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敏先生（1897年～1991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近现代散曲学的宗师、唐代音乐文艺学的奠基人。他坎坷曲折的人生、至大至刚的品性、严正做人的态度、渊博深邃的学识和洋洋数百万言的著述，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竖立了一座丰碑。

小学潮，大义气

清代乾嘉时期的扬州，由于盐商经济的繁荣，成为东南财富之区，在文化方面创造出光辉灿烂的篇章。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举凡扬州画派、扬州学派……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承其绪余，后世也代不乏人。到了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七日（1897年6月6日），在扬州一个经营盐业的殷实之家，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任讷，字中敏，后以字行。这个名字是取《论语》“讷于言而敏于行”之意。任氏祖籍安徽，世居扬州。父任恭，字守谦，时在淮安业盐，所以任中敏的诞生地是在淮安县城，母顾竹筠，亦扬州人。兄妹十人，中敏行六。长兄任诚，字孟闲，曾任江苏第五师范（今江苏省扬州中学前身）校长、江苏省教育厅督学。

1902年，中敏6岁（虚岁，下同），入淮安私塾。1909年，举家迁回扬州，居扬州毓贤街牛录巷，与一代名儒阮元的故宅为邻。

1912年，中敏与七弟任誾同赴常州，考入江苏第五中学。同班同学有瞿秋白、李子宽等人。其时民国刚建立，青年学生的思想都非常活跃，五中成立学生会，中敏为理事。

五中的军训教官是前清行伍出生。学生不满于他的旧式教育，便常发生争吵，遂于1915年演变为学潮。但在那个时代，学生当然不可能取胜，复课后校方不肯善罢甘休，要同学交出为首者，并扬言如果不交出来就全班解散。担任学生会理事的任中敏与李子宽、钱乃安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情愿接受开除学籍的处分，从而保全了全班同学。（李子宽后来成了《大公报》创始人）。

19岁的任中敏被开除后回到扬州，娶妻严淑英。1917年春季，转入江苏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前身）。暑假，在八中毕业，考入北洋大学预科。同期考入的有张太雷等人。

任中敏酷好文史而疏于理工。1918年夏，学期考试几何学不及格；按学校规定，一门课不及格须留级一年。他不愿再读，便弃工学文，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与他一同考入的，有他的同乡好友朱自清，以及罗常培、张煦等，朱自清读哲学，但仍与中敏同住一舍。国文系教授中有中敏的另一位同乡、国学大师刘师培。当时的文学院院长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校长为蔡元培。

任中敏在五中的学潮中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义气，进入北大，便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风口浪尖之上。

“五四”先锋

1919年初，“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国内，首先激起北京大学生的无比愤怒。5月3日，任中敏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临时紧急大会，决定次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5月4日，北京13所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到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震撼了沉睡的北京城。会后，开始游行示威，走到东交民巷西口，遭到帝国主义巡捕和反动军警拦阻。学生们更加激愤，直奔东单赵家楼。曹汝霖见势不妙，躲进夹墙。学生们激愤已极，匡互生取出随身携带的火柴，准备放火烧掉这卖国贼的巢穴。有的同学担心：这会引起什么后果？匡互生、任中敏都说：“严惩国贼，还顾什么后果！”于是，匡、任等人点燃了这时代的火种。

至傍晚，游行队伍逐渐散去，但还有同学余怒未消，坚持请愿。北洋政府下令抓人，军警抓了北大20人，其他学校10人，围观群众2人，任中敏也在其中。

5月5日，北京全市学生总罢课，强烈抗议反动政府抓人。李大钊等教授四处呼吁，蔡元培校长亲自出面，与当局交涉，要求放人。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组成联合会，发出通电，要求放人。当局不得不把32人全部放出。5月7日，北大师生在红楼前集会，欢迎20勇士胜利归来，蔡元培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任中敏亦立志以蔡校长为表率。

“从此读书写字”

在北大第三学期分专业时，任中敏选择了词曲，受到词曲主讲教授、曲学大师吴梅的赏识。1920年，24岁的任中敏从北大毕业。1921年，在南京省立第一中学教书。原配严淑英已去世，这年续娶程纫弦；1922年，执教于江苏第五师范、江苏第八中学。暑假后去广州，在广东大学中文系教书一学期。1923年，中敏寄寓苏州吴梅先生宅，尽读吴氏“奢靡他室”词曲珍本，并得吴师耳提面命，从而在词曲学方面大有进益，并写学习心得，整理成《读曲概录》一稿，以后有关章节分别录入其他几种著作中。1924年初，他离开吴家到南京龙蟠里江南图书馆读书。当时的江南图书馆藏书极富，著名的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尽归其所有。他先是在图书馆附近租了间房子，后来又住到馆里，在这里盘桓约半年之久，年底回扬州毓贤街旧居，用3000元银币广搜图书，题书斋壁曰“从此读书写字”，以示潜心学问。又题卧室为“感红室”，以表对原配夫人严淑英的怀念之情。同程夫人渐生龃龉，但已有一子，取名任有愈。另有两女早夭。1927年，应上海民智书局经理、华侨富商林焕庭之聘，任该局编辑，为书局编了一套四年制小学语文教材。同年编成《元曲三百首》，由民智书局出版。1928年编成《荡气回肠曲》，署“王悠然辑”（任中敏后来的夫人王志渊笔名），直到1931年才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并以“二北”之名加序。朱自清先生在他的《读书笔记》一文中专门介绍了《元曲三百首》与《荡气回肠曲》两个散曲选本的特色，并连带谈到对词与曲的看法。任中敏从此走上中国的学术舞台。

林焕庭支持国民革命，以书局作为国民党的文化机构。他介绍任中敏加入国民党，并把任推荐给他的亲家、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当时胡汉民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遂任命任中敏为宣传部宣传出版科科长。1928年，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聘任中敏、王镜吾为秘书。中敏与镜吾之妹，上海美专学生王志渊相识相爱，于是，与程纫弦协议离婚，程的生活费用仍由任提供。次年任中敏和王志渊结婚，从此70年伴侣生涯形影不离。

任中敏在胡府任职期间发表言论抨击官场黑暗，常常使胡汉民在政治上处于被动。胡汉民对中敏说：“你性格耿直，不宜服务政界，不若弃政从文。”于是从1930年起任中敏担任镇江中学校长。他在镇中悉心培养的学生中，有蒋南翔等。

1931年1月，《散曲丛刊》15种由中华书局出版，内《〈作词十法〉疏证》、《散曲概论》、《曲谐》3种为自著。2月，《词曲通义》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40年，任中敏辑录的《新曲苑》34种亦由中华书局出版，内附《曲海扬波》6卷为自著，署名任二北。二北，寓意北宋词和金、元散曲。另与卢前合作编有《散曲集丛》7种5册（1941年）及《曲话丛编》。这几部书开辟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生面。他把纯文学研究同音乐研究结合起来，将历史流程的纵向清理与文体间的横向比较结合起来，构建了词曲发生史、词曲形制史、词曲传播史的学术框架。这标志着近代散曲学的建立。被传统上夫视为“小道”、“蔽精神于无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散曲，从此系统地进入人们学术视野。至此，任中敏已出版词曲方面的专著、编著约百万言，这些著作成了散曲研究者必读的经典。他在词曲研究方面的学术地位已经确立。

“一切为民族”

九一八事变再次激起任中敏先生的极大爱国热忱，其时他仍担任镇江中学校长，颁发“一切为民族”校训，撰制慷慨悲壮的校歌：

时日曷丧，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还我河山，还我河山，永固我金汤！

一息尚存，此仇必报，铁血撼扶桑！

时日曷丧，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他每日清晨，率领全校师生，高呼校训，高唱校歌，跑步出操，声震三山，镇江市民无不为之感动。学生蒋南翔、戴步瀛等数百人走上街头，游行请愿，查封日货。先生以校长之尊，旗帜鲜明，予以支持，并撰写了《革命与反革命》一文，痛斥汉奸卖国贼行为，从而得罪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被迫辞职。

1932年下半年，任中敏往南京栖霞山乡村师范任教。1934年应胡汉民之邀，往广州创办仲元中学。仲元姓邓，是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一。1935年，在广州加入胡汉民创办的新国民党。这年8月，《词学研究法》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初，国民党上层人士发起筹备汉民学院，在立法院内设立董事会，由孙科任董事长，中敏任执行董事。蒋介石、宋子文各捐资1万元以示支持。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民抗日时期，募捐办学事暂停，不得不缓办学院，先办汉民中学，由王漱芳任校长，任中敏任教导主任，校址设在栖霞山。

任中敏办教育为中华民族，搞学术也为中华民族。他对日本人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切齿痛恨，把赶超日本人作为自己的学术责任。

八千里路云和月

汉民中学开学仅一周，上海失陷，日寇进逼。任中教率师生西撤。跋涉苏、皖、赣、鄂、湘、黔、桂7省，行程8000余里，备尝艰辛，到达广西桂林。新地有址无校，他们就在穿山脚下筑舍建校，又增设小学部。校舍建成，任中敏正式出任校长，1941年汉民中学改为国立，直属教育部。时教育部长为陈立夫。

汉民中学在大西南很有名望，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志士和专家学者。任中敏作为一校之长，主张从严治校。他明确要求全校学生：

聪明正直，至大至刚。

严格考试，严正做人。

清白鲜明，临难不荷，刻苦慰劳，牺牲奋斗。

永怀斡地排天志，各要千锤百炼身。

一次大雪过后，体育教师要学生脱下长袍做操，有人抖抖瑟瑟，唯恐衣领裹得不紧。中敏见状，十分生气，对体育教师说：“让我说几句话。”他在凛冽寒风中向学生训道：“抗日将士在冰天雪地里浴血奋战，可你们连长袍都怕脱，不感到羞耻吗？我先脱给你们看！”说着，中敏除去马褂，脱下长袍，蜕去绒衣、只留衬衫，带头跑步。学生们跟着校长训练起来。任中敏对学生严格要求贯彻始终，直到他86岁高龄，培养第一个博士生王小盾时依然如此。王小盾被录取后，任老对他说：“你跟我学习，一天要工作12小时；一年365天，只放春节三天假。你做得到吗？做不到现在还可以回去。”他们师生真应上了“严师出高徒”这句话。在任老的指导下，王小盾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一篇高质量的博士毕业论文，题为《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并获上海市1996~199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在抗战期间，汉民中学每天只开两餐。任中敏说：“艰苦抗战，灭此朝食！”用这种方式体现艰苦抗战的意志。他每天同学生一起用餐，糙米饭，青菜汤，从不特殊，直至抗战胜利。他对教师说：“在学生面前，我愿意是冬天，而你们应该是春天。”事实上他非常关怀学生的生活，遇有困雅者一定设法帮助解决。校园里出现若干进步团体，他态度开明，妥善处置，允许他们进行抗日活动和民主宣传。1944年9月，日寇进逼桂林，任中敏率全校师生西渡榕江，入黔东暂避。时值洪水泛滥、瘟疫流行。五百师生，齐心合力，抗洪水，战病魔，顶饥寒，课业不辍，经年而还，无一伤亡。可这时汉民中学又成一片废墟。任中敏意志如钢，锐意恢复。经3年努力，校园扩至400余亩，建教室、宿舍28座，并辟有体育场、图书馆、大礼堂，购置图书5万余册，及各种仪器设备。1946年，国共分裂，国民党要重新登记，任中敏自动脱离国民党。因汉民中学办学有方，靠日手起家、成为西南之冠，国民党政府奖励任中敏3000元，任中敏全部交公作办学之资。

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不识时务”而又以教育为己任的任中敏赶到广州，索要办学经费。孙科只是搪塞，陈立夫干脆说“已非其时”，何应钦倒是给了一笔钱，侨商胡文虎也给了他一些资助。于右任先生见任中敏如此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对他说：“你不干研究，搞教育，可惜了！”于右任慧眼识英才。其实，任中敏并没有荒废学术研究，只是出于责任，坚持办学。

朱自清先生在他的著名散文《我是扬州人》中说：“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不管人家理会不理会，难道还不够‘憨’的！”任先生就是这样“憨”得不知乾坤转，不知荣与辱，只知办教育。也可能就因有了这股“憨”气，才能一往无前，专心学术，有所作为，有所建树。

蜀客仙风

在解放军南下广州前后，任中敏只身离桂赴渝，不久转赴成都。桂林解放后，汉民中学被军管。军代表听见各方面都反映任中敏勤敏廉洁、治校有方，就改变停办决定，将汉中改名为桂林市第一中学，并欢迎任中敏回校继续任校长。而这时任中敏正在成都以卖五香豆笋维生、聊补无米之炊。1951年，经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介绍，任中敏到成都四川大学任教授。1954年肃反受审查，免予刑事处分。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被判处行政管制，留校控制使用，保留教授职衔，工资待遇不变，但不准上讲台。1961年撤销管制处分。1962年摘除“右派分子”帽子。1963年摘除“反革命分子”帽子。“文革”中长期受冲击，抄家、批斗、停发工资。他重抄旧业，设摊于四川大学门前。直至1975年，80岁的任中敏被宣布恢复工作。

逆境之中的任中敏，失去教书育人的机会，但治学不废，研究不辍，意志弥坚。1954年《敦煌曲初探》、1955年《敦煌曲校录》两书均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皆署名任二北。这两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任中敏跨入了另一个广阔的文学研究领域，步入他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以将近花甲之年，处身不由己之境。为一门学科开基创业，乃学术史上所罕见。江树峰先生概括他这一时期的经历为“蜀客仙风”（江曲全文见本文“荣归故里”章引）。

卖“糖”生涯

任中敏把后半辈子的学术建树定位在“敲锣卖糖”。

在对北宋词和北曲的研究告一段落后，就任中敏的学术个性而言，必然会产生对于词之起源问题的思考，这就使他瞄准了另一块学术处女地——唐代音乐文艺学。虽然唐代音乐文艺有过它辉煌的存在，但研究它的学问迟迟没有建立，甚至人们已逐渐遗忘它的存在。所谓音乐文艺学，就是将音乐与文学结合起来研究，这是任中敏在进行词曲研究过程中所确立的学术理论。由任中敏来担纲建立这门新学科，应该认为这里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如元曲、元杂剧，元人创作它是为了用来演唱的，那么，唐代有没有音乐文学呢？于是他夙兴夜寐，探赜索隐，以“竭泽而渔”的壮志，搜得千万言原始资料；然后爬罗剔抉，提要勾玄，形成自己独立而系统的见解。50年代初，年过半百的任中敏订立了一个创立唐代音乐文艺学的庞大的研究计划：撰写总题为“唐艺发微”的八大部著作。

失业、肃反、戴帽、管制，都未能阻止任中敏对音乐文艺学的研究。1955年，他完成了“唐艺发微”中的代表性著作——《唐戏弄》的撰著，并在他59岁生日这天写下《弁言》。这部90余万字的巨著，论述唐代，兼及五代，追述南北朝与隋代戏剧，向人们展示了一座中古戏剧艺术的百花园。有关章节又将唐戏与宋元戏、明清戏比较，以详明正变，辨别异同。每论一戏，必置于唐代文学大背景和社会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从而将音乐文学分为八大类：①声诗；②长短句；③大曲；④变文；⑤戏弄；⑥酒令；⑦雅乐；⑧琴曲歌辞。如是，以此为开篇，提供了这门学问的系统理论。

可是不幸，书稿行将付梓时，中敏被错划为右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右派的书不可能出版。作家出版社意识到《唐戏弄》的巨大学术价值，愿意承担风险，为其出版。他们派人同中敏商量，为了避免政治麻烦，希望换个署名。中敏说：“名字只是一个记号，只要书能出版，随便叫什么都行。曹寅在扬州搞《全唐诗》，我不敢同他比并，且这本书只论戏剧，不论俳优、百戏，只是一个‘半边体’，就署‘半唐’吧！”出版社在排印时又加了个“土”旁，变成“半塘”。任中敏幽默地说：“我已成了右派，加个土旁，变成地主，我更吃不消了！”出版社告诉他：“加个土旁，也只是池塘之塘，与地主无关。”出版社又说：“也正因为你是右派，稿费只能给半，即5000元。这样若万一上面查起来，我们也有个托辞。”任中敏说：“稿费给—半是小事，只要书能出来就行，只要不戴地主帽子我就放心。”

这样，任中敏后半身就一直沿用“半塘”这一笔名，并作为自己的一个别号。《唐戏弄》正式出版是在1958年。以后他有关“唐艺发微”的每一部著作都署“半塘”。他曾把唐艺研究比作“敲锣卖糖（唐、糖）”。八大部书，一本一本地写出来，又一本一本地“卖”出去，这当中包含了多少汗水、多少辛酸！

荣归故里

1979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后，任老的学生蒋南翔恢复工作，出任教育部长。戴步瀛向蒋南翔转达了先生返回乡里的愿望。蒋南翔即与担任中宣部部长兼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商量，先将任老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过渡，然后回扬州。1980年，84岁高龄的任中敏回到阔别40余年的故乡，到扬州师范学院任教。同年，扬州师院首次申报硕士点，并报任先生为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点导师。次年，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复为博士点。

原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邓小平关于中国教育要有一个大的发展的指示，决定设立本国的博士学位，讨论首批文科博士生导师名单时，有学者提出扬州师院任中敏应该列入，并获一致通过。于是，84岁的任老创立了中国首批博士点之一——扬州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首届招收博士研究生王小盾一名。1982年，他的《唐声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同年，所著《唐戏弄》修订本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优语集》1981年已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说到《优语集》，任老早在1952年成都四川大学时就已著手。王国维有一部性质相同的书叫《优语录》，任老嫌其过简，《优语集》在数量上超过王著7倍。这部书以对于历代俳优语录资料的考订，展示了作为戏剧表演者的优人的历史，亦即中国戏剧的滑稽传统的历史。它与《唐戏弄》成为双璧，提出了一条认识中国戏剧历史的新思路。任老本人极为诙谐幽默，这既是他智慧的流露，又是他人生的态度。约在80年代后期，某日《新民晚报》副刊载有一文，内有“已故任中敏教授”云云。任老对此毫不介意，大笑说：“人只能死一次，看来我不会死了。”从这里我们是否可以看出历经磨难后的老人对人生的彻悟呢？

任老荣归故里，他的文友、门生及众多私淑弟子无不欢欣鼓舞。江树峰先生与任老有半个多世纪的友谊，并曾任扬州师院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他得知任老归来，赋散曲一套，步任老【曲雅·仙吕】原韵，全曲如下：

【仙吕·解三醒·步任二北先生原韵并请校正】

闻说得盛会空前，正当他北郭春妍，乡心越老偏难咽，遮不断柳堤烟。这梦魂啊俏随红树连萤苑，蜀客仙风落故园。书囊倦，长走在京华古道，小别多年。

从此后瘦湖花片，从此后纪念堂沿，从此后西园曲水虹桥辇。从此后平山边，从此后大明古刹增辉焰，从此后散曲吟笺满画船。文风远，好趁着五事妆靓，念四桥边。

这套散曲热情地歌颂十一届三中全会让任老再次获得新生，焕发青春，回归故里，开创一贩新的事业。任老甚为欣赏，请人工表，悬于客厅。江树峰先生并将此曲收入《梦翰诗词抄》，并附录江泽民诗词，于1986年交香港图启有限公司，作为“国际文化交流要著”出版。

夕阳灿烂

在任老晚年，各级领导为抢救他的学术，继续他的事业，作了很大努力，先后为他配备了多名助手。80年代后期，扬州师院成立以他为名誉所长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所，实际充当了他的集体助手。当他以九十高龄招收第二届博士生季国平时，成立了以任老为组长，李坦、胡忌先生为副组长的博士生指导小组。他招收的第三届博士生李昌集，则由徐沁君、谢伯阳二教授协助指导。在任老过世后的1993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扬州师院邀请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担任兼职导师，指导一届博士生两名：许建中、杨栋。1993年，王小盾教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博上生导师，不久来到这个博士点上。薪火相传，继续老师开创的事业。

《敦煌歌辞总编》是“唐艺发微”中最大的一部著作，120余万言。敦煌是个宝库，而敦煌的文物多被外国人盗走，欧美和日本出了一批敦煌研究专家。日本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1984年，任老将书稿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社看到这部书的巨大学术意义，准备找个政界显要或学界尊宿题写封面。任老得知后坚决不同意，甚至还要助手找个10岁以下的小孩题写。他说要把敦煌学的希望放在下一代身上。1987年底《教煌歌辞总编》出版。这是一部集敦煌音乐文学研究之大成的著作，海内外学术界誉之为敦煌学回归中国的宣言书。从写作目的看，它追求作品资料和考据资料的齐全，既是敦煌歌辞的全集，又是关于敦煌歌辞研究的总结。从编撰体例看，它综合辑、校、考、论为一体，代表了一种理论著述的特殊文体。从篇章结构看，它概括了敦煌曲辞的体裁分类。这部著作以其宏大的规模，翔实的资料和细致的辨析，为中国俗文学研究和唐代文艺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迄今为止，它仍然是敦煌文学研究领域中较富理论色彩和史料价值的著作。

1987年6月1日，同人举办冷餐会祝贺任老90足岁生日，并预祝《敦煌歌辞总编》出版。任老致辞，回忆30余年来撰著、推销“唐艺发微”的经过，又一次风趣地说：“我这后辈子就是干的敲锣卖糖！”在场的著名文艺理论家谭佛雏教授即兴在签名簿上留言：

巴蜀维扬，九十星霜；

半生事业，鼓锣卖糖。

任老阅后大喜，请书家书写成条幅悬挂于客厅最显眼处。

1991年，任老的关门弟子李昌集学业期满。任老与王小盾合作的《隋唐五代燕乐言歌辞集》由巴蜀书社出版，并获第五届中国图书奖荣誉奖、首届全国优秀古籍二等奖、首届四川省最佳图书奖。“唐艺发微”八部著作中，《唐著辞》、《唐大曲》与《唐短歌》未能最后成书。王小盾教授解释说，著辞就是酒令歌辞，在他的博士论文里有著辞专章，已经解决其中的核心何题。他的另两项成果论文《唐代酒令与词》和专著《唐代酒令艺术》都是围绕这一题目的。关于《唐大曲》，王小盾已经化作三个问题，即博士论文中的大曲专章、论文《论〈宋书·乐志〉所载十五大曲》及《唐大曲及其基本结构类型》。关于《唐短歌》，王小盾认为可以不编成专书。另有一件奇事在此作一交代。任老回扬后，曾将他历年的论文编成一集，起名《回甘集》。题目寓两层意思：“甘”喻美好，而“甘泉”又指扬州。书稿交给了巴蜀书社，后被一成都女子自称“任小敏”的，把书稿从出版社骗走；其后扬州师院虽曾派专人到成都寻觅，但至今下落不明。

任中敏先生于1991年12月13日，病逝于扬州苏北人民医院，享年95岁。

半塘丰碑

任老95年的自然生命，75年的学术生涯，给后人留下巨大的精神财富。20世纪之初，他向旧文化冲锋陷阵，成为光荣的“五四”先锋，20世纪中叶，开辟新的学术领域，成为奠基之人。20世纪之末，再创辉煌，参与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文科博士教育事业。

任老关于词曲研究的主要著述有：《元曲三百首》（1927年）、《荡气回肠曲》（1931年）、《散曲丛刊》15种（1931年）、《词曲通义》1种（1931年）、《词学研究法》（1935年）、《新曲苑》34种（1940年）、《散曲集丛》7种（与卢前合作）（1941年）。

关于唐艺研究的主要著述有：《教煌曲初探》（1954年）、《敦煌曲校录》（1955年）、《唐戏弄》（1958年、1982年）、《教坊记笺订》（1962年）、《优语集》（1981年）、《唐声诗》（1982年）、《敦煌歌辞总编》（1987年）；与王小盾合作《附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1990年）。

任老先后执教过的学校有江苏第五师范、江苏第八中学、镇江中学、栖霞乡村师范、汉民中学、上海大学、南方大学、复旦大学、广东大学、四川大学、扬州师范学院。协助他指导博士生的教授有徐沁君、谭佛雏、李廷先、曾华鹏、胡忌、李坦、谢伯阳。在他指导博上生期间担任他学术助手的有车锡伦、季国平、黄俶成、童健。从王小盾以下，已有连续九届博士沿着他开辟的学术道路继续前进。

根据任老生前愿望，以他个人全部积蓄为基础，在他身后设立“任中敏学术基金会”，从1995年起设立学术奖。首获此奖者有李昌集、姚文放、王锡九、黄俶成等。

1997年6月，在任老100周年诞辰的时候，人们将先生故宅旁一个与瘦西湖相连的池塘命名为“半塘”，并立碑纪念，以供后人瞻仰。1998年，李昌集教授及王小盾教授的弟子戴伟华教授，也已成为博士生导师。

半塘之碑，竖立在老人自然生命的终结处，又竖立在老人学术生命的高峰处，后人弘扬奋进的起点处。真可谓塘因斯人而名声益著，人因斯塘而千古留芳！