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敏教授为我所尊敬的老一辈学者之一。我们得以交往，最初是由唐圭璋教授介绍的。记得1956年唐先生方由东北调回南京师院任教不久，便來苏北师专访我（当时其女唐棣棣在此读书）。他与我相聚两日，我在工作之余与他谈论词曲时，他很自然地说到同门任先生，并几次叙述其经历、性格和学养等等，给我留下深刻的老学者印象。那时，任先生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当教授，经过肃反运动审查，情况还可以，正在研究敦煌曲子。唐先生回南京后，即去信向他介绍我，并附去我手抄的几首拙词。大概任先生还比较看得中，很快就给我来信称许一番。从此，我们开始书札往来，多次交流词作，并讨论过敦煌《云谣集》中十多首曲子的主题与校字，其他杂曲中“孟姜女”、“冀国夫人歌辞”等历史背景、思想内容，以及国内外一些学术问题；他的几次来信中还往往流露出思乡情绪，总希望能够回扬州来。可是，为时不过一年左右，“反右”斗争就开始了。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就一直音信中断。到1960年才听说他被判处行政管制，留在资料室控制使用。后来虽摘了帽子，但到“文革”时又受到长期冲击，被抄家、批斗，只好在校门外摆小摊子，似乎成为“贩夫走卒”了。正如他后来见面时说的：“有18年我没有跟你联系，深恐连累朋友，但我却是常常想念啊！”这，正反映出任先生深藏在心底的情谊。

1975年4月，我在南京与唐先生重晤时，从叙旧中又很自然地谈起任先生。唐老说任老刚恢复工作，已有联系，并曾将我以“狂草”书刻的毛主席《清平乐•六盘山》词拓片寄了过去，嘱任老也写一幅字来。果然，4月26日我由南京回扬州后，就收到任老寄来的一封长信和一幅篆书中堂，同时也收到杭州大学夏承焘教授来信及其所作《满江红•治淮》横卷。所以，我在5月9日接到唐老一信时，即“以诗代柬”写了四首七绝寄复：

题梦桐室来书兼怀旧游

剑阁峥嵘道更崇，书城指顾坐春风。

年来常饮建康水，一得源头左右通。

说到高人忆六桥，月轮楼远梦迢迢。

满江红透千帆竞，待看钱塘八月潮。

殷勤一纸寄成都，乞得千金李篆书。

还望明年真解绶，绿杨深处问衡庐。

吉光片羽细搜求，几度挑灯话石头。

风雨萧萧春去也，定林何日更重游？

其中第一首是说近年来又能与唐老常相把晤。第二首说我们每谈到夏老就会想起杭州西湖和他的书斋月轮楼，并由词卷《满江红》而引起相约钱塘观潮之想。第三首就是指唐老代向任老乞书，并且结合任老此次来信谈及回归扬州大有希望，祝愿他明年真能退休返乡，那就可以常去问候请教了。第四首回应前面，说与唐老访拓钟山定林寺陆游题名石刻的事情。这四首诗，不仅寄复唐老，我亦曾分邮任老、夏老，也都分别得到回音。

只是有一桩事(关于书刻毛主席诗词拓本），任老并没有好意思讲，却是从唐老的两次来信中透露出来——1975年5月20日唐老来信云：“先生惠赐拓帖，不知如何写、如何镌的？但所赐三份字体不同，弟只得其一，犹以为未得其余为憾。不知尊处有多余否，幸赐览观。任先生有信来申谢，彼亦思多得一点，不知能分享否？”同月23日又云：“任先生上月为您写篆书也是机会,现在发肾盂炎，每天打针，不能干事，只是卧床，平复恐需要一些时候。他在接您拓本毛主席词时，很为高兴，希望代索。我恐您拓太费事吧？”因此，至6月底我就另拓了自己书刻的毛主席诗词《登庐山》、《答友人》、《送瘟神》、《采桑子》、《如梦令》、《沁园春》、《浪淘沙》等真、草、隶、篆各体多份，准备寄出，以答雅意。到了这时，任老来信中才坦率说道：“圭璋先生春间转惠主席词本新拓,至谢！此件精彩绝伦，不敢轻易示人，恐遭攘夺。惟逢知己，一出瞻仰，无不钦叹。不知尚有其他拓本否？乞示。顷又蒙赐圭璋兄《西江月》半片，亦词林珍品,谢谢！面来教复俯征拙语，共付剞劂，惭悚不尽。弟凡事粗率，一生已毕，了无成就，实不足以语此。惟前月已许圭璋，足成词阕，不能食言。爰循主席原作，补圭璋所未及者四句，录如另纸，敬乞郢政，并望转圭璋点订，由伊复及，再力缮奉。……上板之纸,宜采何种为宜，大小悉如圭璋词，抑可稍有伸缩？诸祈示及。”不久，任老得到唐老复函认可，便依照我回信中所述书写要求，以小篆写好续词，但却未如所言“办呈子卿兄付梓”。其后几年中，任老来信均不言及此事，我乃投书让之，有云：“关山迢递言犹在，何以先生不续貂？”后来，任老在一次来信中说到：“从旧卷中发现几年前所作小篆笺，原意是求镌板拓墨本数份，宣扬高艺；继感篆笺纤弱，无气魄，不足以申大雅，故留而未发。”当然，任老毕竟年事已高，有时又会将此事弄错，竟把自己的续唐词当成是上半阕，而要我帮他“追忆”其下半阕四句。所幸情况并不复杂，虽有曲折，但不需“外调”，容易“查明”。然而，前后也已历时14年整，直至1989年6月任老重书其续词，我才得以影刻成功，一并附于毛主席《清平乐》词后。任老曾几次戏称这一桩事，是我们“三人中一件文字公案”。

再一件事，就是1975年起任先生一直希望返回扬州。但此事有所延搁，是因为毛主席讲过“老九不能走”，意在批过之后可就地平反、工作。后至1978年，任老由教育部借调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兼职研究员。这时期，我们通过四次信，知道是因从前在镇江中学的一位学生向蒋南翔部长反映而借调的。这时任老在北京，既欲赴日本了解彼邦关于敦煌学的研究情况（因日人尝自诩：“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日本”）。另一方面，又有回扬州工作的思想。可见他一向是眷念故乡的。1980年，终于由蒋南翔部长(是任老50年前在镇江中学的学生）出面介绍，到扬州师范学院担任教授。他一来校，就打听我，并急于见面。经院党委书记成克坚、副书记孙达伍安排，我们相会了。当时，学校给任老住于院内南宿舍中排西首，我们可以天天见面，谈些敦煌歌辞和其他文化艺术问题。张大东先生也常来，谈到任老和我的书法篆刻，并说要请我为任老刻石。张与我还约了5位朋友，于6月15日（星期日）请任老在富春花园茶叙，表示欢迎任老回扬定居。是年8月底，任老曾患尿中毒住院治疗。9月下旬出院后，即于27日找我谈成立词曲研究室的打算；同日，院党委孙桂儒副书记亦找我到党委办公室为他代写小篆中堂回赠林散之先生，并言党委希望我与任老一起搞词曲研究室的问题。这时，我因正与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上（Dr.Joseph Needham)及日本学者薮内清教授、实藤惠秀博士等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情况，酝酿建立中国科技史研究室，而没有答应调动；但仍抽出教学之余的时间帮助任老做些筹备工作，故任老亦几次与我研究词曲室规划，并嘱荐贤，好搭班子。

任老和我都有书法篆刻的爱好。工作之余，亦常谈及此道。是年10月18日曾来条要我代刻“甘泉”、“扬州老乡”两方私章，于是我几次进城欲寻购较好的石料，至11月2日才得到张郁明先生慷慨相赠旧料一方。此时，任老又要我用古篆为他的书斋题“回甘室”三字，我并跋云：“中敏教授高年重归扬州，属题此额。盖言人老蔗境回甘，兼谓回甘泉旧家也。”这样写，因我体会到先生所谓“人生况味我偏饶”的经历，然而，“味久回甘”，终于在党的政策照顾下重获老年幸福的愉快心境；加之任老亦尝自谓是原扬州府属甘泉县人，兼表其心恋故土、叶落归根之意。

不久，任老迁居院内北宿舍，与我为近邻，更是常相来往。有时甚至在风雪之中他还披着麻袋“斗笠”来我家坐坐；或是春暖花香之夜与我一起步月聊天，既谈学问，也谈琐事，连他过去在上海与同学周佛海冶游之事也都谈了。有一次，他牵着我的手走着谈着，越搂越近，对我笑道：“我们也像在谈恋爱哩。”可见先生此时并不完全是“老学究”的形象，也还有些少年情味呢！当然，这也反映出他对我真是不拘形迹，亲密无间，而不仅仅是“坐而论道”的模样。1981年7月5日，我从自家门前移了两棵肥壮的美人蕉送给任老，帮他栽植于书斋窗外，以求显现一个“芭蕉分绿上窗纱”的清幽境界。任老很高兴，说“等它成荫后作一支大曲”；后来，他还嘱我代改《仙吕一半儿·几生修到住扬州》四首曲子，我根据仙吕宫的律吕特征是“清新绵邈”，因而代为更换了几个属于边音、塞擦音的单词，使之更加合律好唱；至于内容，则完全保留原意。任老审阅后，表示非常赞成，并叫我给他推荐发表了。不过，关于音律问题，任老以前并不信任我。记得他初来扬州师院不久，我曾抄录一件旧作《虞美人•蜀冈眺远》词和曲谱，请他指正。任老回复道：“读大作《虞美人》，深美宏约，是成功之作，可垂永久！弟不知彼伧以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骄人者见之，抑有感触否！所配简谱来历如何？曾按诸乐器否？谨防声家呵谬，反而不美。”于此可见，任老只肯定词而否定曲，似乎还怀疑我是偷的他人之作。后来得悉此曲我已公开发表过，并经音乐专家演奏，他才放心了。这，我并不怪他，我认为他的督责之切，正是难得的严师诤友！我们相处的时间长了，他渐渐得知我在1957年〜1958年下放江都期间，曾受扬州市文联之嘱代为整理扬州清曲，并通过调査、访问，以简谱记录下100多种民间曲调；还帮助青年农民排演扬剧，创办农业中学和农业合作社的歌咏队等等。这些（可能是从与我一同下放的谭佛雏和孙龙父先生那儿得知），都使任老很为高兴，因为与探讨地方戏曲的内容、形式都有关系，是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所以，他曾连续几次找我询问民间演出情况,从脚本、演员、服装、道具、灯光、舞美、文武场……直至幕表戏、观众等等，一一问过；还几次借用我所纪录的扬剧曲调残本（因“文革”时期被损坏不少）比勘，做过不少工作。有一次，任老还对我说：“听人讲过你在70年代中期，曾经几次带领中文系学生到江都、泰兴等地开门办学，为农村宣传作过《农业学大寨》的歌舞曲，工农兵学员演过好几场，效果不错。”因此，任老断定我懂得一点乐理，认为对研究诗乐、词乐和乐舞等会有帮助，可以配合他探究“唐声诗”这个专题，说不定“还可以编一出新的《旗亭画壁》来”。其时，任老已经研究“唐戏弄”多年，所积资料甚多，对于中国戏曲发展史了如指掌；就他而言,研究现代地方戏曲乃余事耳！可是，他对于扬剧及其曲调，却常常与我谈得很投合，认为京剧化的倾向日益显著，反而削弱了自己的特色。他还建议我参加扬剧改革的行列，为正确继承和发展本地区特有的剧种（其演出复盖面，以扬州为中心，北至两淮，南至沪、宁及皖南一带）作出贡献，才不辜负扬州古代艺人的创造之功。这是因为任老热爱乡土文化，关心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这块宝地。他并力辟“扬州三把刀”的俗谈，认为那是对扬州的侮辱；也反对“扬州八怪”之说，认为“板桥之艺，都不出民间呼吸，何怪之有？”他更反对有人故意把扬州历史地位贬低，曾来条说“日前发现杭州与扬州两地较量的局面，有赖《三千岁月话扬州》的高论来作依据，好辩论一番”。并且，他还着手编一本古扬州研究资料,把我的《三千岁月话扬州》、《大运河与扬州》、《隋炀帝三下扬州》、《扬州城的历史变迁》等等，全都收入；甚至将我的《扬州建都考》正在分篇撰写论文尚未完全成书的稿子,也预约收入。于此，可见先生对于乡土的热爱之情了。还记得有一次约我到他家闲谈时，我谈起唐代扬州文选学家李善、书法家李邕父子的事迹和成就，任老听得非常满意，当下要我笔录一些谈话要点留给他，以免遗忘；第二天还派人送来条子，谓“兄于李邕介绍甚详，恨知之晚，得兄启发甚多，既感且愧”。这也是由于先生爱乡土、爱书法的感情所致。

1981年末，我结束了在中文系任教20多年的工作，出来创建中国科技史研究室。这虽是在全国高校中最早成立的，李约瑟等闻讯亦皆来电祝贺；但任老对此举并不满意，曾加劝阻，说他明年就招博士研究生，需要合作，并几次来我家商讨出试题和讲课等事。我们先后拟订过“隋唐五代音乐伎艺历史探索”、“隋代文化及其影响”等等试题，并嘱我开列博士生阅读书目及参考书目，要我代他主持招博考试等等。到1982年2月2日还来信称：“倘收博士生,最后专业考题由我定，兄处必已备参考书目,清暇惠教，大幸事也！前所云《大业拾遗记》等书，能再开出多少？盼示。弟久蓄一惊人题目，尚未用来考学生：《批判屈原的自杀》。屈大夫此举给后世影响太坏！”后又问及《罗唝曲》等事，并言：“《湖上八曲》渴望快读，幸有以惠我。因弟亟须收人所编《隋唐五代杂言歌辞》。”同时，孙达老也告诉我：“由于任老两次申报，党委已讨论过，要你到词曲研究室工作，协助招收博士研究生”；并谓：“成书记因蒋部长关系，亦已同意让你去与任老合作。”我说：“容我再与任老商量一下。”

我知道，任老对我是很爱惜的。他与我的交往固然很密，却也曾发生过很大的矛盾冲突，那就是关于能否到词曲研究室工作的问题。上述2月24日当天下午，我在向党委成克老汇报科技史研究室工作时，表示本室新建不久，成绩未著，我不愿再改变专业方向，拟向任老书面恳辞。不料次日任老读后十分生气，即叫保姆送了一张纸条（类似“小字报”)贴到我家门上,声言如不与他合作就“从此割席”！他见我没有回音，又正式写来了“绝交书”(此即该件标题），我们的关系竟这样中断了。然而，任老的性格是耿直可敬的：到了3月19日我往成克老家经过任老门前时，任老看到了，便出来与我谈话，甚至作了三鞠躬表示歉意，弄得过路的李月琴同志（院图书馆职员）见了，也茫茫然不知何措；事后问起我来才明白了，我们一致感叹老先生的贤明可亲。于是，任老与我又恢复了多年的友谊，并因为招博在即，要我准备再开博士研究生2年中的阅读书目，后来他来函表示所开书目“具见功力”，感到满意；并请我在他家吃了夜宵，又商讨了一些学术问题。这样，我们仍旧常相来往了。不过，他先后几次要我为博士生讲课，我始终未敢答应，只赞成在学术问题研究中作些支援，因为科技史研究室的工作也很忙啊。

当然,在国内外我们都有共同的朋友交游，这也是我们能长期维系感情的纽带之一。例如唐圭璋、夏承焘、施蛰存、吴白匋等等诸老，在很多次函札或面谈中经常扯到我们二人。特别是日本友人波多野太郎教授的多次通信和两次来访，我和任老都是“互通情报”共同应答的。曾记1983年3月26日我接到波多野的来信，说他将率日本学术界旅行团访华，约3月29日在镇江金山饭店晤叙。我立即告知任老，届时并由学校派车送我们去。双方别后三年未见，当然会畅谈一番，并合影留念。临别时，我赠其七绝二首以表达我们的情谊：

波多野团长访华函邀晤

于金山饭店有作

迢迢楚水复吴山，小别维扬酒半酣。

又见东风传喜讯，櫻花时节话江南。

鸿文览罢乐悠悠，漫步楼前小影留(时惠赠所著二书)

此日金山分袂后，海门东望念瀛洲。

我和任老回扬之后，仍经常与波多野、实藤等通信,作学术交流；我们还曾准备邀请波多野来扬，一起欣赏扬剧和评话。因为波多野太郎在一次给任老的来函中述及“倘若鉴赏扬剧，是为至幸，评话亦可。”此事我与市文化局韦人局长等都联系好了，结果波多野却没有能来。然而信件或书刊，还是常相来往的。

说也有趣，任先生虽已年老，有时也还显得纯真可爱。记得我们还都住在院内北部尚未移家牛大汪宿舍区时，有一次，他到我家品茗闲谈，外面下起雨来。他忽然见到茶几下面有一样东西——那是我儿子秦望东小时候在劳作课上做的木制小鸭，任老天真地笑道：“下雨不怕，我可以就坐这小鸭船划水回去啊。”他一面说着，一面还连续用手比画着划船，一片天真烂漫的童心，引得大家欢笑一堂。又有一次我去访他，他得意地告诉我：“刚才黄应韶来过，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又不好意思问他尊姓大名，于是就灵机一动，说‘您大号没有改吧’？黄回答说：‘我还是叫黄应韶，没有改啊。’”任老这样告诉我，是表示他的头脑还很灵，能够巧妙地套出“黄应韶”这个名字，简直是天衣无缝，丝毫不露痕迹，是他的一篇得意之作！其实，假如黄先生的回答是：“我仍旧用的是原来的名字，没有改啊。”那么，老先生的这篇佳作，岂不就做不成了！这也表现出任老的纯真可爱，并无“机关”。当他和我都迁居牛大汪后，因我住在楼上,他不便爬楼，往往是来条与我联系，末尾常写这几个字：“有道是：逛逛牛大汪，访访任半塘！”语颇诙谐，可见先生之风趣怡然。由于任老知道我在1957年“反右”后下放江都农村劳动，怀疑是不是也当过“右派”，我说：“并没有啊。”他不相信，陆续花了10来天时间，查阅过很多老报纸，才放了心，并且又感到高兴起来。一天晚上约我谈话，说报上讲过：“你下放江都时发明过脚车式稻麦两用脱粒机，还获了奖。好，你能不能为我发明一个自动车，学习诸葛亮木牛流马，好让我坐了上街下乡呢？”我知道这是老先生在拿我开心作耍，便回答道：“找诸葛亮不行,结果还会要先生困坐车中，多不自在！先生何不找费长房,求个缩地之方，那么，千里咫尺，移步即到，车子根本用不着坐了。”任老知道我也是在与他开心，连说“好，好”，不觉哈哈大笑起來。这一晚，我们互相说了好几个笑话,一直“闹”到10点多钟，我们才尽欢而散。又有一次下午，我应约拜晤，在谈了正题之后，顺便告知最近在北京曾会晤过他的老同学萧劳先生（书法家），萧先生不仅仅谈到从前在北大读书时与同班的邓中夏、张国焘、陈公博、卢前等同学之间的情况，而且对任中敏谈得最多。后来，还说过任先生“三遇王仙女”的故事，如此等等。任老听着，微笑着，面泛桃花，口述往事，俨然是个天真有趣的青年。这些，也都显出老先生的人情味十足，并不是个“老菩萨”！

当然，任老与我多年的交往中，最主要的还是研讨学术。他的刻苦治学、严于自律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还当任老执教四川大学时，唐圭璋先生在1976年7月的一次来信中就曾说道：“中敏专搞敦煌，日夜不懈，精力可佩。虽然目衰记性差，但勇猛治学精神，不减廉颇能饭。”其后唐函又云：“中敏忙于搞敦煌《云谣集》，搞得昏天黑地，考索无据。但还是孜孜不倦，希望水落石出。到过巴黎、伦敦的人很多，就是找不得伯希和给罗振玉的《云谣》。……”在任老来扬州师院工作后，我们更多的是直接交谈。有一次任老询及此事，我认为，罗振玉这段事情自有其来龙去脉，未可厚非。因法国伯希和在1909年寄赠罗氏的敦煌写本照片甚多，其中包括《云谣集杂曲子》残本在内。1924年罗氏依据伯希和所寄照片，编印《敦煌零拾》，书中收入了《云谣集》前半部18首杂曲(此为罗氏自谓，实际是19首），文字与国内印行的其他本子有所不同。其实，有的本子是根据伦敦博物馆藏斯坦因所劫取的敦煌卷子编印的，与罗氏之书固有异文；即伯希和所劫取者，亦未必无异本，其所寄赠罗氏之照片，与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之件疑非同本，文字有异，未始不可理解。然则王重民所认定为罗氏“妄改”，却未出示证据，不可轻信；现在大家尚未发现罗氏所据的照片原貌如何，要推翻罗书似亦未可“妄动”。我觉得考订校雠必须实事求是，而不能主观臆断。这些看法，早在1975年我即与唐圭老讨论过（并希望有人能从巴黎等地发现伯希和给罗振玉的《云谣》原本），曾蒙唐老嘉纳；今任老面议及此,故复申述。任老亦以为然，并有所补充。另外还有关于曲子词的渊源问题，过去不少人以为始于唐代，出于教坊，也有人称李白的《忆秦娥》、《菩萨蛮》为“百代词曲之祖”，反对者则认为是假托李白，时代并没有那么早。总之，论者大都以盛唐至晚唐立论。任老力辟“唐词”之说，比喻为“宋帽唐头”，或“明版《康熙字典》”。甚至托我要在全国学术会议上宣称：“唐词”一名必废!因为它等于是说“唐玄宗被逼上梁山水泊”！我虽不好利用会议废止“唐词”名称，但我认为任老所论甚是(惟比喻易使人误解)。按曲子词（下衍为宋词)之肇始应上溯至隋，如《海山记》中“湖上曲”、李药师《兵要望江南》等皆是。我过去在《论词六绝句》开头就说过：“肇始隋唐曲子词，文人效法谱新辞。”任老比我果敢，只承认隋，而不兼及唐，更好；因此，我也帮他寻找出隋朝曲子，以充实佐证。诸如此类，我们多年来商讨不休，颇多学术滋味。所以，任老乐于将其煌煌巨著《唐声诗》、《唐戏弄》、《敦煌歌辞总编》等等赠送与我。我自愧不能“报之以琼瑶”，只能将任老亲力题字的拙编《秦少游家谱学术资料选辑校注十四卷》和拙著《烽火诗钞》、《秦少游传》、《秦淮海年谱考订笺证》等小书作回报，却也往往受到任老的勉励。有时，他还会派人送些有关科技史、货币史的剪报资料给我，或是约我去看些共同感兴趣的文献和电视；也有的时候，他来条提出“心中有所规划，须对兄详尽,得公余枉驾惠临一罄为幸。顷见有关于秦少游史论，附呈,可以一读。”我也同样尽力支持其科研规划，提供意见，或是帮他解决一些学术资料上的问题。而198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镇江市人民政府为纪念沈括逝世890周年在镇江联合筹办学术研讨会时，我特推荐任老为大会题词,他虽未去开会，我仍然带回一袋会议论文资料给他，因为他对沈括的学术研究精神是极其崇敬的。1987年我到北京出席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也提名推荐任老担任学会顾问，并由学会呈报文化部获得批准，我还携回一些诗词曲资料送给他。所有这些，说明我们之间的学术交往，还是相互支持的。

前而曾说过，任老非常热爱扬州乡土文化。他时常要我谈论扬州历史、扬州先达、乾嘉学派、《扬州竹枝词》、《芜城怀旧录》，以及一些名胜古迹之类（如大明寺、平山堂、文选楼、文峰塔等等），还曾要我代撰纪念高邮二王的诗文由他作篆书寄去。可是，他对“方外”乡贤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与“回乡探亲”等事，却不很理解。这因为他是无神论者，没有宗教迷信思想，不相信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他所编的《敦煌曲校录》书中之所以兼收宗教歌辞，正是为了“揭发佛教毒害唐民之特别惨烈”，目的在于“昭示大宗罪状，乃为批判”之故。又如，他在80年代因前列腺肥大需到南京住院开刀，曾来信告别，说到将要披挂出马，上手术台与死神搏一死战！这也表现出他的唯物观点，具有战胜疾病的充分信心,，这些思想，在年当90的老年人中，是颇为难得的。

可是，任老毕竟老了，体质终于渐渐衰弱下来，不时还得卧床养息。除了常常约我和孩子去一起看看电视、谈谈家常外，讨论学术的话题也渐渐少了下来。当1991年元旦我去向他拜年时，他虽较前几天精神有所好转，可以起床，但也只能说：“新年好，祝老兄多福多寿。”我真为他的健康耽忧，但也无可如何，只有常常应召前去陪陪而已。到1991年年底，他突发脑溢血，十分危险，我到医院去探望时，他已不省人事，很快便在12月13日下午4点45分逝世(享年九十有五)。我极其悲痛，随即作了三首绝句：

巴山蜀水梦魂中，廿载音书断复通(1975年又复通信）

漫向京门询讯息，故园草木待春风。

唐艺纷华赖发微，名山事业伴清晖。

万方沾溉源流远，一饮甘泉兴欲飞！

杖履追陪幸卜邻，高怀安素玉壶冰。

夕阳黄叶空山冷，绝调何人继广陵。

这三曾诗，似乎就是我们之间36年友谊的总结。我每当夜静沉思时，往往总免不了热泪盈眶。“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然而，天地无情，句号终究给我们画了，嗟夫！伤哉！

1999年8月2日脱稿于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