唐”变成了“半塘”。任中敏看后对编辑开玩笑说：我的头上已经有了两顶帽子，你们在我的名字上再加上一个“土”，我不是又成了地主吗？编辑听了不禁哑然失笑，心里却在嘀咕：别人遇到像他那样的处境，压就压垮了，他居然还能“幽默”。

任中敏的确是个幽默的人，他自称白己是在“敲锣卖‘糖’（唐艺也)”,刚进川大不久评职称时，一位资料室的同志开玩笑地将他捧来的一大摞著作称了一下,重量为6斤1两，于是，任中敏便将他的书斋题名为“六斤一两室”，同仁们都为他的诙谐而解颐一笑(在反胡风运动中，此事则成了任中敏对党不满的罪状。）。但幽默并不是任中敏的主要性格，川大的人都知道，任中敏性格刚烈，脾气怪倔。在他认为不能苟且的事，他是决不含糊的。

任中敏的“不含糊”体现得最鲜明的，是在学术上。《唐戏弄》出版后，任中敏最渴望的是得到学术界的反映，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意见，他都愿意听，希望有“家”出来和他公开“争鸣”，因为他对一年多以前他所引动的一场学术讨论还记忆犹新，意犹未尽。1956年，任中敏的年轻朋友胡忌——一位20多岁即出版了《宋金杂剧考》的戏剧史学者，写给任中敏一封信，信中告知唐代李德裕的文集中提到了“杂剧丈夫”。为此，任中敏写了《唐代能有杂剧吗》一文在川大学报上发表，此后，《戏剧论丛》（1957年第1、2辑）专门就此组织了讨论。参与者各抒己见，观点则大致分成两类，一者以任中敏为代表，认为唐代已经产生了戏剧；一者则坚持王国维“真戏剧”产生于宋的观点，认为此前中国戏剧形态还不完备，只有一些构成后之“真戏剧”的局部形态(如歌舞、“参军”、“百戏”、“角抵”等）,以某种低级形式存在着，李德裕所云的“杂剧”即指此，故唐代还没有产生戏剧，铁证之一是：唐代没有一个剧本传世。显然，问题讨论的关键在于对“戏剧”本质的界定。于是，任中敏提出了三点意见：1.无剧本并不意味着无戏剧。在戏剧处于民间状态时尤其如此；2.戏剧的成立，不在体制的长短与故事性的强弱，而首先在是否有戏剧化的表演；3.因此，判断戏剧的产生，应当“主戏不主文”，只要是“表演故事”而能“感动观众”，即为戏剧。由此，任中敏将中国古代戏剧按历史的相对段落划分为“戏礼”、“戏象”、“戏弄”、“戏曲”四种形态，认为各种形态都具有戏剧的本质意义，因而在本质层面无“低级”与“高级”之别，更无“真”、“假”之分。任中敏的观点在当时属于“少数派”，随着反右运动的兴起，这场讨论也就匆匆收场，而《唐戏弄》的出版，无疑是任中敏再一次以更详尽的研究对那场学术讨论听做的进一步申诉，其意义已不仅在“唐艺研究”，而是牵动着对中国古代戏剧史重新全盘认知的大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应者寥寥，几乎是一片沉默，对任中敏呕心沥血的著作，既不承认，也不反驳。只有一位友人带给任中敏一个口信，说是某一位很有成就的戏剧史研究家，看了《唐戏弄》以后只说了四个字：唯心主义。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任中敏历来认真得很，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可贵的自我反省意识，在其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一些学者观点的严厉批评，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对自己某些前观点的严肃纠正。任中敏自云：其著作发表后，首先希望得到的倒不是正面的肯定，而是反面的批评，但前提是要拿出可靠资料，“真刀真枪”，“拼刺刀，扔炸药包”。其实，任中敏是深知《唐戏弄》的“软”处的，这就是唐代戏剧毕竟没有一个哪怕极简单的剧本可据，时戏剧活动又很少得到文人的关注，故有关资料也显得十分零星。所以，任中敏在《唐戏弄》的“弁言”中十分清醒地说明：“惟书中论多于述，破多于立，枝多于本；虽戒蔓引，仍伤涂附，体例未善。”“就此初步研究结果，以验唐戏面貌之已呈现者，依然未脱模糊阶段。”“若初稿之任务，祗重在纠正观感，抽绎端绪而已。”但是，尽管如此，《唐戏弄》还是戏剧史研究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因为它第一次对唐代的音乐伎艺及各种“戏弄”形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依据各种文献资料，从唐代优人的生活、剧场的设置、脚色分类乃至服装道等各个方面，对唐代“戏弄”作了尽可能生动具体的说明，从一些侧面资料的整合中，阐述了唐代已有剧本产生的可能性，对文献中简略记载的若干剧目，进行了深入的考证与剖析。正由于此，《唐戏弄》对唐代戏剧的描述便不是停留在简单表相的层面上，而是深入揭示了戏剧活动与社会生态、民风民俗、礼仪活动、宗教风尚等等底层社会活动的联系，因此，日本的汉学家称誉《唐戏弄》是本此纪以来中国最杰出的文化人类学著作。

当然，任中敏在当时还不知道“文化人类学”这一概念，更不可能知道日后国外外汉学家对其著作的评价，他只是以一种对历史真相全面把握的学术信念支撑着《唐戏弄》的研究。因此，尽管他清楚地意识到《唐戏弄》在资料上的先天不足，但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对唐戏的历史面貌进行了整合性的研究，任中敏将他的研究比喻为修复一件出土的破碎瓷器,虽然残片不全，但经修整以后毕竟已能见其大概。他自信，他的研究至少已足使戏剧史研究中的“中国戏剧出于梵剧说”、“唐代无戏剧说”无立足之地，而“‘真戏剧’起于宋元说”亦必须予以深刻的反省。因此，国内学术界对《唐戏弄》的冷淡并没有动摇他的学术信念，更没有影响他进一步推进“唐艺研究”学术工程的计划，《唐戏弄》完成后，任中敏便立即着手《教坊记笺订》的工作，《唐声诗》与《唐杂言》的资料准备工作也渐次展开。如果此时有什么心忧的话，那只有一件事，任夫人连续得了几场病，身体十分虚弱。

任夫人是上海美专的毕业生，艺术大师刘海粟的学生，画得一手好画，刺绣也颇为当行。自从任中敏与其家庭包办婚姻的妻子离婚以后，这位才女便把自己的生命融进了任中敏的事业。每当任中敏坎坷艰难之际，任夫人都以她的体贴与巧慧给予任中敏极大的支持。现在，身卧病榻的她第一次需要丈夫来照顾了。于是，川大校园和成都街头便出现了一个年过六旬、鼻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的老人，身着长袍，背着一个四川农民们常驮着的大竹篓，里面通常是一摞书、稿纸和各种蔬菜。此人便是任中敏。现在，他每天必须按时到两个地方上班，一是川大的资料室，在那里，任中敏是资料员，工作是看管图书，当然也搞他的唐艺研究；另一地方是他的家，在这里，任中敏是丈夫和炊事员,工作是做饭和照料体弱的妻子，“业余”时间则读书著述。每天清晨，任中敏从家到学校，途中得买上一些菜，待中午下班后再带回家。于是，任中敏背上了四川农民们祖祖辈辈习用的大竹篓，并一背就是二三年。就在这二三年中，背篓中的稿纸渐渐变成了一部《唐声诗》。一开始，成都街上见到这个背竹篓“怪人”的市民们都投以一笑，觉得十分有趣，时间一长也就不以为意了。但也有一些有“思想”的人就不像市民们那样简单了，他们认为，任中敏的这种举动是蓄意丑化对社会主义和对现实不满，只是党和国家没有禁止教授背竹篓的规定，仅就此批判之，必遭反驳，于是只好作罢，姑让他背下去而记上一笔“账”。这笔“账”任中敏后来是还了，只是拖到“文革”时才还的。60年代初，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渐渐宽松，并纠正了一些过“左”的倾向，那几年，是知识分子们感到比较轻松的日子，1962年，则是任中敏感到最轻松的一年。此年春天里的一个下午，川大中文系在系图书室开了一个时间不算太长、气氛既严肃而又祥和的会议，主持人是中文系副主任赵振铎，会议的内容是宣布脱去任中敏等人的右派帽子。同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阳光灿烂，微风拂煦，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毛顺潮向全系教职员工宣布，根据成都地方法院的指示，取消任中敏的历史反革命身份。从那一刻起，任中敏终于获得了“政治生命”，成了新中国的自由公民。此年，无“帽”一身轻的任中敏痛痛快快地到北京、上海、南京、扬州逛了一趟，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为任中敏获得了新生而感到高兴。

当然，任中敏的学术生命一直没有停止，这一年的夏天，《教坊记笺订》由中华书局出版。《教坊记》是一本唐人崔令钦记载唐代教坊情况的文献，这里的所谓“笺订”，“订”指校勘，“笺”指以更详尽的资料对原书的有关记载加以解释和说明，故“笺”即是一种学术研究。《教坊记笺订》的“订”十分严谨,而“笺”的学术意义更为重要。这部被任中敏称为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之“锁钥”的著作，重点在对唐代教坊的制度人事与教坊曲调的考察研究。唐代教坊的音乐伎艺，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教坊是雅俗乐的汇集之所，俗乐的艺术内涵和艺术品味的升华，教坊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坊的音乐伎艺便是唐代音乐伎艺的缩影。因此，明了教坊的制度人事，可以对唐代音乐伎艺生成的具体背景有一切实而生动的感知；对教坊曲调的考察，可以了解雅乐、宴乐、俗乐等不同种类音乐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交融与互相影响。这就是任中敏将《教坊记笺订》称为“唐艺研究”之“锁阴”的原因。在本书的“附录”中，任中敏还作了“开天间两京教坊位置图说”，汇集了“中晚唐及五代教坊概况”资料数十条，载录了“本书以外之唐五代曲名”146调，以教坊曲为龙头，制定了“曲名流变表”，将教坊曲与唐五代其他曲调、宋词、宋金杂剧院本、金元诸宮调、元北曲、宋元明南曲、乃至蒙古笳吹、日本唐歌、高丽宋乐等之间的渊源关系一一掲出，对研究唐代音乐对后世音乐的影响、古代音乐的历史流变，具有极大的价值，从而使本书的学术价值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笺订”。

《教坊记笺灯》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越来越多的学人知道了任半塘就是任二北，“帽子”既脱，为“帽子”而另起一个笔名的内情当然也就毋需保密，此时的任中敏已经66岁，不少人已开始称其“任老”了。只不过任老自己毫无“老”感，“政治问题”的解脱使他感到一身轻松，学术上的进展更使他内心充满一种温柔的欣悦，在寄给亲属的《教坊记笺订》扉页上，任中敏这样写道：

楚兄、籍姊存念：

数年前曾拟所写四稿为儿女四人，曰“敦儿”、“煌姑”、“弄儿”、“芳姑”。今四稿毕矣，遂有儿女绕膝之欢，言之可哂。

壬寅中秋，由沪返蓉，匆匆寄奉。

敏弟

寥寥数语，只有一个将学术真正融入自己生命的人才写得出，只有一个将自己唯一的儿子奉献给祖国抗战事业的老人，才会对自己的著作产生亲子一般的情感，难怪身体已康健的任师母，看了这数行字不由得眼眶湿润，“敦儿”，“煌姑”、“弄儿”、“芳姑”，也是她的儿女啊！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出生而未面世的“声儿”，由于任老想使他更成熟一些才与世人见面，所以，1959年即完稿的《唐声诗》此时尚未出版，现在，一身轻松的任老可以抽出手来进行《唐声诗》的修改工作了，《隋唐五代杂言歌辞集》的资料收集工作也待展开，他的“唐艺研究”系统工程虽已完成过半，但完成另一半工程还需要艰苦的工作，要走的路还长得很。

然而，任老绝没有想到，今后的路比他预计的要长得多，因为就在短短的几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这是一场谁也没有料到且无法预料进程的“革命”。一开始，任老对评“海瑞罢官”之类的文章毫无兴趣，当川大校园里刚出现大字报时，他还饶有兴趣地去看过几次，但不久就感到事情不太妙，因为大字报上开始出现了他的名字，起先是“保皇派”红卫兵嚷得凶，不晓得他们怎么知道了任中敏曾经是“历反”和“右派”，也不晓得他们怎么了解到任中敏的“罪行”，反正大字报的语气显得严厉而激忿。接着是“造反派”跟着来了，他们的矛头本来是对着头儿们的，但现放着“双料”的“牛鬼蛇神”不去“扫”,便有“立场”上的嫌疑，于是，他们便显得更加激忿而严厉，接着而来的便是批斗和抄家。人们都以为，素来脾气刚倔的任中敏与红卫兵的激烈冲突必不可免了。

然而奇怪的是，任老面对“小将”们却异常冷静，批斗和抄家时居然一声不吭。这使小将们大为扫兴，批斗会也没有产生事先预想的激动效果，抄家更是一无所获。任老历来不喜藏书而喜抄书,所以“封资修”的书籍并不多，足以定为“罪状”的则一本也没有，而任老的手稿早已被细心而接受过“历史教训”的师母藏妥，自然一片纸也找不到。无奈之下，不知怎么打听到出版社曾预支过任老稿费1221元，而任老尚未交稿。书么肯定属于“反动学术”，自然不允许再写，所以预支的稿费必须交出来，于是勒令任中敏交出1221元。任中敏的态度出人预料的好，虽然语气不顺耳，话还算中听：钱已给我近三年，书还没有交，该退。几天以后，任老果真将钱交到了造反派的手中，只是要求写个收据。收钱的人顺手扯了张破纸条,大概认为这收据永远不会起作用吧，草草地便一挥而就。任老当时也没有想到，十年后，我们的党和国家会让他直着腰杆、持着那张破纸条向川大校长要钱，结果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而当日交钱时,任老只不过想要个凭据而已，如果有谁再来个“勒令”，他可没法去凑这笔钱了。

现在的任老，几乎是“一贫如洗”，只是几年前丢掉的“帽子”脱而复得，“红卫兵”不由分说便把“历反”和“右派”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并不久把他撵进了“牛棚”去“改造”。所谓“牛棚”，并不是真正的乡下牛棚，面是“牛鬼蛇神”之“棚”的俏称，其“棚”就在川大内，且有类别的不同，“走资派”属“新牛”，归一棚；像任中敏这样的人属“老牛”，归一棚。两类“牛”“改造”起来也不在一块。但“看牛”的对“老牛”反而松得多，因为“老牛”又属“死老虎”，弄不出什么新玩艺儿，乏味得很。于是，“老牛”们便有机可乘了，劳动之余时而不知从哪摸出一本书来，藏在“毛选”下面读，“看牛”的也浑然不觉，做这事最大胆最在行的就算任老，当然，好心的“棚友”在碰到“情况”时提个醒儿也是常有的事。如此这般数月，红卫兵们有更重要的“革命”要干，“看牛”成了无味的负担，于是，教训了几句“不许乱说乱动”以后，便放“牛”归家。此后的事情就十分平淡了，“革命”是不许任老这样的人参加的，家里本来不多的书被抄走了，川大的图书馆、图书室灰尘满架，一律关门，“科研”自然难以进行，把旧稿拿出来整理吧，世事难料，风云不测，似乎也还有风险。于是，任老夫妇度过了二人生活中絮絮共话最多的几年。

几年后，事情似乎有点好起来。1973年，就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不久，一个夏天的上午，骄阳高悬，成都市委在大礼堂召开了一个隆重的大会，所有出席者都有出席证，出席证的发放者为各级党委，任老也得了一张中文系党总支发给的出席证。会议的发言人是成都市委书记孙宏道，他的几句话使与会的不少人热泪盈眠——“今天，凡是拿了出席证来开会的，党内的人都是同志；党外的人都是朋友。”从此，任中敏将这句话牢牢记住了近20年。“朋友”二字对他来说比千钧还重，回家的路上，他破例买了一瓶酒，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便是让任师母取出了藏之多年的全部手稿，抚摸着那一页页已经发黄的稿纸，任老的眼眶也不禁湿润了。

但是，成都市委书记的讲话并没有广泛传达，时大学校园的各级组织基本恢复，教师们又上台拿起了粉笔，讲台下坐着“工农兵学员”。但中文系的所有工作都没有任老的份，昨日“斗人”的和“被斗”的今日一下子要做“朋友”，双方的“弯子”都不那么好拐。何况国家的形势还十分微妙，邓小平做的和报纸上说的经常对不起号。文化教育虽然恢复，但革文化命的火药味也还没有消散。毛泽东说每隔三五年就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说不准哪些“朋友”又要进“牛棚”。所以，自认为“取得朋友资格”的任老还是被冷落在一边。此后的几年，事情果然反反复复,“文化”上又来了一个“评水”（评《水浒传》)运动，邓小平又下了台；接着是周恩来总理的去世和悲壮的“四五”事件；接着是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和“四人帮”的倒台。随着邓小平再一次出来主持工作，中国历史上一个虽短暂却多灾多难的时代终于结束了，而直到此时，任老才真正取得了“朋友的资格”。

1978年初春，北京中国社科院文研所迎接了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人们都尊敬地称呼他“任老”。任老调到北京，颇费了一些周折。他在成都生活了26年，熟悉了成都的大街小巷，习惯了成都小吃的麻辣风味；这里还有他的挚友张怡荪，“小”友龙晦、王文才；川大那苍郁老木笼罩着的小路上也曾印满了他的足迹；这些都使任老不能忘怀。然而，川大的26年又给了他过多的不愉快，虽然此非川大之过，但川大那些曾热心“批”任老的人，现在似乎还没有想到还给任老一些温暖。于是，任老给他昔日的学生、时任高教部部长的蒋南翔写了一封信，要求调离川大。事情很快有了眉目，蒋南翔与中国社科院联系，立即得到同意，很快，中国社科院的一纸商调函发到了川大。于是，不久后的一个傍晚,任老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川大来送行的只有王文才，他是私下赶来的，从任老进川大起，他们俩就在一起共事。老友相别，任老有些伤感，但却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发表了一点遗憾：在蓉近30年，却一直没有空去玩一下峨眉山，此生恐怕没机会了。

任老确实没有时间也不想弥补这一遗憾，到北京后，这位80多岁的老人几乎天天泡在北京图书馆里，他发现北图还有许多他的《敦煌曲校录》没有收载的敦煌曲资料，这使他激动不已，于是决定：将所有的敦煌曲收集在一起，搞个《敦煌歌辞总编》。这时的任老，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丝毫不像82岁，一旦其生命与学术工作连结在一起，任老便立刻又年轻了。此后的两年，任老几乎将他的全部精力都投放到敦煌曲资料的收集整理上，待到资料的收集基本就绪，需要将工作从图书馆转移到家中的书斋时，84岁的老人忽然在心里摇漾起一股思念故乡的心绪。从21岁离开家乡，客居在外已经60多年，该回家了。

1980年春天，扬州师院的领导们接到一个喜出望外的消息，高教部告之：著名学者任中敏想落叶归，回扬州工作。这当然是求之不得，事情很快敲定，学院腾出一间当时最好的平房作为任老的居室，决定将任老安排到中文系，专门成立词曲研究室，由任老担任主任。人们纷纷传说：扬州师院这个小庙，要来一位大菩萨了。

据说，菩萨到哪里就会给那里带来福事，任老将会给扬州师院带来什么呢？起初，师院的领导们对此并不在意，他们只是想好好安顿老人，尽量满足老人的一切要求，他们甚至在设想任老将会提出什么要求，又怎样来满足或如何去解释。可是，他们没有料到，任老到师院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给大学生上一堂课。满足这样的要求当然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个星期二的上午，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们来到大教室准备上古代文学课，就在铃响前的几分钟，他们发现情况有点异常：系主任曾华鹏亲自扶着一位老先生走进教室，他个头不高，戴着深度眼镜，唇边两缕花白的胡须。经曾主任介绍，同学们才知道这位老者就是近来校园中传说的学界“大菩萨”任半塘。任老走上了讲台，声音出人意料地清脆硬朗，但并没有讲深奥的学术问题，而只是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些希望，印象最深的则是这么几句：“扬州人不是豆腐”，“扬州人要抬得起头，过得了江”。当然，这里的“抬头”、“过江”，指的是在学术上。“扬州人”指的是扬州师院人。任老，刚到扬州，就把自己和家乡、和扬州师院连在一起了。当时，同学们都不知道任老更深的一个心理情结：在他乡，他已被拒绝在教室之外几十年了，他要在故乡找回一个大学教师的感觉，行使一个高校教师应有的权利。

当任老怀着一种满足离开教室时，他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教师权利即将赋于他。1982年，国务院高教部在全国高校设立研究生点，要求各高校上报研究生导师人选。扬州师院将任老作为硕士研究生导师人选上报。不久以后，当扬州师院接到国务院与高教部批文时，领导们又一次沉浸在喜出望外的兴奋之中——批文上赫然写着：批准任中敏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扬州师院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在一夜之间成了博士点单位，这可使学院的级别一下子产生一个大飞跃，成为当时全国同类“级別”师院中惟一拥有博士授予权的单位。消息传出后，一位中文系的年轻教师竟兴奋而得意忘形，不伦不类地大叫一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那些以前开玩笑说“菩萨到了福事随”的人，则更在夸耀自己的“预见性”。其实，人们都清楚：没有任老，没有任老几十年艰辛创获的学术成就，“天上”是不会把博士点“掉”给扬州师院的。知道内情的告诉师院人：在高教部组织全国著名学者审查导师资格而轮到任中敏时，复旦大学的朱东润先生说：如果任中敏仅是硕士导师，我们还能当博士导师吗？朱先生的意见当即得到了钱钟书等先生的赞同，于是，任中敏成了破例者：申报硕导，批了博导。

这一切，任老自己并不知道。此前，他正为自己的“声儿”面世而感到欣慰。这个“孩子”早在1959年就出生了，可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如今已是1982年，23岁的“声儿”才与世人见面，他的大名叫《唐声诗》。

这是一部近90万字的学术巨著，是任老“唐艺研究”系统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所谓“声诗”，指配乐而歌的齐言体歌诗。既然是歌辞，当然和音乐及与音乐紧密相联的舞蹈互依而存，所以是唐代整个音乐伎艺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其他伎艺亦有种种关系。因此，《唐声诗》深入研究了声诗在音乐性质上与燕乐、清乐、胡乐的关系，在伎艺形态上与舞蹈、大曲、杂歌、杂吟的关系；从而在生态上对声诗加以认知和理解。从声诗是音乐文学的角度，《唐声诗》分析归纳了声诗应音乐要求而形成的格律、结构等语文形态；从声诗是文学之歌唱的角度，《唐声诗》揭示了声诗歌唱的若干方式，剖析了文辞与音乐相配合的种种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解析了声诗与长短句歌辞体的关系，提出唐代之歌辞乃齐杂言并举并存，齐言对杂言的影响固然有，但绝非如若干学者所言杂言体由齐言体孕育转化而成，二体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这对过去误解历史真相的词之起源说乃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反拨。由于唐声诗以前谁也没有系统研究过，由于《唐声诗》应用材料的丰富与分析阐释问题的缜密，由于其独具的学术视野和研究立场，由于其揭示问题和阐释问题包涵的重大学术意义，《唐声诗》问世后得到学术界极高的评价——两年后，本书获得了江苏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唯一的最高奖“优秀成果荣誉奖”、“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荣誉奖”。此前，就在《唐声诗》出版的前一年，任老的《优语集》已先出版，共辑录古代历朝优语355则，并加以简明的考证与研究解说。在评奖时，如果不是限于每人只限一项的话，《优语集》毫无疑问也是会获奖的。

任老的研究成果使扬州师院也风光起米，提起扬州师院的“文科”，专业界人士都要竖起大拇指而不敢小觑，如果不知道扬州师院有个任半塘，那他在“圈子”中肯定还是个“嫩角儿”。这就是“名人效应”，其利实不在个人而更在集体。当然，有“名”而“飞”起来的也不是没有，有水平的领导对此一般是“忍”的多。但是，回到扬州不久就为扬州师院的“级別”和“牌子”作出无人可比贡献的任老，没有为自己向学院作任何“计较”，在得知自己成为博导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思量怎样去做这个博导。于是，他立即对自己的学术计划作了调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他的计划是再活三年，三年中指导博土生完成“唐艺研究”中的《唐杂言》，硕士生完成《唐酒令》,他自己则完成《敦煌歌辞总编》。三年之后还活着，再争取活三年，完成第二个“三年计划”。

任老的第一个“三年计划”完成得很顺利。师院为博士点的设立而专门成立了文化研究所，由任老担任名誉所长。他招收了一位博士牛，虽然没有按预想招一名硕士生，但他的博士生在三年中完成《唐杂言》的论文（全名为《隋唐燕乐杂言歌辞研究》)，毕业后完成了《唐酒令》(全名《唐代酒令艺术》），并将任老汇录的隋唐杂言歌辞整理出版了《隋唐燕乐杂言歌辞集》,从而使任老的“唐艺研究”系统工程又完成了三个重要项目。而任老自己则完成了《敦煌歌辞总编》，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较以前的《敦煌曲校录》，《总编》收录歌辞1241首，是《校录》的两倍多，校勘记则更为详尽，不少校勘记本身即是一篇短小的精彩论文。人们都还记得，从《校录》到《总编》，时间是33年，现在的任老，已经是91岁的老人了。

第一个博十生毕业后，任老又相继招收了两位博士生。但任老已没有精力亲授课程，学院聘请、引进了两位助手协助指导，尽管任老从不屈服命运，但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现在的任老，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每天早晨四点多即起来散步；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一天十几个小时伏案操笔；更不能像往常那样端坐在学生的书桌边，或娓娓而谈，或静静地看着弟子翻开一本厚厚的书。现在的任老，只是偶尔拄着拐杖在他居室旁的小河边走上一遭，有时和他的朋友聊上一段，向他的弟子谈点过去，简要地说明一两个学术观点。有一次，他的最后-个博士生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您散曲研究比较注重文学的本体，主要关注的是文学的体式、风格、情趣、作家、流派；而“唐艺研究”，不少人认为更多地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您对此怎么看？任老听了没有回答，而只是反问了一句：“什么是‘文学的本体’？”使他的学生回去后一夜未眠。当然，他没有就此再去请教先生，因为先生的著作已经作了回答，当任老将流行的体验性、思辨性的文学研究还原成社会的、文化的具体活动的研究时，他已经把那种抽象的所谓“文学本体”抛到九霄云外了，如果他还有精力的话，他还会以他的著作印证他的这一学术观念。如果不是过去的几十年给了他过多的干扰，他的“唐艺研究”全盘计划恐怕已经完成了,但现在，还有几个预定的项目没有完成，唐大曲应当作为一个专题加以系统深入的研究；唐代的讲唱亦当做同样的工作；从“歌辞总体观念”出发，汉魏六朝的音乐伎艺应当加以系统的研究，从而使之与唐艺研究构成历史的连结。这些，也许都是任老当初制定第一个“三年计划”时就想到的第二个、第三个“三年计划”，遗憾的是上苍没有给任老更多的时间。

1991年12月7日,任中敏与世长辞。

一年后，师母逝世，她离不开任中敏。

1999年12月7日

后记

本文关于任老的生平材料，部分来自于任老生前与笔者的交谈；大部分来自于邓杰、张承均与笔者对任老亲友的釆访。任老的亲友们提供许多任老生动的生活细节以及不少任老的亲笔信件，在此谨致以深切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