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先生在四川住了将近30年，他的主要著作《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唐戏弄》、《优语集》、《教坊记笺订》都是在四川完成的，《唐声诗》与《敦煌歌辞总编》虽然是在离川之后完成，然而资料的集成仍大部分在四川。任先生对四川很有情感，尽管他在四川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写《唐戏弄》与《优语集》时经常强调要多注意四川，常常说“杨一益二”，要把用戏光辉业绩挖掘出来，从未因受到某些人的排斥而不注意川戏。果然在《唐戏弄》及《优语集》里有所体现，使川戏中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在两书中得到凸显，他曾为搜集川戏资料去拜访过川剧名角周企何，也常与川剧学校川剧研究室的彭其年先生来往，那种锲而不舍的认真态度，四五十年了，至今我的记忆犹新。

任先生到四川在1949年，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相当长时间没有工作，住在他北大同班同学张煦（怡荪）先生家里，张先生家住焦家巷的西头，据张先生说，古代成都的碧鸡坊就在附近。张先生住北屋，任先生住南屋，生活怎么办？就由师母王志渊做扬州味的薰豆，任师母的薰豆味道做得顶不错，做好了由任先生挑上街去卖，到附近的小酒店转，由于味道很鲜美，销路很好，每天总能很早销完同来，丢下箩筐，便摸笔杆，在树荫下开始著述。大概是林山腴老先生吧，还为他题写硬纸做的市招“扬州薰豆”，更惹人注意。

任先生卖薰豆的消息，辗转传开了，居然传到了北京柳亚子先生的耳里。柳先生与任先生在抗成时期都住在桂林，关系很不错。柳先生是很热忱的人，但是非常口吃，他忍不住了，每遇见来京的四川人。他总要打听：“成都有个任中敏先生生活怎样？”后来终于遇见了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管教育的负责人，托他送笔钱给任先生，并说：“他是中国的大戏曲家啊！”这位负责同志看到柳先生说话态度十分认真，口吃像着急得不得了，对柳先生说：“怎好叫您老破费，我们以统战名义送他一笔钱，待有机会让他工作好了。”这位同志从北京回重庆，便由重庆汇了一笔款与任先生。

任先生接到这笔钱，还不知什么来头，自己没有工作，怎好接受，便把这笔钱退了回去，据说如是者三次，仍然挑着薰豆上小酒馆去卖，这段生活如果要概括，大概就可以用“碧鸡坊头卖薰豆，焦巷南窗好著书”来说明。街道老人至今还有记得这件事，一位蓄仁丹胡子，白发满头，带起一付老光眼镜，穿着中式白大褂的来酒馆卖薰豆，味道特别好，从不议价，操着一口刚劲的下江口音，由于性情爽直，加上货真价实，很快就卖完。

后来张怡荪先生作了一个大学的文科研究所所长。便力劝任先生参加他的研究所工作，从此任先生便到了望江楼，告别了卖薰豆的生涯，专心致志地进行研究。50年代，资料，特别是敦煌资料十分缺乏，掌握在到过伦敦巴黎的少数学者手里，他居然能在没有助手、资料稀少的条件下，写出了《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来填充这方面的空白，在敦煌曲的理论上至今仍有影响，这不能不是一件奇事。

大学要开科研会，展览成果。张先生，任先生都是老先生，要他们带头把所有发表的东西都交去，任先生把他30年代到50年代的书稿全部收齐，临交前用秤称了一下，重6斤1两，因此他自己戏取了“六斤一两之室”的别号。

任先生青年时代任过胡汉民的秘书，在桂林时期作过汉民中学的校长，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1957年他不服，他说：“冯玉祥的秘书成了统战对象，胡展堂（即胡汉民）终身反蒋，我作他的秘书倒成了反革命，我想不通”，大概就因为这个原故，又划成右派，当时《唐戏弄》已印成书，堆在书栈里，不能出售，书店负责人因为《唐戏弄》部头很大，如不能出售，亏累甚巨，因此要求审察，经某高级负责人详细看后，认为可以发行，但作者得改个名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改名“半塘”。用任先生的话说，“半塘”二字是用拆字格。说明后半生尽力研究唐代音乐文艺，从此以后便由“任二北”改成“任半塘”了。

任先生这段生活是艰辛的，工资降到最低级的副教授，叫他去作资料工作。每天他用背篼背着资料，手提着水瓶去上班。

1966年来了，“四人帮”为了要使“一代红裴照汗青”，不惜“万家墨面没蒿莱”。红卫兵这里抄家，那里勒令，到处吆喝，街头校内沸沸扬扬，上午弄大批人打着黑脸游街，下午押起一大串人带着高帽子示众，甲组织来抄家刚过去，乙团体又来再抄，任先生的工资降得很低，仅能拿生活维持费，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据闻一位红卫兵对着一批受监管的老教授们说：“你们这些老混蛋最会混水摸鱼，你们下池塘去摸鱼吧！”说完，便有人来推他们下水。一位研究宋史很有名气的教授，因为态度兀傲，便把他蓄了几十年的长胡子拔光。又叫另一位搞音韵研究的老教授，把他自己终生研究的稿子，当众跪着自己焚烧，以示忏悔。

那么任先生后半生的稿子怎样呢？幸他有先见之明，将《唐声诗》的稿子和《教煌歌辞总编》的资料事前交我保存，我是一个久经风雨的人，在这样乱的日子里万难幸免。为了不负所托，我把这些稿子和资料转移到我内人在龙泉山的学校，她教农业课程，与附近农民关系较好；为了更加安全，又把它转到老农民家里。

但事情并没有了结，到处相互检举揭发，要清任先生的稿子来烧。我虽然未受到勒令抄家的待遇，但也已游街打黑脸示众过几次。一天一个小组的红卫兵到我家里气势汹汹地说：“要你交出任老头稿子”，不由分说，便在家里东清西找，不但把一些书籍翻得七零八落，连信件照片也飞满庭院，最后没有见到稿子的踪影，才悻悻地抱了一批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离去。晚上又来要我交代，大概我顶了几句，他们便要罚我跪，不拿出来，不准睡觉。后来有位学生平时考我的课，很难及格，我看她的专业课好，分数给得宽。大概她为我讨了个饶，对他们说：“老头儿年纪大了，让他继续交代，叫他滚回去吧！”于是大家都吼：“还不快滚！”回家时已是12点多了。

在清队时他们老是问我：“你为什么跟任老头来往那么密切？你们在搞些什么？你教数学、外语的，你为什么要跟他来往？”这些质问密如连珠炮，也很难答复，只好答：“敬重他有学问。”一位长着一张原则脸，经常讲几句立场话的人咧着嘴又问：“我们组上×老师，×先生不是专业也很好吗？你为什么不来往？整天睁着一对愤怒的大眼睛（我家三代人都是大眼睛），你们在一起讲些什么？”

我因解放前被四川高等特种刑事法庭逮捕，坐了一次监，解放后一直为这件事受到疑惑。尽管我出监有一张特刑庭的《不起诉处分书》，在《不起诉处分书》里将我的口供问答叙述得很详细，但很难使领导相信；加上我性直爱顶撞，上面早已委托人暗中关照我，我尚不知，所以风雨不止，一直磨到70年代。据领导自己说，跑了八十几处外调，化了七八千块钱（当时是个大数目），总算有了确切结论，终于在1972年四五月间提前回来工作。回校时任先生仍在继续监管中，那6年真是“海内无人问死生”的年代。任师母已搬至水津街斗室住，体弱多病，幸亏内人托儿子、女儿常去看望师母，有困难时，作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

人们对那毫不讲理目无法律的“四人帮”统治早已感到厌恶，希望有人能出来拯救万民，此时的形势是“万木无声待雨来”。1976年，平地一声雷，在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的情况下，叶帅终于将“四人帮”逮捕了，大家惊喜之余，奔走相告。十年的一出闹剧，人民痛苦万分的状况结束了。任先生也得到解脱，调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去搞研究，住在他的侄儿北京铜锣巷家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又‘敲锣卖糖’了。”“糖”比喻他又重新搞起唐代文艺。

在他离川之前，我们才将他存放我处的《唐声诗》稿子及《敦煌歌辞总编》的资料，从龙泉山取回，全部如数交与他，他在北京继续整理，然后转回到扬州编成。虽然我承受了一些屈辱和风险，终于让它保存完好，没有辜负使命，也算尽了我一点小小的责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