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景

先生曾一度迷恋于盆景。巧不巧的，这“一度”是5年，正好是先生戴上“右派”帽子的5年。有人说，1962年先生有幸被去掉了帽子，于是就不寄情于“景”了；也有人说，因为值3年困难时期，连人活着都难，哪还有余暇去侍弄“盆”！但不管如何说，先生恋于盆景，定有所寄托，必然在理；不过沉溺程度之深，恐常人不易窥其究竟了。或者是迷恋之深，其意不止一个方面。

以下主要得自先生的自述。谨依据旧信，编纂如下。（顺便说一句，先生青少年长于扬州，建国后又在成都多年；扬州、成都两地历来为我国盆景艺术之渊薮，根基深厚，此为其大背景，似不可忽。）

1958年春季后，先生即留意于盆栽艺术，躬亲从事，日有收益。至年底，所蓄已较可观。该年年终，写信给我，稍露其得趣之状，回：“弟案头有扬州石菖蒲、上海螃蟹水仙（今年蓉市无水仙）、老根海棠杜鹃（两花接枝而成，此间名品）及南京雨花台螺子石若干，都可顾盼，已较一般人所有丰富。情怀有寄，不复郁郁，堪告远好。”春节过后，到1959年初夏，他对盆景爱好的投入，已与艺术创作无异。如云：“布置一盆山景，不殊作一幅画，煞费构思。其有成就者，十难得一，余虽不沦于废品，亦不耐鉴赏耳。”

与此前后，由于爱好而涉猎日广，难免有癖。也想把自己的所爱推及友好，评判优劣。1959年8月10日，兴之所至，灯下作书又说起：“近因舍侄从上海寄了十余花盆来赠我，我为酬其美意，特于盆内实其内容，已各有发展，粗可入目，不久即摄几张照片寄给舍侄。届时拟选寄几片给兄看看，活活眼目。台上戏固值欣赏，盆中景亦值欣赏！”这里的最后两句话，对我所说，针对性极强。因为这时我正在北京。为了工作需要，准备庆祝国庆十周年，日夜忙于看戏，“台上戏”或好或次。非看不可，难免有些厌烦；先生竟理会到此，强调了“盆中景”，接着笔锋一转，更说出一番“强中更有强中手”的大道理来。

弟此盆中翠竹亭亭玉立者是戏台上的旦，翠竹旁一怪石，痴守不动，是戏台上的丑。有一景，弟题曰“痴汉守妇”，正是如此。今年此间花会上有盆景数千，最高者乃“屈原行吟泽畔”与“渊明有事西畴”，二盆作者皆黄君希成，为此中第一高手！弟有黄君手植一盆，取黄山孤松横岭之意，题曰“黄山意”——取材非松，乃极平常之紫荆耳。此间公园内，粹蜀中盆景精华，有百四十岁之石榴，有五十余岁之梅，八十余岁之迁君子，真希世之品。若弟所有，大都两三岁之柔枝弱干而已，殊可笑人。

可惜我当时对此一无体会。即使如此，先生仍贯彻原意，随后附来所制“虎峰”小影一帧，详叙此影之丰富内涵。“因植虎刺三栋，全盆重点在峰，故名之。盆长尺五，而宽仅二寸，布置如绘图中之长卷。负手而望者意趣闲淡，非若我辈之忙迫。左二株尚未培育到好处，特略见全盆格属耳。兄于此无所感染，而弟哓哓不已，仿佛在唱诸官调，可笑也。”又：“盆值七元，刺三株值一元五，小人值二角，峰石值三角，盆下两座值二元，耗费比下棋、看戏都多。”这末后一句又是对我的嘲谑。

如此的一个盆景癖，对学业岂不大有影响？先生内心的矛盾实有所表露。到国庆十周年过后，他这样说：“迷恋于盆量不辍，费时失‘业’，奈何，奈何！陷溺已深，拯救不易了！”有时，他也想到把盆景之艺与唐代文艺研究联系起来，作一尝试，但终究没有指望。

按之事实，我至今认为拯救先生险溺于盆景之深的契机该在于1960年进入的困难时期。普遍流行的水肿病害得人生机肃煞，一切劳动只为了一个目标：糊口。如前所述，先生必得为“三纲五常”而劳碌；夫人病来只好躺下呻吟，病去，则服劳如故，种瓜菜生产自救。到这个阶段，先生来信中默然而叹：“盆景尚余三十余盆，一年来已不大过问，仅保持其不枯死面已。”再稍后，我想大家就不必再过问了！

学戏与评戏

人所共知，任中敏先生学过戏、评过戏，但是否上过台粉墨登场，这一节就非我所知了。故无从谈起他的表演。

先说学戏。80年代以来我聆听先生之教机会很多，淡到戏事内容不少，现在只求其最突出者略述一二。一是先生得意地表示梅大王（兰芳，1918年被推为“剧界大王”）是他的师弟，虽梅比他年长三岁。此话不假。1917年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为吴梅先生得意弟子，吴先生课上教授南北曲，常为学生示范习唱昆曲；其时还有曲师赵逸叟专为学生进修以便达到纯熟的境界。先生学过《定情》《赐盒》《酒楼》等几出《长生殿》曲。稍后，梅兰芳即受吴梅指导学昆曲。又向赵逸叟请益。虽然这种传授都不是旧科班的师徒关系，但习惯上所说“先进师门为大”还是适用的，故可戏称梅兰芳为任中敏的师弟。二是任中敏观赏梅大王的戏不少，有一次居然还挑剔过梅在表演上的不足——“其实我对皮黄戏毕竟是个门外汉”，他沉思于往昔，缓缓道来，“哪里会挑出梅兰芳的错！那天，我坐在前排盯着他，自始至终，最后发现他的鼻子尖上冒出不少汗珠子。而这出戏按戏情这个旦角是不该出汗的。因此，梅兰芳对我的批评也无可奈何！”

除了学昆曲，先生那时在北京还学过京戏。他说他秉性粗犷。要学的是花脸这一门。于是请了一位梨园行的教师爷来“开蒙”。教师爷看是一个大学生，知道他不是想唱戏“下海”的，用不着按步就班学，就试试听先生的嗓门，拣一出身上省事的戏，或许今后可上台一展歌喉。商议的结果认为《二进宫》合适。先生具有一副好嗓子，洪而宽，亮而醇，那么就一字一句、一板一眼地虚心地学戏里的徐延昭。谁知先生跟着教师学了三四次，就提出异议来。“我说，那徐延昭的喝词有不通的，要改。改了我才能唱。可是教师他大不以为然，说那唱词字字句句连带唱腔全是祖师爷传下来的，不能动！”任老又说，等他这次走了后，我真的动手改了几句唱词，自以为改得比原词为好，当他再次来教我时，我把改动过的词给他，一说，这可乐了。“他说，您改得好不好我不明白，但有一说，照你这样改的，我可没法唱了——我还怎么教？”两下各不相让，从此先生的京戏花脸戏就一出也未学成。话虽如此，先生对京戏的老生和花脸戏仍一直喜欢，尤其在晚年出不了门，在电视机的播出节目中，还不断的兴致盎然的自以为能品出（西）皮、（二）黄的京味来。

连带说到评戏。因为先生早年即对昆曲情有所钟，故而到老仍常有眷恋。1956年浙江昆苏刚团一出《十五贯》给昆剧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先生远在四川闻知消息后也感到兴奋，等待一赏昆苏剧团的丰采。1958年该团到成都演出，先生连看数场后，有如下评论：“《长生殿》内《定情·赐盒·小宴·惊变·埋玉》等折，周传瑛嗓音几乎干了，扮相又坏，不能撑持，故演了十五场，上座很不好。旦色演《断桥》者甚好，演杨妃者有问题。他们的做工太求合节拍，弄得一起一落太显著，真有点傀儡被牵动的味儿，不好。《断桥》【金络索】‘害得奴几丧残生句’，唱腔甚美听”……可以看出确是行家的口气。

可是先生在川多年，对川戏颇有偏见。而我则每每向先生称赞川戏如何如何，特别是老一辈演员的拿手戏。那是1959年四川省戏曲会演期间，任老被邀作观摩代表，欣赏多次。会后他对川戏流露出“真情”，来信告我：

弟以不爱川戏为大幸事！因此间戏曲十之九为川戏，戏种、戏班、新戏层出不穷，倘爱好它，便是生活上背个大包袱，因不胜追逐之苦也。张德成、刘成基、陈书舫都着过。刘确有丑脚天才，功候亦足，故川戏中惟丑脚戏值得看。顽固派（如我）的见解如此。

我认为“顽固派”自有他的优点，尤其是对川戏中高腔的唱，不少听众提出过不同看法；这些客观现象是应该研究的。记得任老也对我多次说过川戏的唱“不中听”。至少这种评论比一味专捧年青貌美而无演艺可言的角儿更有价值吧。

说到我的家乡戏——越剧，先生毫不客气，骂不绝口。我因为也不欣赏越剧，唾骂由他。先生的主要论点有二：一是全女班，脂粉气太重，改不了。“戏中缺少阳刚之美，叽叽喳喳一道汤，成不了气候！”二是本身缺少艺术基础，建国前的发展靠落后面支持，结姊妹，拜姨太太为“过房娘”；建国后转向进步，求得领导方面的青睐。脂粉气依然，或有过之。

书法

当世的文人学者案头常备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的已稀如凤毛麟角，写毛笔字的已成为“书法家”的专业。这是时代使然。可以这样说，读书写字人拿毛笔的时间多寡其必然趋势为一代不如一代。任老活到95岁高龄，按传统说法，是经历了五代人，所以他中年以后也使用钢笔以求方便。但习惯上仍以毛笔为主，所谓积习难改；何况他中年以前确在书法上下过死功夫。

郑逸梅先生在《书坛旧闻·书林片叶》中说到当代书家学有所宗时，记“学胡汉民者，有李仙根、任中敏、黄乃春、潘勤孟等”。胡汉民书以《曹全碑》体负盛名，任老曾追随这位国民党元老多年（汉民中学即为纪念其人而立），作书受胡汉民之影响原在情理之中。潘勤孟较年轻，宜兴人，胡汉民曾见其临《曹全碑》之作，说“潘君之作，蔚然深秀，妙绝时人，信所谓后生可畏也”。后来潘勤孟即以书法卖字贴补生活，直至去世，得年72岁（1911年～1982年9月23日）。任中敏毕生虽未以卖字为生，他的临《曹全碑》体也未见有潘勤孟功力之深。不过他另有造诣，致力于小篆，实非一般书家可匹敌。先生尝自谦地述及此事：

弟生平学书无成就，惟于小篆略有工夫，又笃好。

他年颓废之前，天能假我一二年之光景，仍愿好好写一百副篆联存世，为身后点缀，非好名，乃留念耳（向后死的友朋留念）。届时定以较精者一副奉赠，兄待之可也。……戊戌除夕前二日半塘草于成都。

任老的这个想法，直到他耄耋之年。当然实际上不会有一二年光景专心于写篆联，但他还是兴有所至提笔写过不少篆书。只是“以毛笔或蔗滓莲房等作墨戏。今日已颇不易，因文房皆难备，更有时间与闲情二端益难备耳”（同上札的另一段）。于是他只能退而求其次，以“量中求质”作书为友朋留念。说是“今天写了一些，选可看者一纸奉，幸存留，勿毁弃，他年若集弟生前手泽，此纸可入选。一笑”。

其实，一个人的书法水平，哪能是拼一阵子多写几幅就可以选出一纸水平高的来！没有五年十年的死功夫怕是还进不了门，窥不得径。达到一个书家的高峰期一般说总要有十年二十年的探求，少不得尚有其他的多种因素的促成。

任老没有出版过书法集，以后也不一定会出。世人自然时无法全面评述任老的书法所达到的成就。这对任老说并无遗憾。作为此文的收尾，我只希望我们作为任老的后辈千万不要忘却先辈的遗泽。这份宝贵的纪念大半都留在他的著作上了；读者在拜读任著之后，如有余兴，不妨去现今扬州大学的“半塘”湖边瞻仰一块不高的石碑，那碑就竖在半塘老人仙逝前故居的旁边不到100米处。

作于1999年6月6日先生诞生102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